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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购物指南:百年一剧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9月12日12:35 精品购物指南
精品购物指南:百年一剧

百年一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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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沉浮路

  从徽班进京算起,京剧大概走过了215年,而回想创造京剧鼎盛的“富连成”,也是百年以前的事了。1958年,程砚秋去世;1961年,梅兰芳去世;1966年,马连良去世;1968年,荀慧生去世;1976春,尚小云去世……一位位大师渐行渐远,留下的舞台光鲜依旧,只是来自台下的应和声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了。

  恍然忆及从前景山公园的一幕场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万春亭的栏椅上总能由风送来胡琴声,一个长髯老者低吟着“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后来得知,老人曾是吉鸿昌的马夫,天天唱的都是吉鸿昌最喜欢的京剧《除三害》中王浚的唱词。为的是怀念。后来老人更老了,上不得山,便在山下唱,直到一日他改唱了《霸王别姬》中虞姬的绝唱“一缕魂也为霸王歌……”

  “一缕魂也为霸王歌”,一句戏词,记录了一段往事,也是如今仍在京剧舞台上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的梨园艺人的写照。

  北京前门外肉市街46号,是广和楼。几十年前的这里,每天都会演出富连成科班的京剧,日场是中午十二点钟开锣演戏,要演五个多小时,夜场是下午六点开始,六个小时。剧场里的观众有遗老遗少、金融老板、富家千金,也有手艺人、小职员,再就是平民百姓。进场看戏不需买票,而是坐下以后,茶房才来收钱,同时送来茶水。“那个时候想要找个座位很难。”在戏剧大师吴祖光之子吴欢的印象里,广和楼没有一天不是满坑满谷坐满了观众的,“台上站的余叔岩、梅兰芳、马连良,台下叫好的打赏的不断,把大洋和金镏子扔到台上是常事。”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当选,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那是中国京剧的黄金时代,梅兰芳演一出大戏的包银达到了6000大洋,剧场现金结付,还不算上捧角儿的收入。上世纪30年代左右的京剧捧角儿者遍及各阶层,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有官捧、民捧、还有捧角集团,“现在真正懂戏的人,最怀念那个时期,那个时期艺术达到了高峰,培植艺术的氛围也达到了顶峰。”按照戏曲研究者翁思的回忆,当时声势最大的捧角集团要数专捧梅兰芳的“梅党”,“一散场就有不少小姐公子冲向后台,冲的是梅老板,就像《大宅门》里白玉婷迷万筱菊。当然,各位老板周围都是一样。”

  天桥撂摊儿的梁益鸣也是当时冲向后台众人中的一个,但与有钱人捧角儿不同,他学戏为的是谋生。开始梁益鸣学的是余叔岩余派的《珠帘寨》、《洪羊洞》,谭鑫培谭派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后来在广和楼他看了一出马连良的《串龙珠》,从此梁益鸣就迷上了马老板。梁益鸣多次想拜马连良为师,可惜由于旧传统束缚,京剧界有大街南北之分,即以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身份高,街南身份低,街北的演员绝不到街南演戏,街南演员也没有资格到街北去演出,所以街北的马老板无法收街南谋生的梁益鸣为徒。但梁益鸣并未灰心,无论马连良在何处演出,梁益鸣都去追看,没有坐票买站票,尽管收入不多,但他还是购买了不少马连良的唱片,边放边模仿,模仿几至乱真,于此,梁益鸣一举成为北京戏剧界响亮的人物,人称“天桥马连良”。直到1959年,梁益鸣夙愿以偿,终于拜在马连良门下,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一场动荡让梁益鸣丢了舞台,丢了性命。年仅55岁。

  “真正让京剧伤筋动骨的是那一场文化浩劫。那个时候,所有的剧团全部关闭,只留下样板戏。至于演戏的人,冲击的冲击,迫害的迫害,10年过来京剧的魂魄已经快散了。”在京剧研究家刘曾复看来,京剧作为一门艺术的几次沉浮都与政治有关,“上个世纪初,民主共和的旗帜振奋了全国的热血青年,京剧作为封建社会的‘糟粕’遭到了‘改良革命’的下场,鲁迅先生多次撰文抨击梅兰芳先生的表演,‘不是皇家的供奉,就是俗人的宠儿’,在鲁迅的影响下,《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一系列被鲁迅批评的剧目,因此或修改或停。到了抗战时期,有积蓄的名角儿不演戏了,也有的角儿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当权的日本人演戏,抗战后落得个汉奸的骂名,至于大多数傍角儿的演员,只能纷纷改行。抗战结束,当年京剧舞台上的‘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和余叔岩,只剩下梅兰芳还健在。十年动乱之前,四大名旦还都在,只是再登台已经难了。我跟程砚秋住过街坊,在报子胡同,他坐个车出来时,我闺女尽笑,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

  因时代而生的一代名角儿就这样在另一个时代的颠沛中耗尽了韶华。而京剧这门艺术就像北京的城墙一样,先是一块块再是一面面地渐渐消失了。广和楼已然成了危楼,湖广会馆里也多是固定的面孔,台上的蟒袍和雉鸡翎已经不能把年轻人带回到声声慢或是急急风里面。在中国戏剧史学专家周传家的记忆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单上海就有十七八家戏剧院,观众每天至少是2万人,现在全上海只剩下一家戏剧院,每周或每两周演一次,观众不足500人,“政治给京剧带来的冲击是最直接、最明显和最猛烈的,然而最深刻的、最伤及京剧骨髓的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变了,文化变了,观赏习惯和趣味都变了,它不再是少数人的批评,而是一种来自时代的冲击,它把观众夺走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这比任何时候的冲击都厉害得多。”

  1949年的香港,九龙普庆大戏院,马连良上演《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公。然而整个剧场里冷冷清清坐的不过四五排寥寥的观众,坐不到几分钟便出场回家了。落得这般光景,马老板连声感叹:“文化不至,香港不是京剧的天下。”

  却如今哪里还是京剧的天下?

  去圣已远,宝变为石。

  子玉在京剧院内的汇报演出上走了音,但老师还是鼓励了这个班上少数几个没转行,坚持唱戏的孩子,只是觉得听得有些耳热,唱得有些悲凉,只是觉得记录粉墨兴衰的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的怅然。

  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戏、演老戏或老戏新演,观者寥寥。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有识之士尽管承认势之所趋却难掩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觉,寂寞的舞台背后,看到的是一片庞大的精神废墟。从胡同、小吃到京剧、

四合院,对于文化的振兴似乎更像是一段漫漫旅程。王立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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