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中）阿忆：话题节目《谁在说》。在90年代初，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崔健的歌，读王朔的小说，看姜文的电影--那听歌为什么要听崔健的歌呢，咱们节目只有28分钟，也不可能说得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为您展示一下崔健是什么样的人。好，有请崔健上场。阿忆：你好崔健，听到别人说听歌要听自己的歌，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得意还是……崔健：有一分得意，但是也有负担，阿忆：为什么？崔健：我觉得，我不是在为自己作音乐，而是为了别人。阿忆：难道你做音乐的时候没想到你的音乐更多的是为别人而做吗？不会是写歌只为给自己听吧？崔健：但基本是这样。阿忆：写《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崔健：对对。阿忆：当年你写了《一无所有》一系列歌，它们后来结成《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你是在什么心态下写下的这些歌？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我的第1张专辑。实际上录它的时候第2张专辑已经准备好了一半。等到录第3张专辑时，我觉得过去要表现的东西已经淋漓尽致，所以我要重新组织，这就是《红旗下的蛋》……阿忆：这样说大家可能听不懂，让我来一一问你。你的第1张专辑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记得它诞生于1989年。这张专辑后来一直再版，能不能告诉我，把它积累起来，一共发行了多少盘？崔健：但盗版太多了。阿忆：那正版是多少？崔健：我想能有一二百万吧。阿忆：一二百万？100万跟200万也差得太远了！（大笑）崔健：那就100万吧。阿忆：一下降下来了这么多，你不会是怕税务局来找你麻烦吧？（笑）好，咱们言归正传。你的第2张专辑是什么？是《解决》吗？崔健：是《解决》。阿忆：它诞生在哪一年？崔健：1991年。这前两张专辑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阿忆：那为什么没有把它们全部拿到1989年去发表？崔健：当时的磁带时间不宜超过50分钟，这是那个唱片公司的编辑要求。阿忆：你刚才说，这两张专辑已经把什么发挥得淋漓尽致？崔健：我每次创作创作之后，都会有一种空的感觉。我把音乐表现表现得很干净彻底，所以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把过去所有感觉都表现干净了的感觉。在《解决》里，我把我的所有感情都表现完了。我觉得，淋漓尽致和积累是一对儿矛盾。但我挺讨厌积累，所以在做任何作品时，我都留一个东西给下一个作品。阿忆：那你是做完一件事以后把它统统忘掉然后再做第2件事吗？崔健：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在做一张专辑时会把我所有感情都释放出来，都要表现出来。阿忆：第3张专辑就是你刚才提到过的《红旗下的蛋》？崔健：对。阿忆：作完前3张专辑，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这些作品分别出来后，你像审视自己的孩子一样--比如说你会想，老大尽管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但他不成熟，老二也是自己的孩子，但他有什么什么缺点，还是老三好，它是最后的杰作。你有这样的想法吗？崔健：音乐和人不一样，它毕竟是一个一个静物。如果你想把它把它激活，必须重新重新做编配。为什么我喜欢演出？我们需要改变脑血液，把脑血液改了！这样的话，我能赋予它新的生命。让我完全唱老歌，我很不情愿。阿忆：但我还是很喜欢听你的老歌，尤其是你第1张专辑里的歌。刚才，我是怕得罪你，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我是必须买，而且要买一大堆！一盘留给自己，其他送给朋友，逼迫朋友也听。但买《解决》之前，我已经听别人说过，说崔健这张专辑不如第1张好。可我还是买了，但听过后不是所有歌都喜欢。当然，第3张专辑我还是买了。但恕我直言，我觉得《红旗下的蛋》仅仅逗留在前两盘的水平之上。崔健：这很自然。前两盘专辑富有更多的浪漫色彩，它在浪迹天涯。你从歌词中可以看到，什么"一无所有"呀，"你这就跟我走"呀。新长征是在走，花房姑娘也是在走，假行僧也是"要从南走到北"。当时大家都在那种气氛之中--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大家会认为一走了之是最潇洒的状态--既不用撒谎，又能保持一种一种踏上征程的状态，同时又不介入你不想介入的东西。这种情绪很容易覆盖到每一个人的心上。但现在有些变了。我觉得我觉得从现在以后，就像我的一段歌词说的那样，"我想要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这儿。天上飞了一圈儿，我觉得我要的东西不在天上。我要回到我自己出发的地方，找找……"阿忆：你想通过这首歌说什么？崔健：当年我有一种情绪，但写这首歌时我没这么想。直到前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当年有的那种情绪。这个时候，我也同时发现，我的所有歌词已经不再向原来的方向走了。阿忆：我没有听懂。你是不是说，写前两盘专辑时，你尚年轻，经常想到出走，这种东西比较浪漫，于是喜欢你的人就很多，而现在呢，你更成熟了，想在一个地方安稳地站着，更好地在一个地方工作，这种相对保守的心情不再吸引人了？这个解释对吗？崔健：我是觉得我不吸引我自己。每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都发现，过去很多我爱听的音乐已经变得没时间再去听了。我不说我不爱听，只是因为我有更多的音乐要写。写新的，就会吸引我。我就会因此觉得我的新选择更直接，更具体，更威严。阿忆：你知道好多歌迷更喜欢你的前两盘专辑吗？他们对第3张专辑的喜爱没有以前那么热烈，这是什么？崔健：之所以叫他们"歌迷"，是因为他们是音乐的附属。我一旦写出一个东西，它就具有了生命力，但别人通过欣赏去改变它原来的含义，这跟我完全没关系。我和歌迷的关系是这样的--有一部分歌迷太看重我了，另一部分歌迷认为这只是乐呵儿事。因为这儿写得有意思，演唱会这地方也挺有意思，人很多……阿忆：我也属于看热闹的，但更属于太看重你的那种歌迷。崔健：你是文化人，是真正的歌迷，准确地说，是真正的知音。这种歌迷知道我总是在往前走，知道我更多地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属于他们。他们应该理解，我其实谁也不属于。甭管我在多少大的范围内活动，在多少热闹的场合里唱歌，但实际上我只属于我自己。作为音乐人，我和观众保持着非常非常沟通这种这种关系。阿忆：你的第4张专辑叫《无能的力量》，是吧？崔健：对。阿忆：到现在为止，这张专辑卖了多少？崔健：很难统计，我只是跟跟唱片公司有个一次性预付关系，没有继续追加稿费。我觉得发行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些东西，不是不是我应该讨论的事儿。阿忆：应该是？崔健：社会各方面一起的事儿。这关系到创作的社会环境，关系我们市场的各个方面，关系到唱片公司，关系到方方面面的朋友。总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最重要的是搞创作，不是不是搞销售，不是搞统计。但的确在这个社会里，有一种压抑，你没法儿知道自己做的东西如何，你没法儿统计自己自己的产品。这是硬件问题。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我们有多少听众和观众，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丧失了很多利益。这种利益与其说是自己的利益，不如说是创作的利益。阿忆：你自己怎么评价你的第4张专辑？崔健：它是一种现场控制的东西--我写的歌我都想用现场去表现--单从作品来说，我觉得那都是都是都是好作品。但从产品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所有的产品都会有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我是一个人加工制作，有体力问题，再加上各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发现了很多问题。如果如果再有机会重新做的话，它肯定不会是这样的。阿忆：不管这第4张专辑有没有问题，咱们的电视已经听到了咱们这段对话。他们大体已经知道--1989年，你出了第1张专辑，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1年，你出了第2张专辑，叫《解决》；第3张专辑我记得诞生在1995年，名字是《红旗下的蛋》；第4张专辑叫《无能的力量》……崔健：是1998年出的。阿忆：对，一共有4张专辑。在咱们继续谈话之前，我抽空介绍一下场上另外两位主要成员。一位坐在我身后，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掌声）一位是坐在你身后的吉他手周强。（掌声）周强不要紧张。不要因为今天的嘉宾是崔健就不好意思出声儿。到此刻为止，你仍然一声儿不出。来一声儿好吗！（音乐大作、大笑、掌声）好，谢谢。崔健老师，他没走调儿吧？崔健：就是吉他没调准。（笑）阿忆：好，周教授，像您这个岁数的人听没听过崔健4张专辑中的某一首歌？周孝正：听过。我们很小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说摇滚和爵士乐是美国少数民族黑人的一种音乐，这些音乐后来对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好多美国艺术都是来源于黑人。到了1990年左右，我听到了中国自己的摇滚，而且不是少数民族的，而是咱们汉族人的。阿忆：谁说的？咱们崔健是鲜族人！是吧崔健？崔健：是。（笑）周孝正：噢，但那时大家还不知道他是鲜族，以为他就是汉族人。阿忆：那是您不知道，像我等真正的知音歌迷都知道。不过言归正传，崔健让我们知道了，除了黑人能唱摇滚，咱们黄种人也能唱摇滚。（掌声）周孝正：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听，觉得跟以前的革命歌曲和抒情歌曲都不一样儿。感觉很温馨。阿忆：但您是否觉得崔健的歌一听就知道是一位革命后代写的？周孝正：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能看出来。还有《一无所有》，我一听就马上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我确实是这样，感觉他肯定是革命后代！崔健：是"红旗下的蛋"。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兼革命军人。阿忆：我父亲也是革命军人。小时候填各种表格，感觉特别良好。别人填出身是工人或是一般干部，咱们填"革军"。好像高人一等。而那个时候，军人确实高人一等。现在谈恋爱，大部分女孩希望找一位大款，作私营企业，至少是个百万元户。但当年最好的选择是找革命军人。在那个蔬菜特别紧张的年代，革军家有供给，而且房子特别大。崔健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崔健：大致一样。不过，当时住的是集体宿舍，谈不上有多大。人人都一样。实际上，我们是中学毕业以后才开始住上单元楼。而小时候住的就是集体宿舍，厕所和水房都是公用的。阿忆：但好多老百姓，子女结婚没房，要自己搭房。崔健：对对。阿忆：我知道你是1961年生人。那个时候，全国普遍饥荒，你没饿着吧？崔健：我不记得，但我我我听我妈妈说，那时没饭吃，所以我骨头架子小。阿忆：我比你幸运。我生在1964年，饥荒刚过去，所以我能长到1米83。小时候，有什么记忆让你现在想起来，或者耿耿于怀，或者觉得特别舒服吗？崔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马上回答，恐怕我一下子不能想起来哪件事值得一谈。实际上有很多，就是就是就是属于那种……阿忆：是好事多，还是不好的事多？崔健：都多。但总的说，还是好事多。有的时间不高兴，主要是因为压抑--就是青春青春期的那种压抑--现在想，完全理解这些压抑。它会直接表现为孩子之间的打架暴力和残酷性。后来，我跟一些十七八岁的小孩聊天，发现时代时代虽然变了，但青春期的那种压抑感，还是一样的。我们都要跟父母撒谎，只是我们小时候，必须要创作出一些打架方式。阿忆：我特别关心你的打架问题。刚才我说过，听歌要听你的歌，看电影要看姜文的电影，读书要读王朔的书。现在我一想，你们3个人都是革军的儿子。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其中很多故事展现在打架当中，很多情绪也在打架当中发泄。而王朔在小说里，是一个打架能力不强，总是别人打了人之后，为了怕派出所抓，全都跑了，而他这时才趁机踹两脚被打倒的人。那你在打架中，是经常被人打，还是经常打人家？崔健：一般来说是，刚到一个新地方总是被打，（笑）但我小时候老是搬家，认识的人多，所以等到一定时候，我就能去打别人了。不过，我基本上算算算是一个不爱打架的孩子，只是偶尔打几次。我们我们那个文艺团的孩子--相对来说--比较比较老实。阿忆：在军营里，打架有两种。一种是军营里的孩子这个楼的打那个楼的，还有一种是几个楼的军人子弟联合起来打老百姓的孩子。这时，老百姓的孩子会叫来众多哥哥--因为老百姓生的孩子多--但他们打革军后代时，革军的孩子会跑进营门，岗哨便把老百姓的孩子拦在大门。你当时做过这样的事吗？崔健：我我我小时候老搬家。离开离开空政文工团，又搬到空军学院。那时，空政的孩子正好是在青春期，所以特别折腾，他们经常打院外面的孩子。空军学院特别大，有上百座楼，但楼跟楼距离很远……阿忆：打起架来不是太容易？崔健：对。阿忆：你当年是怎么骗父母的？崔健：有时候打架不好意思告诉父母，就说就说点儿其他原因。上课迟到，也要找一些借口说说有什么事儿。随着岁数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小时候的影子一直在影响我，也觉得撒谎有必要性。难道撒谎没有必要吗？这是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鼓励他们说一些可能会得罪大人的话，让他们说实话。但我们小时候，撒谎的必要性是因为有压力。当我们看到一个老师在斥责别的同学，我们就会预想自己被斥责。我们不敢正视这种压制，所以就去撒谎。比如说，社会主义压抑多一些，撒谎就多一些。阿忆：你女儿今年有多大？崔健：刚刚7岁。阿忆：她会有一些事情不告诉你或者对你撒谎吗？崔健：我想应该有。当她预感到大人对她压抑时，她就会预先采取一些措施。阿忆：当年你撒谎时，爸爸怎么对你？现在你女儿撒谎时，你又怎么对她？崔健：我爸爸基本上不给我压抑，他给我的压抑大多是我设想出来的……阿忆："设想出来的"，什么意思？崔健：比如说，我想爸爸会生气……阿忆：你就先撒谎？崔健：先避一避。阿忆：有没有哪次你撒谎，被揭露后爸爸勃然大怒，把你打了一顿？崔健：有。阿忆：那是你的设想吗？崔健：但有时他他没打我！他只是让我特别难堪，让我自己觉得必须要反思。阿忆：你后来表现在歌曲里的反思性格是不是在当年就已经形成了？崔健：5到11岁那段时间对人影响最大。那时候那时候建立起来起来的一种一种与成年人交流的方式，会影响我的一辈子。阿忆：在那个打架的时代，你表现出音乐才能了吗？崔健：没有。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会选择做音乐人这条路，我是在14岁以后才开始学习音乐，才恍然知道我在这方面有才能。阿忆：我知道你父亲是小号手。他老人家做了一辈子小号手工作吗？崔健：父亲在军队的时候，最早只是军人。但他从小学开始吹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一个文工团发现，从此改成了文艺兵。他离开军队后，就不再是小号手了。阿忆：他没让你从小就跟他一起学吹号吗？崔健：没有。吹号是我自己选择的，父亲只是说你应该选学音乐系。我开始学的是手风琴和双簧管，但我发现那都不是我喜欢的。后来，我要看看还有哪些乐器好，哎我发现小号好，于是就学了小号。阿忆：那时你几岁？崔健：14岁。阿忆：你14岁就能吹小号，你的同学会不会因此特别崇拜你？崔健：这在当时叫作"一技之长"，可以避免上山下乡。阿忆：你14岁的时候是公元纪年的哪一年？崔健：1976年前后。阿忆：1976年，那是经常奏哀乐的一年。崔健：对。我记得特别清楚，毛主席去世时，我们禁音1个月，不许不许有乐器声儿。小号也就1个月没吹。阿忆：你拿着小号，是怎么从14岁过到20岁的？崔健：我一直吹号。当时，每个学校都有宣传队，我被发现了，就开始演奏曲子。那时都是都是革命歌曲，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喜欢那些曲子，因为当时没有非革命歌曲。我觉得，当时会音乐就是就是用来炫耀的。你会音乐，就会很快被人知道。阿忆：你当时想没想过，当年吹那些革命歌曲，实际上并不好听？崔健：当时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后才知道，哦那是革命歌曲。阿忆：你是最开始萌发写摇滚歌曲是那一年？崔健：我看了《卡桑布拉大桥》，这部电影中有一个插曲，放在火车上。那个曲子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让我真正喜欢。它属于摇滚，但实际上只是乡村摇滚。就在那段时间，我接触了大量的乡村音乐……阿忆：那是哪一年？崔健：80年代初。阿忆：我的记性特点好。我记得我在1984年买过一盘磁带，叫《浪子归》。里面有一首歌是黄小茂作词，崔健作曲，崔健自己演唱。当时，你还没有出名，演唱方法也不是后来的样子，吐字非常清楚，嗓子也一点不哑。当到你唱了《一无所有》而天下知时，我把《浪子归》单录出来，让亲朋们听，并且让他们猜猜唱歌的是谁。结果除了我妹妹以外，其他人都没猜出来，有几个人竟认为是齐秦。（一片惊讶声）但据说，你自己并不看重这首歌，以致于后来所有的专辑中都没有收录《浪子归》。崔健：对。《浪子归》实际上在音乐形式上正好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流行音乐转向我真正喜欢的乡村摇滚的一个过渡。我接触到摇滚以后，对流行音乐就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这就像我喜欢美的东西，从制作上讲它可能很好，盒子也很漂亮，但内容平庸。后来，我基本上不再花功夫，不再不再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它本身没什么价值。阿忆：你今年39岁，在39个春秋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年对你特别特别重要？崔健：那就是1986年我唱《一无所有》。阿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1986年前后你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你是一夜成名。那成名前，你处在什么状态？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成名以后，你有什么感受？是觉得很突然，还是觉得理所应当？崔健：实际上，演唱《一无所有》之前，我在舞台上已经站了很长时间，已经独唱了好几年，找到了做流行音乐的成功滋味。有很多歌迷写信给我，因为我出了很多专辑，不过多是翻唱洋人的音乐，填上了中文词。那之前，我唱了不少这样的歌。但这把瘾很快就过去了，就像窦唯当初唱黑豹一样。可以说，我唱流行歌曲的瘾是阶段性的，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想尝试。没机会试，特别想试试，可一旦试了之后，又发现这东西不是我想要的。而别人唱流行歌曲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们不行，唱得没劲。我觉得我应该成功，当时就有这种感觉。不过，唱完《一无所有》，这种感觉又反过来了。唱完的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好像是走了很大的捷径，很没道理，很没逻辑，有一种特别空的感觉。总之，我觉得《一无所有》改变了改变了我的我的命运，但这种捷径并不是很过瘾。阿忆：但《一无所有》还是很多人评价为伟大的摇滚。你能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摇滚是怎样出炉的吗？崔健：非常容易。实际上，在我写这首歌之前，我已经写了一些其他的歌。比如说《不是我不明白》，还比如说《最后的抱怨》，只不过这首歌当时的名字不是这个。这些歌都是很早以前写的。写《一无所有》主要是因为要应付活动。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中国要搞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的活动，谁有作品谁就会被优选独唱。主办单位是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我把《一无所有》写出来，王昆带领大家从歌词上从旋律上试听一次，觉得很好。所以，我获得了上台的机会。阿忆：王昆团长听完这歌，有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期，说这首歌唱出去后会不会引起轰动？崔健：没有。阿忆：她觉得这首歌好吗？崔健：演出前一天，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走台。彩排结束后，我在空场旁边给她看歌词，她看的很快。我最深的记忆是，她说："啊，歌词也不错！"这说明她对音乐也也也有好的印象。阿忆：你自己有没有预见说，我这个歌出来后，一定会获得极大的轰动？崔健：我对那次成功，只是感到莫名其妙。阿忆：《一无所有》你是一气呵成地写出来的吗？崔健：基本上是这样，是在两小时之内完成的。阿忆：写出词，作出裸歌，然后配器，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小时？崔健：不算配器，那是后来做的。这首歌当时有总谱，后来的配器也基本上遵循了当时的总谱。实际上我们乐手根本没必要看总谱，大概一说就行了。总得来说，我们排练的时候很顺。阿忆：当时还有像你一样唱摇滚的人吗？崔健：写《一无所有》之前--也就是1984年底--我自己有一个摇滚乐队。同时，还有一个乐队叫"不倒翁"，成员有齐秦、孙国庆、王迪、丁武。还有还有一帮人是曹军曹平哥儿，他们是中国最早唱摇滚的，甚至是专门研究摇滚的。他们都是摇滚圈子的里人，这个圈子的范围很大。我们经常接触，另外一支队伍，叫"大陆乐队"。我们经常出去演摇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流行音乐。我们大汗淋漓演完之后，会在一起喝酒。我们觉得大陆乐队是英雄，会在他们后面拍他们一下，说，真棒！他们说，谢谢。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这就是生活，很有意思的生活，这种生活很自然，是一个开放开放的事业。当时，我们周围总是有很多漂亮姑娘在和我们搭话。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潇洒。阿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漂亮姑娘跟你本人搭话的？崔健：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刚刚失恋，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做音乐的。他失恋以后特别痛苦，因为是被动被动失恋。我说，你别痛苦，我们的生活比别人的有意思。瞧着以后吧，以后全中国的姑娘咱们随便挑！（爆发大笑）后来没过几年，还真是这样。这位朋友现在还记我这句话，很多很多的姑娘就是关注他。但是，我们的爱情观和有姑娘实际上是两回事儿。真有很多姑娘关注你，你会觉得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的姑娘关注你。阿忆：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姑娘追你很重要。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女孩子，假如崔健满中国挑女孩时挑中了你，哪位会答应跟他走？有吗？有1个！给这位女孩一个发言机会。你不会节目一结束就跟崔健跑了吧？女孩：不会。阿忆：你知道他今天有多大了吗？女孩：我知道。但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崔健的歌。阿忆：你哭了？能告诉我，你是几岁开始喜欢崔健的吗？女孩：初一的时候。阿忆：那时你只有14岁左右？女孩：差不多吧！阿忆：喜欢到什么程度？女孩：我说不上来，反正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歌，包括他的歌词和他作的曲子。阿忆：听说过他有什么绯闻没有？女孩：没有。就算有，我也不太相信。阿忆：现在好不容易见到崔健，你有什么话特别想跟他说吗？如果你说的很多，没什么意思。假如我只给你说一句话的机会，你会说什么？女孩："我永远支持你！"阿忆：多么令人感动！将来什么时候我做主持人时间长了，有一位女孩远远地看着我，然后流着泪说，"我永远支持你"，我会高兴死的。（笑）周教授，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谈话，此刻有何感想？周孝正：我觉得崔健的歌和这位女同学的情感都非常真实。但我觉得，阿忆你有一点儿心理阴暗。阿忆：为什么？周孝正：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代人。我们基本上都上山下乡了，造成了从1966年到1970年断了一个代，于是留下了崔健呀，王朔呀，姜文呀这么一拨儿军队大院文化……阿忆：把我算也在"军队大院文化"里吧！但我还是不知道，我怎么就"心理阴暗"了呢？周孝正：大院文化往好了说，是你们都是男子汉！往坏了说，那是特权。（大笑加掌声）你们不太了解老百姓的心态，你们有老百姓的环境吗！你们的父母都在搞运动，也顾不过来你们。我们比你们大一点儿，但都下乡了。所以你们的上面没什么约束。在我们这代人看来，崔健、王朔、姜文这几位，不管作的是歌，还是小说，还是电影，气味都有点儿相同……阿忆：但这种气味不会跟老百姓没关系吧？周孝正：不会。我觉得，你们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但你们都比较真诚。我们那个年代也很真诚，但它是一些政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唱歌都唱革命歌曲，而你要听邓丽君的歌，那会觉得有点儿负罪感。为什么？她那叫"靡靡之音"！（议论纷纷）阿忆：周教授对崔健的评价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说崔健是"大院文化"，不代表老百姓，但多数人认为崔健的《一无所有》不仅是老百姓而且是整个中国人的心声。周孝正：不是。他实际上是缺什么吆喝什么。而缺乏特权的人，是看到有特权的人必须喜欢。这并不是说，崔健代表老百姓。我能看出来，崔健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好。这跟那个年代很有关系。1960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吗！那年大概死了1000万人，到了1963年就成了3000万……阿忆：崔健是身体不好吗？崔健：我身体特别好。（爆发大笑）我刚刚做完体检，身体特别好，只是骨头架子小。可能是周教授是用体能的高标准要求我。他下过乡，干过体力农活儿。我跟他们比，肯定不行。阿忆：周教授为什么觉得崔健的身体不好？周孝正：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赶上1960年的所谓"自然灾害"。1961年生崔健的时候，他母亲……崔健：我是1961年出生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我参加过飞行员体检，而且是在只剩下两个人的情况下被淘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学校里，只有考上的那一个人比我的身体好。飞行员的要求比较高，不光要身体内脏好，还要眼睛好。阿忆：周教授坐得比较远，我离你近，我早就观察到了你的眼睛。有人说，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眼白发蓝，那是因为他的身体里没有任何杂质。象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过了30岁，眼睛不仅不蓝，而且还布满了血丝。但我注意到，崔健的眼白像小孩儿的一样，是蓝色的。（唏嘘声）崔健：我最近发现，睡睡好觉，眼睛发蓝。如果长期看电脑的话，眼睛就带着血丝。阿忆：一般人会觉得唱摇滚的都睡眠很不正常，饮食也不正常，而且还吸毒。你怎么会……崔健：吸毒在西方要比中国多一点儿，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造就出造就出一种氛围，好象只有吸毒才能找到那种特别Cool的东西。我觉得，英文里的"Cool"和我们音译的以及我们理解的"酷"不一样。Cool好像是抽着烟看看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而吸烟的感觉和吸毒的感觉都能在这里头找到。西方人面临着特殊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死板模式，我觉得，吸毒品好像是缘于这种最原始的态度。他们要恢复人性，要追求自然的生活，所以他们产生了嬉皮士文化。而吸毒文化又跟嬉皮士有一定关系。中国人是在学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在中国，大部分做音乐的人他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态度，根本不需要用毒品。在西方，毒品文化还曾是反对战争的，他们要把自己放得放得很低，要求自己既放松，又能思考很严肃的问题。这在当时是毒品文化的积极意义。但现在，毒品已经变成非常消极的东西。中国的中国的所谓的物质建设，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当时的那个阶段，不应该有与之相呼应的毒品文化。而且实际上，在中国大多数使用毒品的人，并不是艺人，而是……阿忆：但摇滚圈里有人告诉我，如果要在创作摇滚时达到很高的境界，一定要吸毒。不吸毒就达不到高境界。还有一位也深深爱着你的女孩儿跟我说，崔健不可能不吸毒，不吸毒他写不出那么好的歌曲。崔健：我觉得，吸毒的人实际上是很浪漫的，而且是有很深层次的浪漫色彩。他们他们他们想说实话，同时又不想面对麻烦，所以一走了之。而吸毒是最简单的态度，是一种潇洒。它的意思是，我不喜欢你，但我不跟你们针风相对，不跟你吵架，我只是半颓废着，但是我诚实。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在我眼睛里也过时了，我觉得根本就不Cool。真正的Cool是--有问题说话，不喜欢就改变它！阿忆：崔建老师特别聪明地把我关于吸毒的问题转移到了Cool这个问题上。但我想知道的是，你真的没尝试过吸毒吗？崔健：没有。阿忆：真的吗？崔健：我只是在小时候吸过一次吸过一次大麻。我发现，大麻能让我笑，而且遇到什么事儿都笑半天。我就这么1次，再没有第2次。阿忆：如果你听说过同行是在吸毒状态下创作出一些比较好的摇滚，你不想跟他们一样，让自己永远疯狂下去，激昂下去，然后创作出你自己的好歌吗？崔健：我写《飞》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问我，什么叫"飞"。"飞"这个词很敏感，在习惯上，它实际上是吸食大麻或其他毒品的代名词。但我恰恰是在批评这个，我说我根本用不着它。我的第一句歌词是，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意，我的感觉已经飞了，人们的眼神就像烟雾，四处乱撞，让人在乎。在我们仔细观察人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在不诚实的情况下，在恐惧的情况下，也会形成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类似于毒品文化，另他们半晕。当你发现这些人用眼神交易，互相乱晃，你会觉得即使他们醒着但你自己飞了。也许他们会批评我这种态度，认为我没有权利嘲笑他们--既然你不用毒品，你也就没权利批评它--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毒品泛滥是人类资源的浪费和人体资源的浪费！当毒品用得过多使你已经上瘾的时候，你的血管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沉淀物。当你得不到它的时候，你会不惜一切代价。你可以骗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去乞求，把人格尊严放在放在最低的位置上，来换取一点点毒品。这是道德沦丧的开始。如果是这样，即使你是为了创造积极意义而使用这种东西，我仍然觉得这不是创造的正宗。周孝正：崔健说的，我特别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也有很多人作出非常情绪化的表现，你像什么"破四旧"。那个时候，没有毒品，我们管那叫"精神鸦片"。主持人以此类问题盘问人家崔健，好象人家要做出很有激情的东西就一定得吸物质上的毒，我觉得不见得！我们最近去泰山看孔庙，当地人给我们介绍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碑，这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给砸了的！但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吸毒……阿忆：咱们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周教授和我这样戴眼镜的人，要思考社会问题和生活状态，我们是按照学院培养我们的思路去想问题。假如我们创作一首歌曲，也是按照这种思路去构想，然后才能作出自己的作品。但我知道，你从14岁开始吹小号，以后又没有机会受大专以上的严格的学院培训……崔健：我觉得学院培养实际上是让你去去被动地受些舒舒服服的压力，吃吃一些该吃的苦。如果你是自学，区别是你要主动找找找一些压力，找一些苦吃。像音乐学院学到的那些东西，我们该学的自己也能利用课余时间补课。阿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开车。任何一个人--只要没有太大的残疾--都可以学会开车。不管他有没有文化，只要他是上了驾校就能学会开车。但是，要能把车开出哲学味道，那简直是稀罕之事。学音乐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持之以恒--学会一件乐器和和声课并不难，恐怕都能修成正果，但是，如果要用音乐和歌词去打动那么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首先又是几乎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觉得这很难。崔健：首先我要说，作到这一点，还是要有点功力。其次是，如果要谈论教育，不应该去谈论成绩，应该谈论它的方式。有些人在在反对学院派，有些人在在在鼓吹学院派，我觉得这都是形式上的问题。学院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它尊重知识。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爱上学还是不爱上学，只要你用这种观点，去尊重文化遗产，会殊途同归。但事实上，没上过学的人常常反对这些东西，而且是特别盲目地认为学院的东西都是坏的。于是，他就不尊重这些知识，造成了营养不良。他们有时候偏要较这个劲儿，只有是学院派的，即使是好东西我也不要！我在音乐上碰见过这样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对这些知识你要像找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样，而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进入学院，你会有很好的气氛，你会很自然地找到知识，舒舒服服地接受灌输，完成学院的教育过程。没进入学院，也并不是说你百分之百学不到知识。我我并不是反对上学，有机会上学我也应该去。我并不是不想上音乐学院，而是我当时去考了，但没考上。我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从学院里出来的，比如说古典音乐和爵士乐。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说你没机会上学，就不可能出来。只要你有创作，你就会渐渐成功，因为创作在所有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只是你别因为自己没机会上学就去否认知识，否认别人做的好东西，否认他们的价值。阿忆：你说得这些话，好像还是围绕在音乐专业的学习上。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很多歌词有思想性，而你……崔健：一样。都是一样的。周孝正：我插两句。我觉得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人在一定意义上是环境的产物。你说你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你的代价是什么？比如说，我的眼睛很好，我的耳朵就不灵！（爆发大笑）如果我慢慢失明了，我的耳朵就特别灵。（笑）但是我不愿意失明，是吧？我觉得崔健这种态度特别好，他愿意受良好教育，愿意继承前人们的成果，但他那个年代没这个机会。但是，是不是他就不能成才呢？我觉得他照样儿有创造力！而且他的这个认识跟我们社会学理论特别吻合。不知道崔健学过社会学没有？崔健：没学过。实际上，我关心的问题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如果你能发现自己周边的问题，很自然地你也就是在作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包括了你周围的问题。周孝正：搞艺术的人我觉得都不是很注重钱的，是吧？就是说，追究美感是第一位的？崔健：我不敢说这话。别人会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权利这么话。我现在做了很多事，是我必须要做这些事，我觉得它很重要。但是我也很得意，我沿着自己的《一有所有》走下去，舒舒服服走了过来。我觉得，生活的最大价值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并痛痛快快地去享受。但我发现发现很多明星的生活过得很压抑，所以所以他们他们挣很多钱是是应该的。当然，他们也应该上很多税。要知道，他们他们是为别人生活，他们在表演之外，还要说一些假话。他们很压抑，甚至拿钱的时候都觉得压抑，可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阿忆：你有过这种压抑吗？崔健：没钱的时候，人会压抑，因为钱能够满足很多理想，能扩大你想做自己事儿的一些一些力量。当你发现发现你有许多事要去做，你会需要钱来作你的中心，来来来帮你找到好朋友，和他们合作。我觉得，如果我说艺术家可以不注重钱，那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我其实已经相对来说不是"一无所有"了。当然，要想要想真的达到"一无所有"的对面儿--就是什么都有，应有尽有--我们实际上还是"一无所有"。我这里说的"一无所有"不是不是简单的物质上的"一无所有"，不是不是那种那种油盐米醋的"一无所有"。我指是精神上的理想上的，或是爱情方面的，或是身体方面的"一无所有"。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人经常会觉得一无所有。如果我让你真正说实话，说你有多少朋友，你敢你敢你敢你敢用手指头告诉我吗？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没多少朋友。所以说，我的"一无所有"不是物质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我觉得，钱也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钱，而是一个社会。通过它，你能够接触到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你会发现，你运用钱的时候，你已离不开它了。它是一种学问。人越有钱，就越关系到钱的管理和人与人之间怎么样怎么样平衡。这一系列的东西我根本干不了，所以，我我要要请非常高水平的人去管理。总之，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钱是一个社会的，是你个人和社会之间很重要的桥梁。你要重视它，但不能说钱越多越好。当然，你也不能说越远离钱越好。这都都都太简单了，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周孝正：我岔一句。你刚才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这里面的"站着"是不是指你现在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崔健：不是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因为我我觉得，我的生活水平超过了90%的中国人的水平。他们会认为我现在谈论钱，说自己不在乎，都是都是因为我有钱。阿忆：哎崔健，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中国的很多艺术家，毁就毁在钱上了！崔健：我同意这种说法。阿忆：每位艺术家的第一部力作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他进行第一次创作时，处在跟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水准上。所以他的作品特别代表老百姓。但当他成名以后，他获得了更多的名誉，获得了极大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买了自己的新房子，住在远郊。他有了特别好的汽车，远离了板爷儿，远离了公共汽车和地铁，连出租车也很少坐了。于是，他生活到了另外一个圈子。但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很忙，很少有时间欣赏他的作品。实际上欣赏他的作品的，还是原来的老百姓。遗憾的是，老百姓从他的第二部作品以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影子，觉得他们失去了一个代言人。也就是说，随着艺术家的物质生活越变越好，他的作品会越来越差。崔健：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我有我有我有一些宠爱的DJ，他们都是在国外，但他们他们永远生活在贫民窟里，从来没有改变生活环境。他们确实挣了很多钱，但他们做慈善事业，或者搞搞一些音乐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他们认为，自己走的音乐道路和生活物质环境没有关系。他们会觉得，自己能继续发展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这话的人选取了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实际上，作为社会评论人，他们和真正的老百姓也有一个距离。他们这样评价艺术家，本身是本身是跟艺术家和老百姓都有距离。阿忆：我特指的是中国艺术家，是把你宠爱的外国DJ排除在外的。好，咱们不谈这个，还是说你的作品。你觉得，老百姓是否喜欢你的作品，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崔健：老百姓老百姓中的一部分是否喜欢我的作品非常重要，不是所有的。阿忆：哪一部分？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受过教育的？崔健：不单单是看热闹的那些人非常重要，其他人未必未必真正去去认识我的作品，他们并不在乎这些。我不是要求他们一定在乎我，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它都有核心和外围，核心不必在乎外围。只要你在乎总是往前走的那部分人，就足够了。如果你总是在乎在那儿闹闹的，那到最后，你会被淹没。阿忆：咱们的现场观众已经听了咱们的长时间对话，如果老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会疲劳。哪一位观众要问崔健问题，可以举手示意我。观众1：听您的说话，感觉到您不是一个很外相很张扬的人，但摇滚乐却是一种很有激情很热烈很给人震撼的音乐。而且，在你的作品中，间杂着一种消极沉闷的解脱。我想问，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您创作出这么复杂的音乐？崔健：音乐有好多种风格。有的人愿意永远永远去抒情，有的人却愿意永远寻找力量，表现力量。而当你想想表现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对象有多大阻力，它就能唤醒你的多大力量，并且测试出你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如果你用大棒子打蚊子，不会有人认为你有力量。如果你是健将运动员，谁也谁也不会觉得你有力量。当然当然他们确实有力量，但他们的对象太渺小了。我们知道，举重会有会有会有很多重量级别，是你要举的那个重量唤醒了你的力量。反过来说，如果你想表现力量，你不会挑选那些特别软的东西，拿着棒子打蚊子。而在这个社会，你要真正厉害，你的眼睛眼睛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是闭着一只眼睛，另外那只什么都不看。他们觉得生活挺好，够了，挺幸福。我们做音乐的人正相反，我们要发现，要力量，要反对这些东西。这样一说，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压抑和恐惧的话题。但这种压抑和恐惧，我们从小就有，这是这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把这种这种恐惧表现出来。但有些人对这种恐惧已经淡忘，他们身上的这种恐惧能力已经完成丧失。所以他们觉得，你正式在寻找压抑。实际上根本不是！我们是在寻找快乐！你把自己不敢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且而且使它具有一种震撼力，这种震撼力量在有些人看来是痛苦的。但如果你真的真的生活生活在里面，你会发现，你五官挪位的时候或者说你龇牙咧嘴的时候，未必痛苦。很有可能，那是最幸福的时候。观众2：在约会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迟到？崔健：是。但今天我要解释一下，刚才是因为我不知道走立交桥的出口，结果只得到前一个立交桥绕了一下。又遇到堵车，所以多花了10分钟时间。观众2：假如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一个是精神上的一无所有，你会选择哪一种？崔健：一无所有都是被动的，是由命运降临到你的身上的，并不是你选择的。观众2：那你很信命吗？崔健：我相信命，但不迷信。我是科学地相信命。我相信我相信有外星智能生物，相信我们我们在很多时候是被更大的能量控制着。观众2：你的成就是命运安排的，还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崔健：这要看是跟谁说话。要是跟年轻人说话，我不会说我命运好。这会让他们养成很懒惰的习惯，一切等待命运安排。如果是跟一些特别努力但却没有成绩的人说话，我会非常谦虚地说，我只是命运好。观众3：您的最近目标是什么？崔健：我最近最想做的是，让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真正发现音乐里面有内容，而不是音乐里面有偶像。我还想真正创造出一种上10万人--比如说50万人--参加的音乐会。中国不是人多吗？那甚至可以让上百万人共同听一场大型音乐会，大家都在台上演出。如果是这样，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就是音乐，也悟道音乐的真正力量是什么，音乐的真正内容是怎样的。这不是唱卡拉OK。我觉得，喜欢卡拉OK的人对音乐有一种误解。卡拉OK实际上是接近偶像的一种方式，但它的音乐非常非常粗略，而且没有内容。它的音乐是2等Copy，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没有创造性。如果大家不尊重音乐质量的话，实际上实际上他就不理解音乐。音乐音乐应该有很高的质量，就像任何一个好产品一样。观众4：在您结婚生子之后，你的创作激情会不会受到压抑？我是说，您可能会面对一些比较残酷的油盐酱醋吃喝拉撒这类事儿。它会不会影响您那种理想化的走出去想要飞的创作激情？崔健：你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要美人还是要江山？（笑）观众4：可以这么说。崔健：当你当你当你选择了美人的时候，你肯定没错儿，（笑）因为你的爱情达到了一种高度，它可以让你放弃一切。但当你要当你要江山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没错儿，因为你可能可能愿意放弃放弃幸福，或者是你的野心战胜了你享受生命的那种爱心。不过，当一个人真正地去奋斗，于是放弃自己的情感，我在内心里可以理解他，但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生活。这样不对。为了事业，完了对家人置之不理，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我的理解是，可能他还不够真爱他的孩子和家人。最好是江山和美人两个都要。（大笑）观众5：在您以前写的歌里，有一种潜在的鼓励青年去闯去飞的意识。您会不会以同样的意识去教育您自己的孩子。当您的孩子在10几岁处于迷盲期时，你会不会用你当初那种激情去告诉她，你应该冲出去，你应该飞出去？崔健：会，但方式不一样。所有的父母都会启示他们的儿女，开导他们的儿女。我们小时候是看《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我们学习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刘文学，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真的像他们一样。不过，当我们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父母又教给我们另一种危险警告，他要你三思而后行，要成熟，不要那么幼稚，要多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我们长大后，发现长辈人错了，于是我们自己要闯荡要飞。等我自己的孩子渐渐长大，我会鼓励她踏上自己的征程。但我对晚辈的要求实际上比对自己简单。我最希望他们幸福，同时别记恨我，因为我也是孩子。我会告诉他们，你爸爸或你爷爷也是孩子，爸爸或爷爷每天都在寻找幸福，但却不完全知道什么是幸福。我知道，有些东西说归说，但到具体事情上非常不好处理。如果我发现他们有错误，也许我也会拿一些非常严厉的方法去制约他们。不过，我的主要方式基本上是幸福概念。我觉得，教育孩子时，你根本不是摇滚歌手。教育子女跟唱歌没什么关系，你只是一个父亲。阿忆：听我的一位编导说，崔健有一天在中央民族学院演唱，演得热情奔放，完全是一幅摇滚的形象。但是第2天，同样是这位编导，在一个话剧院里又看到了崔健。此时的崔健带着女儿，全然没有了前一天唱摇滚的样子，是典型的慈父形象。周孝正：作为旁观者，我觉得崔健是一个健康的人。连他的压抑都是健康的压抑。该压抑的时候压抑，不该压抑的时候不压抑。你不能老压抑，也不能老放纵。那位同学说，柴米油盐是残酷的东西，其实这个说法不对。崔健：他是无奈。但是，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你会愿意关心对方的事情，认为你对她的一切关心都不是世俗的事，而是一件非常高级的美事。实际上，那位同学是在说浪漫和现实的两种生活方式怎样平衡，因为这两种生活是有矛盾的。我的生活不能代表很多人，因为我确实与更多的人不一样。我肯定不买油盐米醋，如果我需要，我会付钱雇人做。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值得让人知道的好例子，但我确实是这么做的。我不用担心这些生活琐事。如果你将来有条件，可以学我，也可以不学我。但如果你始终没有条件，你一定要调整观念。你要是真的爱上一个人，肯定有你的道理，你也应该忽视细节上的不舒服的东西。观众6：您老是提到"力量"这个词。我想问问您，您估计自己有多大力量。比如说，我们俩换一个位置，我是崔健，你是大学学生。你在宿舍床头，挂一幅大照片。这会儿，宿管科的人来了。说，你把这个照片换下来。那你起码应该照着作，然后再挂上其他书画作品。您觉得，您有力量跟他们叫板吗？崔健：我有力量！我觉得他们属于正事不管，瞎管闲事。（爆发大笑和掌声）阿忆：但你的老师非要让你换成爱因斯坦像，你怎么办？崔健：我现在告诉这位同学一个故事，你就会明白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会说刚才的话。这种瞎管闲事的人现在正让我面临压抑。大家知道，拍一部好电影要花上千万的国家资金。即使是花公司的钱，但甭管哪个公司，都是国家的纳税人。现在有一部好电影，叫《鬼子来了》，电影局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封杀了它，给所有参与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部电影的拷贝一个都卖不出去，老百姓也根本看不到这部好片子。我是它的音乐创作者之一，有幸看到它，但是你看不到，大家看不到。于是我就会说，他们瞎管闲事儿！实际上，那位同学跟我处的位置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权利干涉这件事，但我没有力量阻止他们。阿忆：最近，互联网上都在谈《鬼子来了》被枪毙的事儿。但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暂时只能在互联网上议论。观众7：我在《名人》杂志上曾看过一篇采访您的文章，叫《越大的明星，越大的混蛋》，我想您，您是怎么理解"明星"的？崔健：那篇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我重新说一遍，肯定说不出新鲜意思。恐怕你也不希望那些我现在说的话跟那些新鲜的文字有冲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越大明星他越会丢失自己。实际上，很多明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也不在乎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在成功的路上，在疯狂驰骋的列车上，向前跑着。他们点着大批大批的钞票，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阿忆：你自己是"越大的混蛋"吗？（笑）崔健：在很大成分上，我是非常大的混蛋。（大笑）观众8：我是一个歌迷，而且是看热闹的，但我从10几岁一直到今年29岁一直在听您的歌。一开始，我根本不管是你是谁，反正就是成天在耳边放您的歌。我戴着眼镜，是努力学习的书呆子。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完全属于您的歌。听歌的时候，我想哭，也想砸东西，有的时候想打架。但是我做不到，我只能练吉他。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我才平静了下来。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不是听懂了您的歌，或许只是您的歌能代表我成长的岁月。对不起我很紧张。崔健：你听懂听不懂这都不重要。这是我的音乐，但我做完它之后，它就属于了你。当然它也属于我，但只是"崔健"两个字是我的，剩下全都是你的。《一无所有》是你的，《无能的力量》是你的，《红旗下的蛋》也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唱就怎么唱，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如果你想通过音乐，发现我是什么样的，那大可不必费这个劲儿。知道吗？你没必要想我是怎么样想你的，这个一点也不重要。你不要想理解不理解，只要你喜欢听。（掌声）阿忆：你练会了吉他，但你会弹崔健的歌吗？观众8：已经两三年没练了，不是很熟，而且我太紧张了。阿忆：如果我把周强的吉他给，你会即兴拿出崔健的哪首去弹？观众8：《花房姑娘》。失恋的时候，我就唱它。好是现在有简谱就好了。我太紧张。阿忆：没有简谱你能不能演示一下？（鼓励的掌声）观众8：我试试吧。（掌声）"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却没有话儿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噢噢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噢噢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不知不觉忘记掉噢噢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哎不好意思，我记不清了。（唱着有泪，观众热烈掌声）阿忆：不，你唱得和弹得都很棒，而且是在吉他不准的情况下。（笑）观众8：我听了很多年多件的歌，今天头一次见到他觉得很激动。我想，我真的非常激动。阿忆：那和崔健握握手吧？观众8：在我10年的成长岁月里，只有您的歌是理解我的。谢谢您的歌伴随我走过这些岁月。（感动的掌声）崔健：谢谢。观众9：音乐是一种感情宣泄。我最深刻理解《一无所有》的时候，是我为学费或为伙食费发愁的时候，还有我失恋的时候。我还是想问您当年创作《一无所有》时，处于什么样的心态？是经济上的一无所有，还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是否也处于一种失恋状态？崔健：写这首歌时，我已经不是一无所有了，那是我的想象。在一开始启程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这种感觉，经历了从一无所有到有那么一些东西的过程。但你仍然是空的，你熟悉这种状态，喜欢得到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是小号演奏员，工资不少，可以说工作很优越。而且，我父母健在，我有女朋友，而且没有失恋。我现在想，一无所有是一种气氛，特别是一种爱情气氛。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载体而已，是一种状态。周孝正：写《一无所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并不是一无所有，那么这种心态跟无病呻吟有什么区别？崔健：我既然没被你的话激怒，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早有些人这样说我。一个人如果只想睡觉的话，有1张床就够了。特别是对一个男人来讲，有1张床和1个厨房，他就能生活得很好。他这一辈子可以每天睡20个小时的觉，剩下4个小时起来吃饭。但如果他不满足了，说要活动活动，打个乒乓球什么的。那他需要买一个客厅，放上一个乒乓球案子。后来他又可能想，不行我要踢足球！我要买更大的地！这样看，一无所有绝对不是物资概念，而是欲望概念。只要你是男人，你张着眼睛会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你也能想象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于是你的欲望就在增长。这时，一无所有的感觉就会自然而生，因为跟你的欲望相比，你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总的来说，人的成就和欲望是反比关系。我刚才想说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一无所有"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我们的一个欲望，我们想要自己的东西。实际上，男人的真诚表现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在塑造女性的时候也在塑造自己。他希望什么样的女性爱他，他要在他最爱的女人面前展示自己。你会发现，越是朴实越是有上征程的理想的男人，就越招女人喜欢。准确地说，是越招你自己喜欢的女孩喜欢。这是一个基础，它完全不是无病呻吟。而且，您说"吟"从来就是不存在的。我是"唱"《一无所有》，那是一个痛苦的歌。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你最高兴的时候可能表现出的表情最难看……周孝正：那叫"乐死人"，最高兴的时候也就快死了。观众10：您刚才说到封杀现象。现在网上沸沸扬扬在说五·二零台湾张惠妹被封杀。我知道您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也处在非常大的压力之下，当时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怎么走过那路的？另外，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摇滚新人倍出的地方，我在很多酒吧里都看到很多很多摇滚乐手。那新的摇滚乐手出来并成名，您觉得有没有竞争压力？您是怎么面对这种压力？崔健：封杀是权威对独立歌手的一种惩罚。我如果把我的真正观点说出来，阿忆这集节目也就播不出来了。所以我决定进行狭义解释。我觉得，只要不是法律的封杀，都是狭义的非常非常个人化的惩罚行为。它的出发点是很个人化的，也可以说是不美的。就回答这么多吧。至于竞争，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被美好的东西震撼，是享受生活的一个部分。如果真有这种竞争的话，那是你的幸运。但恰恰令我最不舒服的是，你明明不怎么样，却偏偏说自己特时尚，说自己代表时代，说自己潇洒。我说这话不是老演员对年轻后辈的忌妒。如果你把真正的东西拿出来，把你的勇气和你的精力都释放出来，那我什么话都没有，这种竞争是特别美好的。当我真正看到年轻人的杰作而说不出话时，你放心，那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候。我会享受生命，会被美好的东西震撼。观众11：在写作的时候，总是有一个自己最关注最想表达的焦点。您以前写的那些歌曲都有您自己的感情，你的挣扎曾在里边，但那种激情和挣扎现在你已经没有了，可能随着你的成长随着那种环境的变化消失了。那现在再出一张专辑的话，你最想表达什么东西？你觉得什么是最值得您关注的？崔健：你听过《混混》和《无能的力量》吗？这两首歌有很大的区别，但仍然代表目前的所思所想。《混混》表达的是有理想的年轻艺术家共同大谈过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共同上了征程，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种东西和悬崖勒马那种智慧截然不一样。我都特别讨厌别人告诉自己，你走到头了，你该悬崖勒马了。这种智慧特别腐朽，我觉得不叫"智慧"。我觉得应该自己去尝试。但我们共同上征程时，却发现很多人在过了若干年后，已经悬崖勒马了或者已经变"智慧"了。他会问我，你怎么还在那么走？你怎么还那么天真？你怎么还在说你过去说的话？你都毕业了，怎么还没下课呀？他们还会提醒我，你怎么还不喜欢老师，老师也是为你好！《混混》这首歌写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自认为有很多机会去挣钱。随着社会积极的大潮的变化，他们找到一些利益，找到一些营养。于是他们开始否定所有继续在征程中行走的人。在内心生活中，他们是很能凑合的。而《无能的力量》写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写的是男人想改变世界。为什么叫"无能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力量特别大，但它只是一首情歌，但并不浪漫，它只是一种观念，就像《一无所有》一样。那时候，我唱"你这就跟我走"，而现在，我说想改变世界，但我没有机会，所以只能吹。可是我不会去骗。我会问，如果我失败了，你是否还要我？是否还跟我走？你在我的身下，但你是否感觉到我无能的力量？我像是风，你像是浪，你是否能感觉到无能的力量？我有另外一首歌，叫《时代的晚上》，我曾想用这个歌名作整个专辑的题目，但最后还是选定了《无能的力量》。观众11：现在大家都在说环保，很多歌手也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做点儿什么？我说的是，不是在表面上呼吁大家注意，而是在专辑里提醒大家或者言传身教去标榜。这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它最切实地出现在我们身边。崔健：我特别高兴你最后问的这个问题……阿忆：10年前，我写了好多歌词，比如说《城市渔夫》和《人造世界》，我是按照崔健的模式写，然后想卖给崔健。但转弯抹角，可能还是没送到崔健手上。崔健：是吗？我没有一点印象。最近，我们刚从内蒙回来。我们去了一个草原，但那个草原从两年已经开始渐变成沙漠。现在是一半沙漠，草奄奄一息的。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呼市可能很快会在几十年内消失，北京80年内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遭遇。我觉得如果是政府作官方性的宣传，那会很枯燥，而最自然的号召力恐怕是音乐。这时候我们曾经具体问过，我们能不能做一场规模庞大的拯救草原的沙漠音乐会。我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我还想到，实际上我们的内心就是绿洲，但可能始终没有被打开。我们的草原在我们的内心里实际上就是自由和平等。所以，我们要呼吁，草原和内心世界是一样的。我们家旁边的河是臭河，特臭。学院路旁边的河也是臭河，叫"小叶河"，比我们家的还臭。我听说设计这条河的人还得了环保奖和最佳设计奖，但此后没人治理这条河。你提起环保问题，我比你更关心。但我发现，一旦谈这个问题，总会受到体制限制。所以我们能接受的环保举措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只不过是捐一点钱，少用一些塑料袋，少扔一些白色污染，这让我非常非常悲观。如果你一个人带一些人去植树，这东西恐怕是太小了。我们的年龄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我想做一些大事，还有怎样才能真正做成这些事。阿忆：每一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都要回答同样的6个问题。崔健今天路上堵车，来晚了，没有来得及提前填写。咱们来一个现场问答--我问问题，请你用最快的速度，最最简单的语言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崔健：是别人作品，还是我自己的？阿忆：都可以。崔健：《一无所有》，它改变了我的生命。阿忆：第二个问题，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不会还是你自己吧？崔健：你说的"影响"是我主动受影响，还是被动受影响？阿忆：同样都可以。崔健：被动受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阿忆：主动的呢？是你自己吗？崔健：最近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爵士乐。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真的像孩子，特别饥渴地要听到新的音乐。听到之后，我会说，太棒了！阿忆：你的意思是，今天崇拜这个，明天崇拜那个，而此时此刻听到一个音乐很棒，你就会崇拜它的制作者？崔健：对。阿忆：第三个问题，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荣誉？崔健：比较自然一点儿的明星。阿忆：你最希望社会对你的评价是，"较为自然的明星"？崔健：对，是自然人，而明星是混蛋。（笑并惊讶）阿忆："自然人"是法律名词。崔健：我是"最自然的混蛋"，OK，这个说法比较好！（爆发大笑）阿忆：好，重复一遍，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荣誉，崔建回答，"最自然的混蛋"。（音乐带起掌声）第四个问题，你遇到过的最难的一次抉择是什么？崔健：对男人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经常恐惧。但恐惧总是降临在恐惧降临之前，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战胜恐惧。这就是"抉择"。阿忆：那你战胜恐惧最艰难的那一次是什么时候？崔健：有人当着很多镜头问我，说你到底认为一个历史事件是错的还是对的。我知道，镜头会让很多人看到究竟怎么说。我说了真话，说那个事儿是错的。说完以后，我为自己感到光荣和骄傲。阿忆：但说实话的时候特别恐惧，可你选择了战胜它？崔健：是的。当时很恐惧，但说完之后一点儿也不恐惧了。（渐起掌声，越来越响）阿忆：还有别的恐惧吗？崔健：我觉得，男人都会有恐惧。阿忆：但让崔健记忆犹新的恐惧，一定别有滋味。崔健：你说的是爱情，还是说任何其他方面？阿忆：好多人问这样的问题，都喜欢纠缠爱情，我也未能免俗。崔健：你就别纠缠爱情了吧。（笑）实际上，生病是我现在最大的恐惧。还有，等我再老一点，或者到了晚年，我会发现自己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始终像个小孩儿，因为我要证明自己确实是个"自然的混蛋"。我想，那个时候，我会很孤独。阿忆：这种孤独很恐惧？崔健：孤独是最大的恐惧。阿忆：我估计，你还会觉得自己已经39岁，会想到自己老了，于是一得病就会马上想到，这场病会不会让我现在就死掉？我虽然只有36岁，但这种想法我也有。崔健：我也想过。但我的主要意思还是，你要怎么样生活。如果你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不伤害所有朋友，这是公平的。但你又不能为怕以后的孤独所以就去妥协一下，撒一些善意的谎言，得到一些同情。你没必要这么做，你要坚持当混蛋。我发现，有时候你越是自然的混蛋，你的朋友越多。你是自然的混蛋，要创造更多的空间，千万不要当唯唯诺诺的不是自然混蛋的那些混蛋。阿忆：深刻，但我还是没有完全听懂。（笑）咱们回答第五个问题，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后半生？也是个老年问题。崔健：坚持自己的态度，继续当孩子。那是一种踏上征途的感觉，千万不要当悬崖勒马的智者。阿忆：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本期《谁在说》节目对你的专访起什么样的名字？不会是《最自然的混蛋》吧？（爆发大笑、掌声、音乐）崔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阿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多好听的名字！（大笑、掌声、音乐）周孝正：崔健是一个本色人，这叫"童心未泯"。他用音乐净化人的心灵。可以说是，先把人的内环境搞清洁了，人的外环境才能好。阿忆：听着像是医生。崔健：我同意。阿忆：刚才周教授说你"童心未泯"，你知不知道社会上叫你什么？他们给了你一个很高的定位，一提"崔建"就给你安上这个头衔，4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崔健："摇滚之父"？阿忆：对，摇滚之父，整个中国的摇滚都是你的儿子！（爆发大笑和掌声）在这个产业中，你是第一人。你背得起这个重负吗？崔健：我觉得，我应该当自己的孙子。（爆发更大的笑声和掌声）阿忆：这话还是那么深刻，以至于我还是没听懂。（笑）"当自己的孙子"？崔健：嗯。阿忆：什么意思？崔健：一听"教父"和"摇滚之父"之类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是"让他去吧"的意思。但我不想现在就去。（掌声）阿忆：当孙子，岁数特别小，还能继续活？崔健：你看，如果真是"摇滚之父"，那他孙子的年龄正好是20来岁。我觉得，应该永远能回忆起来20来岁最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回忆起那些理想，千万不要怕。阿忆：那就是说，在"摇滚之父"这个词和"永远继续做孩子"之间，你选择后者？崔健：当然！阿忆：你知道不知道，"摇滚之父"这个词在摇滚领域里如果作个比喻的话，应该算是太阳式的人物，由于它阳光普照，致使后来的很多人成长起来？崔健：这个太功利了，还是把这个名字丑化一点好。阿忆：丑化成什么样子？崔健：太阳是一个老气横秋的东西。应该说，摇滚原来别人没干，崔健先干了一把，比别人先走了一步，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掌声）阿忆：我就知道你最后会说自己是个平凡人。在我们每次节目结束时，我都要以全组的名义送给嘉宾两样儿礼物。我知道你不会承认自己是太阳，所以我们给你的第一件儿礼物是，一盏油灯。大家把你当太阳，我们却希望按照你自己的本意送给你礼物。尽管火苗不大，但是很有光亮。崔健：谢谢。（掌声）阿忆：我要把油灯点着。崔健：先把玻璃拿下来。阿忆：多好，不做太阳，做油灯。另外一个礼物像是一幅铜版画，铜版画上印着你年轻时的照片。这幅铜版画永远不会腐烂，只要这个地球不会毁灭，这幅画就会存在。让摄像师拍一下，这上边的文字据说是你女儿和跟你的对话。女儿问："爸，你的嗓子怎么那么有劲儿？"爸爸回答说："因为是生气唱的！"好，送给你。也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