（鼓掌、音乐起）阿忆：话题节目《谁在说》。今天，咱们谈谈电视，谈电视自然要说起主持人。过去，我们都认为主持人必须长得漂亮，别像我这样。如果是男的，应该英俊，个子应该很高。如果是女的，必须美丽，还应该苗条。但是漂亮的主持人都得有人给她写稿，于是从1994年开始，一小批不用人写稿便可以脱口说话的主持人诞生了。这些主持人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香港凤凰卫视的窦文涛。有请窦文涛上场。（掌声）阿忆：你好，文涛。窦文涛：阿忆好。阿忆：你我都有在凤凰卫视的工作背景，因此很多习惯大致相同。像你一样，本主持人特别不爱问大问题，尤其不爱从一开始就问大话。咱们还是小问题开场。窦文涛：招呼吧！阿忆：以前的男主持一定要西装革履，戴好领带，规规矩矩地上场主持节目。而你，穿着马甲就跑上台。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窦文涛：香港的电视台跟内地不一样。比如服装一项，有专门的形象设计部门为你量身定作。其实，我对穿什么服装无所谓。反正穿什么也好看不了，你给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你记得吗？我最开始穿马甲是打领结的。后来我才打听到，那不是我们服装师的设计，而是我们老板的主意。他喜欢香港一位财政专家的打扮，那位专家就喜欢打领结。老板让我往他那个路子走。阿忆：你同意了吗？窦文涛：你给人家打工，人让你穿裤衩上去你也得上呀。（爆发大笑、掌声、音乐）实际上，对我穿马甲打领结观众有很多反应。我发现，我被观众接受的过程，也是我像滚刀肉一样忍受煎熬的过程。我是硬着头皮穿的那身行头。有一次，一位香港服装师提议，让我时尚一点，新潮一点--她是位18岁的小女孩--所以她给我找了一个绒毛大领结，领结两端还带着两个坠子，看上去活像一只大兔子。（爆发大笑）后来北京说，文涛你穿那东西不好看。旁边有个人小子添油加醋，说他就那德行，穿什么都糟蹋！不过从那儿以后，还是有点儿小改动--领结不打了--因为有一位老观众来信，说窦文涛打领结像小日本儿的翻译官，会激起民族仇。（爆发大笑）听说写信这位老先生就参加过抗日战争，我想多半是他自己看了极不舒服。穿马甲不打领结，一下子宽敞多了，这就是我主持《锵锵三人行》的新打扮。只有一次我没穿马甲。很多人不满意，问我为什么要穿T恤？实际上那是因为有一位观众通过电脑发来一个电邮，署名叫"好可怜"。（窃笑）好可怜在来信里说："我是一个17岁的小女孩儿，得了败血病，只能再活3个月。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医生特许在病床上摆上电视，让我每天看《锵锵三人行》。我临终前唯一的一个要求是，希望您能在一次节目中赤裸上身，让我看看您那发达的肌肉。"（大笑）其实，不能把人总往好处想。在网上发电邮，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真的，一种绝对是恶作剧，可能是有意让我出回丑。但是万一如果是真的，咱怎么能伤好可怜的心呢！（窃笑）可我琢磨着，我身上最发达的地方也不见得是上身儿呀。（爆发大笑、掌声、音乐）所以那天，我就穿了一件紧身T恤，而且解释说，对不起好可怜，肌肉展示出来不一定好看，说不定会让你病情更加恶化，（爆发大笑）所以穿了这件T恤，您就看看这小胳膊的轮廓算了。阿忆：主持人有感召力，当大家发现窦文涛爱穿马甲之后--我不知道外地怎么样--反正北京的马甲特别好卖。窦文涛：北京可没跟我分钱！其实，我本来没几件马甲，但后来有一个企业总见我穿马甲，就提出给我赞助，每个季度送几十件。结果到现在，我的马甲有好几百件。阿忆：那是曾献梓的金利来。窦文涛：他赞助了一柜子一柜子的马甲，每年还送上百件乱七八糟的衣服。到后来，根本就挑不过来。于是，这给凤凰卫视有偷窃我衣服行为的主持人提供了土壤，我箱子里的衣服也就越见越少。阿忆：《谁在说》的主持人也一直穿马甲。这期因为你来所以没敢穿。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看马甲以后，总想到乌龟王八之类的东西。窦文涛：为什么？阿忆：有一个笑话说，一只小虎追一条蛇，蛇疯狂地跑，转到屋后就不见了。小虎找不到蛇，只见屋后走出来一只乌龟，小虎看了半天，突然大喊："蛇，别以为你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爆发大笑）窦文涛：我也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一条蛇身负重伤，在路面翻滚，警察跑来问受伤的是谁，围观的人说，是乌龟。（笑）阿忆：大家特别喜欢你主持节目。我们知道各个大厦里的白领，每天中午吃饭，都打开凤凰卫视，看你的《锵锵三人行》。而且争相传播，说有个小子，每天中午都说好多笑话，他能在搞笑中把当即发生的新闻讲给大家。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总是3个人在那里说呀说呀。大家开始有非议了。说窦文涛天天不正经，尽说一些色情故事。于是，一部分人不大喜欢你了，也不喜欢马甲了。北京的马甲也就不好卖了。窦文涛：好卖不好卖，跟我没关系，我现在也不穿了。阿忆：好啦，咱们现在正式进行访谈。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台上另外两位重要节目人员。我身后，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学系很有名的教授周孝正，他是首席观察人。咱们说到一定火候，不论对错，他都要出面说两句。在你身后，是吉他手胡平。如果你说到伤心处，他会即兴弹伤心的曲子。哈，这是欢快的曲子。窦文涛：那咱今天从头到尾就是它了！阿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觉得你特珍贵。原来的主持人是拿着稿，冲着摄象机镜头前的提示器，一个字不落地背诵。但你当主持人，脱口就能讲话！窦文涛：其实，除了聋哑人，平常的人都会说话。阿忆：但再会说话的人，一对着镜头也犯傻，也差不多是目光呆滞。窦文涛：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教人练口才的书。说实在话，这些书到底有多大作用，我很怀疑。我觉得，每个人从来就不缺乏说话技巧。即使是平常人，哪怕他再内向，再沉默寡言，如果你请他回忆一下，问他一生中是否有过至少一次滔滔不绝，他的回答肯定是肯定的。他至少有过一次能说得特别有魅力，说得大家都爱听他说。这次光辉可以出现在酒吧里，出现他跟朋友或者家里人的聊天之中。只要在你这辈子里有过一次这种经验，就说明你完全有口才，完全具有说话魅力。可能你唯一差的是状态。这种状态就像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一样，你训练时能跳3米，但比赛时只跳过1米5。人总是在自己最自在的时候才能自我调动起来。也就是说，你缺乏的根本不是什么技巧，而是缺乏心里的一种好状态。其实，我在生活中从小到现在都挺认生，见到不太熟的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并不觉得我在生活里是多么会交际会说话的人。我甚至小学5年级时还有口吃问题，现在有时候说急了也会结巴。阿忆：没关系，好多伟大的人物小时候都口吃，但后来都讲演得很棒。窦文涛：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笑）小时候，我哥听说抽人大嘴巴能治口吃。所以我一结巴，他就突然抽我，还还是没治好。（大笑）据说，心理性口吃的人确实有一定表达障碍。到了初中，我还是特腼腆，特别不敢说话。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校长，是他慧眼识英才，挽救了我的一生。有一次演讲比赛，他让我参加。那时候，我虽然不能说，但我朗诵课文朗诵得不错。（笑）那个年代的演讲其实跟朗诵一样，背熟了就能得奖。所以，我事先紧张而拼命地背。在家里，我让爸爸妈妈随便挑出每个自然段的头一个字，我立刻就能把那一整段都背出来。真是倒背如流！我哪里知道，都熟到了这种程度，但一上台，我还是哆嗦。我强迫自己站到台上，开始以背诵的方式假装演讲。当我背第1自然段的时候，我脑子里正想着第2个自然段的头一个字是什么。想起来，就能背下去。可我背第2自然段时，怎么也想不起来第3个自然段的第1字是什么了。于是，我大脑一片空白，足足空了有1分钟时间。面对着台下无数双仇恨的眼睛，我傻了，吓得尿了裤子。阿忆：是真尿了裤子，还是夸张的说法？窦文涛：是真的！我记得，我在全校师生众目睽睽之下，双手把脸一捂，怀着屈辱哭着跑下台。第2天，我怎么也不敢上学。是在家长劝老师做工作的情况下，低着头进的校门。所以说，我完全明白羞怯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危机。尤其是出丑之后，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在说你的坏话。你总是要问自己，他们是不是都在说我呢？尤其是女同学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肯定会以为那是在笑我。我那时肯定是崩溃了。阿忆：这就难办了。窦文涛：好在校长是伯乐。我明明出了这么大的错误，但他说，我推荐你参加区比赛！你尽管没背出第3段，但前两段儿你朗诵得很好。（爆发大笑、掌声、音乐）你要是全背下来了，你肯定能拿奖！我真的去了区里，选拔赛中居然得了名次。按说，区比赛级别更高，但我却没第一次那么害怕了。即使有一点感觉，我也想，反正都这样了，还有什么所谓。最后，我好像还得了第2名第3名什么的。打那儿以后，我觉得好一点儿了，也就能说话了。有时候，一些主持人培训班找我去给他们讲课。我都会讲我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说话没有任何技巧，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要珍惜任何一次当众出丑的机会--这是亲身经历，是唯一可以改变自己的机会。我想，在座的观众完全可能比我说话更有魅力，你们完全不缺乏任何说话技巧，只是要改变心理状态。中国人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比如说，女同学唱歌，可我们不能去。我们是男人，不爱唱歌。但我劝大家要珍惜，大家伙儿凑在一块，看你说话表演的机会不多。要知道，你今天在10个人前面出一回丑，将来你会在10万人面前争回大面子！所以，出丑吧，出丑吧！你们觉得我不怎么样，但我不要脸了也无所谓。阿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当众出丑的机会，疯狂英语的李阳也曾这么说，下次节目的嘉宾就是他……窦文涛：他的层次比我高，人家说洋文，我中文还没说好呢。我觉得，疯狂英语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大家注意看美国拳击比赛，特别是拳王挑战赛。拳手们都相互漫骂，说，我能捏死你！是他们没有修养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使他们是挺礼貌的人，但他们必须把自己调动到一种状态之下，要集结自己所有的最佳能力对付敌人。后来，我也学会了这种心理调节技术。每次上大场合，我都对陈鲁豫说，夸夸我，夸我几句吧！陈鲁豫和许戈辉就说，你，盖世无双，全世界第一！谁能比得上你呀？你上去吧！（爆发大笑）我很崇尚人与人互相赞美互相赞扬，中国人有句老话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不完全赞成这句话。中国人很不容易，好像夸你的不是真正的好朋友，是虚伪，而真正的好朋友都是专门说你不好的。我真的不这么看。为什么，奥斯卡不管是谁得奖，台底下的人都能在那天晚上发自内心地全体起立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就因为，不管我们各自有什么想法，反正今天晚上的荣耀归你一个人，我们要让你痛快个够，要所有的人见到你都甜言蜜语。在那里，不会有人走过来讽刺你，或者拍着你的肩膀说，吸取经验吸取教训。当奥斯卡奖给《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他兴奋地说："我是世界之王！我想跟全场的女士做爱！"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大家都理解他，都知道那是他心情的表白，那是一种让人活痛快的办法。中国人不是这样，只要听听颁奖台下稀稀落落的掌声，你就是知道那是言不由衷。大家一个个表情尴尬，相互见面时还得按咱们传统的讲究，对你三七开。跟你距离比较远的不是很密切的朋友会说，祝贺你，你真不错。这种话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但你回到酒席上真正的好朋友那里，他们反而告诉你，其实你不行，你不该得这个奖，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大笑加掌声）阿忆：周教授，你不觉得窦文涛说这些话很像是不想让你说他不好吗？周孝正：他这段话比较片面。当然，成就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的东西，老师对学生也应该以正面教育为主。但是，挫折感和挫折教育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发达国家对独生子女都要进行所谓的"野外生存训练"。我们说，我们需要挫折感，只不过我们的挫折感应该有分寸。窦文涛小时候缺乏自信，咱们不能再给他挫折。人没有自信不行。但现在，窦文涛成了名人，那他就应该有一定的挫折感。即使是表扬他，也得分场合。我们中国人说"闻过则喜"，我发现窦文涛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人家一夸你，你就高兴。一批评你，你就不高兴。那说明你的档次不太高。窦文涛：老师说得很对，我的境界确实还不够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能摆脱一听表扬就高兴一听到批评就沮丧的毛病。我是一个很感觉化的人--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我是"闻过"从来没"喜"过。我知道，有的主持人是被人夸大的，有的主持人是给人骂大的。我属于后者。一直有很多观众非常尖锐地批评我，这些批评如果批评不到点子上也就罢了，但有些批评竟批评得格外准。看着这些来信，我就只剩下嘬牙花子了。阿忆：比如说？窦文涛：我忘了。（爆发大笑）我这个人可能是那种心眼儿有点儿小的人。我觉得，任何一个批评都会影响我的情绪，任何一个观众说我作得不好都会使我情绪低落。阿忆：那你现在是不是很低落？窦文涛：刚才是，现在正往上爬。我觉得，翻回头想一想，成功的人每天都会收到特别多的来信，他们根本不会把某一位观众的批评意见当回事儿。但我不是这样--对观众对朋友都不是这样--如果有人觉得我不好，我一定会受打击，情绪就会低落。我唯一能活下去的力量是，我有情绪调节能力。不过，刚才老师说的有一点很好，就是当你情绪受到伤害之后你该怎么看它。有时候，你一开始不高兴，但到后来想想，人家肯定有人家的道理。是不是再稍稍改变一下自己，一切就好起来了。因此，批评是一种启发性的建议。实际上，周老师和我说的是两个问题。周老师说的是吸取经验教训，征求意见，看看自己有哪些问题应该处理。这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但我根本不是在谈理性。我在谈感性，谈人的心理状态，比如做事的时候怎样才有自信心，一个人在台上怎样才能让自己更自如。我经常跟一些名演员接触，我发现，他们跟我说的一样。大家一致认为，演技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演农民，如何才能演得像，这方面有什么技术都不重要。演员的第一课应该是--解放个性--你要在台上旁若无人。最重要的是，达到这种状态，想什么就是什么。首先要在感觉上把自己调整到这种心理状态，剩下的才是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下乡体验生活，看看农民怎样生活，采访他们，然后做到旁若无人，在台上我心狂野，你积累多少经验就释放多少。但如果你作不到解放，你就演不出来，因为你在注意周围的人，想知道他们说你现在演得对不对，想知道他们对你怎么看--比如说发型好不好--你永远顾忌这些，你的状态就不会自然。而在一个批评多于赞扬的环境里，你无法作到无所顾及。我想，周老师和我都是真理，但却是真理的两个问题。阿忆：请告诉大家，你的大学是哪一所，学的是什么。窦文涛：武汉大学新闻系。阿忆：新闻系多是培养前线记者，等于是跑外，但你怎么上镜了呢？窦文涛：我的职业经历挺有意思，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越变越好了。我们那时候考大学，和现在不一样，我觉得生活很沉重。为什么？那就像是，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为以后的生活提前得出一个经验。比如说考大学，要报哪个志愿，将来做什么工作，可谁能提前知道自己对不对呢！父母一辈子做一个工作，也不可能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少有人变动工作，一般都是终身制，一干就干到退休。而你自己是小孩儿，缺乏社会经验，很多想法相当盲目，不会经过慎重考虑。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只因为当初选择错了。我当初报新闻系，是因为我上高中时是一个文学青年，写写小诗什么的，于是就想当大作家，想写小说。后来，看了司马迁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想，"读万卷书"我不用上中文系，有图书馆我就能读到。可什么职业能不花自己的钱"行万里路"呢？我觉得是记者，所以就报了新闻系。但进新闻系以后，我慢慢发现它跟自己原来想的很不一样，而是我又是那种挺没远见的人，于是就随寓而安。可能不是我自己要当主持人，肯定是偶尔在哪个场合参加活动，人家让我主持一下，说两句，觉得我还可以，我就慢慢成了主持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阿忆：你是武汉大学的男校花吗？窦文涛：男校花是我嫉妒的对象。（爆发大笑、掌声、音乐）阿忆：具体说一下，毕业以后你是怎么混到主持人的行列里的。窦文涛：毕业时，很多同学想分配到北京。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学生干部，这方面的机会就少了一点。我只能自奔前程，前程是往南边儿走，到广东找工作。阿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窦文涛：1989年。阿忆：那是10万人马下海南的第2年。窦文涛：我去的是广东电视台。那时候，我觉得挺难的。我给他们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干，要偷跑出去，大四没在学校上课，考试赶回来作弊。阿忆：还没有毕业就在广东做事？窦文涛：是的。你想让电视台注意你，留下对你的印象，你就要先去当实习生，跟着人家扛机器。刚到广东的时候，我听不懂广东话，所以最后广东电视台也没要我。阿忆：它现在肯定特后悔。窦文涛：如果我是部主任，也不会选择当时的我。我听不懂人家的语言，什么都不清楚，完全是外行人。所以没有人答理我，我整天晃来晃去，自然表现出愚蠢的样子。有一次，部主任跟我说："小窦，我观察你了1个月，你的神经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窃笑）我问："怎么了？"他说："你看，怎么我说一句话，你好像要想半天才回答？你是不是有一点儿迟钝？"那时候，电视已经比广播时髦了，但电视台和电台还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人说，电视台没要你，你要不然去电台看看。我摸到广东电台，拐进少儿组。（笑）我跟一位女士谈了会儿话，就离开了广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会面，但她却真的给我来一个电报。电报说，我们要你，赶快来吧！（大笑）阿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去电视台应聘，电视台没要你，把你推给电台，那一般是因为第一，你脑子很好使，第二，你长得太难看。所以我想，人家没要你，不是因为你脑子不聪明，而是你长得太那个。窦文涛：不。那时候我确实表现得比较傻，比较迟钝。我像个小孩儿，什么都不懂。而且，面对一个特别复杂的社会，你心里的目的性越强烈，你越不容易完成目的。我就是，但凡我有一个目的，那这事儿肯定干不成。我不能有目的性。假如我今天是想让阿忆满意，那我就完了，我肯定表现得一塌糊涂。阿忆：那你是想跟我作对？窦文涛：我是说，为了找工作想让人家要你，你心里老有这么个目的，那你所有的言谈举止都会走形儿。比如说，在人家办公室吃盒饭，你不能吃得太粗，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好像800年没吃饭。反正，哎，那叫一个难受，别提多别扭了！阿忆：我记得，你是在广东电台，得了金话筒奖？窦文涛：对。阿忆：我当时，对你的第一个记忆是，你特别能抢话筒。你一抢话，全场就很尴尬，显得所有上去的主持人都很傻很傻的。窦文涛：不能那么说，他们都是我老师，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些客套话要经常说一说。周孝正：一个人欲望越强，判断力越差，这叫"饥不择食"。窦文涛：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目的性颤抖"。比如说，你拿着针，要从针眼儿里串线。你越是想穿进去，你的针越爱发抖。平常也一样，目标越集中，越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平时交朋友，都不喜欢交那些目的性很强的人，就是这个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最没用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大家可以琢磨琢磨这句话，听我举一个例子。两个年轻人谈恋爱，谈一通宵。但第2天回想起来，他们甚至想不起说过什么。那些似乎半点儿用处也没有，100%都是废话，于国于民都没什么利益。但你无可否认，那些话是最好听的，也是他们之间最爱听的。你再想想什么话最有用，当然是老师的讲课最有用，它能规范我们的学习。可是，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话才最枯燥，最容易让我们打磕睡。有时候做节目也是这样，目的性太强了，反倒不好看不好听。比如说，你跟一位明星谈话，目的性太强，两个人之间状态就不对。阿忆知道，我们最初做《明星三人行》就是这样，我一直在想哎呀我怎么才能问出人家不爱说的事儿，我该施展一些什么手段才能把人家套出来。有了这种目的，人际之间自然而然的情景交融荡然无存。明星也会马上对你有一个界限，以你为敌，防着你。这样的节目做起来，那叫一个尴尬！阿忆：现在你在防着我吗？窦文涛：没有。（笑）其实，咱们这些人已经慢慢有点儿开窍了。做节目这件事儿你得想方设法，把参加你的节目的人弄舒服了--让他舒舒服服，一点也别难受--你不是不爱说吗？那咱问他，你想说什么？然后咱引着他说，帮他说，让他觉得到咱这儿来玩儿能高高兴兴，非常舒服。所以咱们的节目气氛都好。阿忆：现在我要求你说什么你会觉得非常舒服？窦文涛：要求我什么都不说我最非常舒服。周孝正：你说你不能有目的性，但实地工作中你的目的性很强，你是怎么完成这个心理状态的转变的？窦文涛：有人说过一句话，叫做"生活就是艺术"。当然，我搞的不算什么艺术。但我觉得，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处在哪个阶段，正在关心什么事儿，那他如果写小说注定会写出这种东西，做音乐也会表达这种状态。对主持人来说，这完全一样。我是在变化中长大的，所以我作过的节目类型前后期反差特别大，这恰恰是不同生活阶段的反应。比如说，我少年老成，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20多岁时特有理性。于是，金话筒奖的评委评价我说，深沉深刻，逻辑严密，分析事理透彻。这是因为，我那时爱看哲学书，是一个喜欢思辩的人。觉得分析社会问题过瘾，爱讨论谁对谁错。我的生活是这样，所以节目也自然作成这样。我喜欢社会问题和新闻，特严肃，玩儿深度。但后来，我做娱乐节目，慢慢发现生活在改变，感兴趣的事情也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岁数越大越像小孩，越卸下很多理性包袱，越来越让自己尊重自己的感觉。我变得不想很多理由，只听自己的心声。我活得很开心，不再要很多办法很多对策，任凭自己对生活的把握。性格出现了这种变化，我开始对娱乐节目很感兴趣。我甚至想告诉大家，别的都是假的，高高兴兴才是真的。那怎么让大家高兴一点呢？做娱乐节目呀！所以我觉得，人的生活和一个人做的事儿特别一脉相承。至于周老师的问题，我的感受是这样。一开始，我觉得采访是一个工作。而工作就是一场战争，战争就需要对策。你不是最不爱说跟某某人谈恋爱吗？但我非把你这个问勾出来不可。但是现在，我喜欢分享。喜欢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和他们一起分享乐趣。既然是聊天，就不像记者采访，就不再强迫别人说他不爱说的问题。咱们平常聊天要说什么问题，你绝不会先拟定一下再开始，做节目聊天也是一样。我发现，这样挺好，没什么目的。没什么一定要谈，也没什么一定不能谈。只要你高兴，节目就精彩。实际上，明星这种类型于私下聊天的节目，比烂炒诽闻更招人喜欢。阿忆：有一期《明星三人行》是窦文涛、盖丽丽、阿忆一起参与。我记得节目开始前，窦文涛曾问盖丽丽有什么爱好。盖丽丽说，我没什么爱好，只喜欢睡觉。（笑）窦文涛从爱好开始话由的构想无从下手，便接着问，那你最近给朋友打电话最爱谈的是什么？盖丽丽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说，谈我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迷醉！于是，咱们两期《明星三人行》的话题都是始于金庸，盖丽丽谈得淋漓尽致。就这样，一个只爱好睡觉的人，居然让咱们的节目充满了武侠味和武侠哲理。最后，连睡觉本身也充满了人生哲理。这完全是因为，武侠和睡觉正是盖丽丽的生活和津津乐道的钟爱。那让我来问问窦文涛，你这种由着嘉宾性子聊天的娱乐做法，是在广东电台就开始了？还是在离开它去香港凤凰卫视以后才开始的？窦文涛：你能说出来的节目类型，我在广东电台的时候都做过了。我觉得，中国的主持人正在经历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在西方和香港。主持人的专业分类是相当明确的，你是新闻主播，就永远是新闻主播。在那里，绝对不能想象一个新闻主播出现娱乐节目里。新闻和娱乐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它们之间的距离就跟完全是两个单位的人差不多。我在广东时，主持人在中国刚刚出现。那时，什么专业不专业的！你要什么都会做，能做这个，也能作那个！做不做得好两说，但政论节目、妇女节目、游戏节目、家庭节目、深夜节目什么都能做。阿忆：你是怎么去香港凤凰卫视的呢？窦文涛：这要归功于一位女士。（窃笑）阿忆：给我们讲讲这位女士吧！（笑）窦文涛：人家是已婚女士，中年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大笑）阿忆：那也讲讲吧。讲之前，先擦擦汗。窦文涛：一提女士，浑身是汗。（窃笑）凤凰卫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人员，我估计，当时是核心策划班子里的人私下推荐的。比如说，我听说谁谁不错，咱把他弄来吧！最初组建凤凰主持人队伍，这位女士就是核心之一。这位女士想到我，就给我打电话，把我弄到了凤凰卫视。后来，这位女士在凤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领导，我跟她之间还发生过一件在我们公司里经常被传送的故事。（窃笑）是美丽的误会。阿忆：快让我们听听这美丽的误会！窦文涛：我在香港那边，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阿忆：男人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在香港叫"同志"。（爆发大笑）窦文涛：我们那是宿舍！这位男士认识一位香港小姑娘，姓"翁"，大家叫她"小翁"。后来，我也认识了这位年轻姑娘。"小翁"在广州话里就念"小庸"。有一次，小翁听说我回内地，就单独跟我说，为她买几盒乌鸡白凤丸。（窃笑）这事儿我那位同住男士不知道，他当时出差了。等我买回乌鸡白凤丸，我用广东话跟他说，帮我把这个带给小翁。这事儿1个月无话。等1个月之后，我在公司电梯里碰到了公司总裁助理吴小庸，他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士。他说，文涛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回了一趟内地还给我买乌鸡白凤丸！（大笑）当时我就傻了。吴小庸接着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干什么，我把它转送给把你调来的那位女士，就说这是文涛专门从内地买来送你的，还帮你说了不少好话！嘿，接下去那3个月，你看那位女领导那叫个不同，对我的态度那叫一个赞赏！（爆发大笑、掌声、音乐）但是你想，女人都很含蓄。她根本不跟我提这事儿，只是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心爱护，容不得别人说我不好。后来，这位女士调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当领导，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现在，凤凰卫视高层都是男的，对我不利。（窃笑）我的命运转换总是与一位女士有关，特别是我命里跟中年女士比较投缘。在哪儿一见到女领导我就高兴，而且特希望是一位女领导领导我。这么说吧，如何讨好女领导，我是有一整套完整的学问的。（爆发大笑加掌声）阿忆：赶快讲一讲，我们《谁在说》的领导也是一位中年女性！窦文涛：咱们先说为什么不能讨好男领导。我发现，男人不好骗。在某一个层次上，男人还可以用说一点好话和送一点儿礼，让他感到虚荣心的满足，让他对你偏向。但是，那些已经到了相当高层次的男人是久经磨炼，说好话和送礼基本上没用，打动不了他。他们完全是秉公办事，特别理性，所以我们只能冲女领导下手。（爆发大笑）我觉得，我做的并不是什么坏事。我想为中年女士带来生活的欢乐，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一种善意，同时也为自己谋一点小利益。这是很健康的。有一位中年女士，也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曾在我选择职业的过程当中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在一块儿，我就觉得她得高兴，她要不高兴签字办事儿都不容易。但你得分析她的心理，到底什么能让她高兴。你想想，一位中年女士的心态是怎样的。过去年轻的时候，人可能花枝招展，是才女。但现在，过的却平庸生活。每天买菜做饭，生活缺少激情。与此同时，这种能当领导的女士一般肯定有才能，而有才能的女士尤其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承认。但你得肯定到点子上。有些女领导很有修养，光夸她衣服穿得好不灵。有一次，我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她坐在那儿脸色不好，没准是刚跟老公吵了架。但是不行呀，我下午还有好几个东西等着她签呢！（笑）这位女领导很有学问，特别喜欢文学。我得铺垫一下，于是我突然间冲着窗外说，哎呀我记得有一首诗，上句是"两个黄鹂鸣翠柳"，哎这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大笑）我话音刚落，就听见里屋顿时传来一个无比喜悦的中年女人的声音，"一行白鹭上青天"！（爆发大小、掌声、音乐）你知道，一个中年女人被承认被赞许，她一下午脸都是红朴朴的。高兴呀，说呀。你问，这节目这么改变一下行不行。她立刻就回答，好，改呀！（笑）所以有时候，有文化的妇女你光夸她还不行，她觉得庸俗，你要问一些显示她水平的问题。比如说，领导您看这字儿怎么写？领导说，这字儿呀，一共有5种写法……阿忆：这不是孔已己吗？窦文涛：不能从负面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要从健康的角度去理解。我觉得，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不管是不是通过赞美，只要是能让别人更开心更快乐，就应该提倡，提倡人与人之间把人给弄舒服了。阿忆：每位嘉宾来这里作客，都要事先填写同样的6个问题。窦文涛录节目一夜没睡，节目开拍前我才把他从华侨大厦接过来，因此他没时间提前填写。所以，我们来现场完成这6个问题。第一，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第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第三，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荣誉？第四，你遇到的最难的一次抉择是什么？第五，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后半生？第六，你想如何命名本期《谁在说》对你的这次采访？窦文涛：这些问题我都不回答，我没那么狂傲，我是说没法儿回答！阿忆：问题太难了？窦文涛：我这种性格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说，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什么叫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可能还没看到，或许到今天为止曾有一本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但明天它可能就不再是影响最大的书了。实际上，生活每天都不一样，因此没什么"最"。在我眼里，事物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我只觉得他们不同。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人，都是我读它的时候与他交谈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因为我正在看它，正在与他交谈。等看完放下，等离开这个人，他们的影响就会小一点……阿忆：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窦文涛：不，是大家。（鼓掌）阿忆：那给大家一个机会，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要问你。观众１：我特佩服能侃的人，特佩服您，您现在在北京录《老窦一家亲》？窦文涛：去年是《老窦一家亲》，今年改成了《老窦酒吧》，就是把原来家里的事儿搁在了酒吧里。阿忆也在里面有一个固定角色。观众１：您这么累，还跑到北京拍这个栏目，是不是凤凰卫视给您的工资太少？阿忆：是给得太多了！（笑）窦文涛：凤凰卫视给我的工资，我不敢说。说到这么累干嘛，我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窦文涛拍《老窦酒吧》，主持《明星三人行》，跟独立导演不一样。人家拍电影是自己策划自己做，我是打工，所以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拿人家工资，就得听人家的话，反正这也是我的工作。说到钱，我倒是觉得咱们的歌星挣钱太多了，我一直想借机发发牢骚。这一点上，咱们俩应该有同感。阿忆：但我不抱怨。我早就知道，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从来就不是企业家，而是歌坛巨星，其次是体育明星，然后才轮到各类主持人和主播。企业家和律师只能排在第4位。窦文涛：不过，我还是觉得歌星和主持人的收入不平衡。实际上，主持人比较穷，尤其是内地主持人，也包括我。比如说举行一台晚会，歌星不用先期彩排，只要临开幕前早来1个钟头就行，而且他们最多也就呆上五六分钟。阿忆：五六分钟还是配音响假唱。窦文涛：即便是真唱，那歌也被他唱了好几百遍了，根本不用过脑子。但主持人，头一天晚上要从头到尾彩排，说话还不能重复。说句心里话，培养一个同档次的歌星和培养一个同档次的主持人，完全不一样。咱至少不能说，培养一个歌星会比培养主持人更困难吧？换句话说，咱们和他们投入的劳力和智力根本不平衡对等，那他们为什么比咱们挣那么钱！阿忆：你的意思是，咱们来场革命？窦文涛：咳，我也不敢怎么着，就是说说。（笑）观众2：我想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您结婚了吗？窦文涛：没有。观众2：有女朋友吗？窦文涛：拒绝回答。观众2：没关系。我知道，您做了好几个精彩节目--比如说《锵锵三人行》和《明星三人行》--但假如在您恋爱过程中，也出现"三人行"的情况，您会怎么办？窦文涛：在恋爱过程中？阿忆：一个男主持两个女嘉宾，假如那两个女嘉宾都想跟你谈恋爱怎么办？窦文涛：我有那么好的福气吗？（大笑）我觉得，不大可能出现"三人行"这种情况。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三角恋爱四角恋爱，还有包二奶，我没什么资格评论人家的是非，我只是在想怎么样才能活得更过瘾更爽，活得更有意思。那我觉得，一次只爱一个人会活得比较爽，而那些多角恋爱很累。你想，两个都要维持着，奔波劳碌，这边儿撒谎，那边儿也得撒谎，活得多累呀！社会上那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包二奶--到最后你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沾了便宜还是买罪受。也许将来我会改变，但我最近的想法是，在男女恋爱方式上一次爱一个人玩儿得比较过瘾。大家坦诚相见，从一而终。特别无所顾忌，而又全情投入。两个人都很认真，互相留下比较好的希冀。有些人有一种解释说，包二奶现象意味着比较落后的人生观，它不把女人当人，而是当土地。你知道，中国过去是农业大国，很多人骨子里根深蒂固地想拥有土地，暴发户有钱了便买土地。他们把女人也当成土地，越多越好。在感觉上，这似乎特别富有，但实际上，挺麻烦的。观众2：对这么精彩的论断，我非常敬佩。我还想问，您对中年女士了解得特别透彻，那您考虑没考虑过找一位中年女士为伴？阿忆：是作妻子吗？窦文涛：我是陪中年女士说说话，解除一下她们的苦恼。但要像阿忆说的那样找人家做老婆，不是我不愿意，恐怕人家老公不同意。（大笑）人家都结了婚，我没那种爱好。我只是觉得，中年女士往往在事业上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恰好是我们的领导或者是我们的合作者，因此我们要在工作当中经常跟她们打交道。在新时代里，男人要继续跟男人合作，但也要跟越来越多的女干部合作。所以学好跟中年女性打教导之后，肯定有助于你的职务发展。观众3：对我们大学生来说，调整精神状态挺重要的。您现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来回飞，一定挺忙，很疲惫。假如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夜节目，第2天上午要在酒吧或茶仿里和朋友聊聊天儿，下午还要做一个节目，您怎么调整精神状态？窦文涛：人活的就是一个状态。但怎样才能让自己出现某种状态，这不仅对你是一个难题，对我也一样。我很多时候没精打采，情绪低落。怎么办呢？我觉得，"享受现在"，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你对目前的状态还算满意，那你首先要承认自己，接纳自己。不要老是自我批评，要多表扬自己。实际上，不管你是怎么样子，你都有吸引力，每个人都会有人爱。你明白吗？阿忆：不明白。（笑）窦文涛：实际上，你不怕不吸引别人，最可怕的是你不吸引你自己。有一位时装设计大师叫"瓦萨奇"，他的妹妹也是一位设计师。有一次，他俩谈起性感问题。妹妹说，什么叫性感？性感不是如何去吸引男人，而是如何设法喜欢自己。这话特别好。你只有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喜欢自己，才能发挥出状态。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挺痛苦，好像这是不良状态。但其实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想，可以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去观赏自己。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来体尝痛苦如何在自己身上发生作用，它是如何来的，又是如何去的，它在我们身体里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这样想，你能把自己的现在状态变成体验痛苦的状态，并把这种体验留在心里。其实，这也是一种享受。如果真有这种体验，你会比逃避痛苦的人更丰富。将来，如果你是一位演员，演一个特别痛苦的角色，因为你玩儿过这个游戏你就会知道，痛苦时心里是怎样的疼，就像一个小虫子咬着自己的心脏。因此，你也就知道了你的脸应该是怎样的，表情应该如何。有一些人感到痛苦时是想，不行不行，我要找人打电话倾诉，转移悲愤，或者出去买衣服，或者大吃一顿，麻醉自己。这些特征都是躲开，否定自己的状态，不接受自己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痛苦，你永远也接受不到快乐。痛苦是在为快乐做准备，是为自己洗一次脸，洗干净以后准备迎接新的快乐。一个人被认为成熟了，其实往往意味着他比孩子们活得麻木。所以，我很提倡在心灵感受上向小孩子学习。小孩子对任何一件小事儿都能惊奇，都能充满新鲜感。大人反倒因为见的东西多了，不容易为许多事情感到心跳。我觉得这样挺没劲的。观众5：您属于俗的类型，您这样认可自己吗？窦文涛：可能，我们使用的概念不一样。很多人指责我很"俗气"，说我做的节目也很"俗"--可能你的意思也是如此--我很少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为什么？我觉得这样说的人都没有准备很认真地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什么叫"很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像阿忆这样的学者很了解，大家讨论一个问题，第一步是要在概念上取得共识。"俗"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说，你是那么说，我们的概念含义并不一定相同。如果我们稀里糊涂就开始讨论，我们永远说不到一起。所以我说，你要说我"俗"，你先说清楚什么叫"俗"。然后在概念清楚的前提下，咱们再接下去讨论。观众5：实际上，我觉得您很懂得体验生活，也很懂得给自己创造机会体验生活，而且属于那种自我认可型的名人。过去，您有一段时间认为自己很深刻，所以您做的节目也相应深刻。而现在，您想给自己一种轻松的感觉，以至于您去做悠闲的节目。但是仔细想想，在现实生活中，您很难同时兼任两种角色。能轻松地扮演两种角色的事情，只发生在网络中。现在很多名人都办了自己的网站，您是不是也在这方面有发展意向？窦文涛：前两天刚刚有人跟我说，有人拿我的名字抢先注册域名。人家比我有眼光，把我的网站提前注册了，但实际上又跟我没关系。网络这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它很重要，但很奇怪，我对它老是没达到很痴迷的程度。我使用电脑，也会上网，但是我只是在需要查一个资料时才用它。我一点也不着迷。我认为电脑永远仅仅是一个工具，跟我的笔没什么两样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我可能有一点儿落伍，我对网上对话没什么兴趣。我总觉得那些得了上网痴呆症的人，他们是不是还没有发现更好的东西。也许生活中存在着更好更快乐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特别喜欢跟勇于尝试任何一种新鲜乐趣的人交朋友。他能启发你这个不行，看看那个多好。这样，你的一辈子会活得很丰富，体验到无穷无尽的不同的快乐。（鼓掌）阿忆：为了不耽误窦文涛回香港的行程，我把观众的3个问题拿上来，由我来问。第一个问题，当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名人，您曾作何感想？窦文涛：那是一种很错位的感觉。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圈子，那里面的人光彩夺目，离我很远。我对他们是望尘莫及，永远也不可能接近他们。他们和我完全是两个世界。我想，提到名人，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但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你也是那圈子里的人。所以我弄不明白，有一点奇奇怪怪的感觉。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对名人仍是这样一种感觉。你比如说迈克尔·杰克逊，他是有名的人，而我觉得在内心深处我和他仍然保留着极大的距离感。尽管老有人说我也是圈子里的人，但我童年的印象以及它造成的距离感没有抹去。而跟我玩儿得特别熟的明星，我又觉得他是普通人，不认为他是光彩夺目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总之，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那个世界。阿忆：第二个问题，请您谈谈对香港文化的认识。窦文涛：过去我常年在广州，也在香港生活过。可我是北方人，有很多北方朋友。他们会到广州，然后去香港玩儿。但玩儿完了临别前会跟我说，广州这地方没文化，香港这地区没文化，都是文化沙漠。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文化沙文主义！你认为北京文化是文化，当然你在广州和香港找不到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可它又当然是一种文化。我认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世界上有两种观察态度。一种是故步自封，以我为最好，到一个地方发现跟我不一样就它全是不足，全是不好。另一种是用开放的眼光，发现每一片新世界和新奇迹，结识新朋友。用后一种态度观察世界，你就会发现，你走到世上任何角落都有文化。（音乐带起掌声）阿忆：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万古流芳，文化人都有自己的作品传世，那你窦文涛有什么值得留下的吗？窦文涛：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出过什么书。阿忆手里拿的这本书说得很清楚，那不是我出的书，我只是写了一篇序言。那只是我们公司出的书，他们认为把主持人的名字写上比较好卖。谈到留下什么作品，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倒是觉得有一点儿想写东西了。阿忆：这是鲁迅说的话，"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爆发大笑、掌声、音乐）窦文涛：咱当然不能跟鲁迅先生比。我是说，现在太忙，没时间。但是我觉得，将来我也许会写一点什么东西。我有一个挺狂妄的想法，但未必做得到。我挺想写一种小说的，这种小说是在非常坦诚的没有任何褒贬的情况下如实写出某一种人的生活状态。这事儿肯定挺有意思，我老在琢磨，就是把一个人写得跟流水帐似的--每一个夜晚怎么度过，第2天见过哪些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总之，不管好的坏的，都如实写出来。我自己就挺喜欢看这样的小说，也就是说，你看不到主人公这样活好还是不好，但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这样活着的。我喜欢写这样的东西。阿忆：每次《谁在说》请文化名人，都很在意他是不是一个领域里的先锋，那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主持人行列中的文化先锋？窦文涛：对很多概念、说法、称号，我现在变得老是容易觉得很可疑。别人弄一个帽子给你扣上，你一定要琢磨琢磨，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讲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故事--对所有那些把很多个性现象抽象出来再聚集在一起而得出一个概念的方法，我都很怀疑。所以，有些记者给我提问题，有时候我很难回答。有个记者问我，现在有一种回归家庭重新尊重家庭的运动，你对这个运动怎么看？这种问题本身都很值得怀疑！首先，有没有这个运动？其次，是谁说有这个运动的？我觉得，大家要警惕一些文人的阴谋。我说过，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你在报纸上没有发言权，没法表达你的爱好。而他们掌管传媒，有能力在报纸上写字。往往是他写出来文章，社会上才流传什么。现在，有"新文化"之说，或说谁谁是"先锋"。对这种说法和称号，我首先要问是否有这个事实存在。还有一位记者问我，您对新新人类有什么看法？我问，什么叫"新新人类"？她说，你不知道吗？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少年，他们的裤子和旅游鞋特酷，他们就是"新新人类"！实际上，根本没什么新新人类。历朝历代几千年，每一代年轻人都曾反叛，都曾追求跟老一辈人不同的东西。特酷的裤子，我都30多岁了，不也穿着这种特酷的裤子吗！过去，大家物以类聚，类以群分。但现在是一个玩儿个性的时代，你问我对这类人有什么看法，我宁愿告诉你我对某一个人有什么说法。在我这里，我只承认一个人和一件事。阿忆：如此长篇累牍，谆谆教导，文涛无非是要对我说，别造"青年文化先锋"这个词儿，我就是窦文涛！窦文涛：还是阿忆是我的知已。周孝正：据我看，窦文涛有点太看重感觉，对理性归纳好像看得太轻了。窦文涛：可我自己觉得，我仍然太理性了。人总是缺什么想要什么。在本质上，我是一个倾向理性的人。多的是理性，缺乏的恰恰是感觉。所以，我现在应该多要一点儿感觉。过去，我一直有一个生活问题。那就是，没把理智当成一种工具，也不知道感觉才是第一位的。现在我知道了，理智固然很重要--聪明人总是比不聪明的人更好玩儿更有乐趣--但你首先要有一种冲动。比如说，你想夜游长城，这是一种冲动。但你特别理智，喜欢精心设计。带什么东西，约哪些朋友，坐什么车，在哪儿再设计一个什么节目。你策划得非常精彩，理智地看待这个出行，但你很有可能就出不去！我是说，我们不该先觉得一件事儿很正确，然后才去试着找找感觉。可能这是另一类人的人生选择，我无意说这种选择不对。我只是说，我的选择不是这样。在我这里，理智应该为感觉和感情服务，而不是让感情为理智服务。周孝正：你说过，找不到快感的人才去找真理，这话似乎不是很对。我们说，当官儿追求权利，学者追求真理。当官儿不想当大官儿不好，有了权利可以干好事儿。商人追求利润也是正当行为，因为商人不是慈善家，他当然要去赚钱。至于说赚了钱以后，他可以有第2个角色再当慈善家。你说，找不到快感的才去找真理。但我们学者说的是，找到真理，我们才快乐。（爆发掌声）窦文涛：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实际上，我那句话更多的只是一种个人选择，用的也是我个人的语言。它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一种可以推导的公式。我在很多场合讲话讲到最后，我都要说，我所说的话绝对没有什么教化意义，我只是向大家介绍。我个人认为，找不到快感的人才去追求真理。学者认为，找到真理就是快感。这都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肯定自己的选择。阿忆：如果我再不果断结束节目，窦文涛可能赶不上回香港的飞机。现在，我请周教授为这场谈话做一个总体评价。我希望您的发语词是"总而言之"。周孝正：总而言之，窦文涛是大众文化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给很多人带来了欢乐。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价值，我希望他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欢乐。窦文涛：为了您这话，再给老师鞠个躬。（热烈掌声加音乐）阿忆：在节目的最后，我要代表整个剧组送给文涛两样儿礼物。第一样儿是一件看得见的东西。刚才我问窦文涛能留下什么东西，如果他的什么节目都没留下，那我们剧组送给他的这幅铜版画儿一定能传下去。如果你把它放在墓上，它在200年里不会腐烂。第二样儿礼物看不见。你不是要马上赶到首都机场吗？剧组委托我，驾车送你一程。（热烈鼓掌）窦文涛：有这铜版画就够了，你也太拿我当人了。阿忆：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