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百年纪念研讨会论文--《关注时代 走向大众》

　　新浪娱乐讯 4月6日上午9:30在北京中环假日酒店西翼三层会议厅举办贺中国话剧百年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中国话剧百年的历史，研究当代话剧艺术的成就，探讨话剧未来的走向,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以下为徐晓钟的学术论文《关注时代 开拓审美 走向大众》全文：

　　19世纪末，我国爱国知识青年为了倾吐他们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开始引进话剧形式，把它作为表达自己政治情感的新武器。如果不算它的萌发时期，而是从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话剧演出活动算起，整整一百年了。

　　百年来，中国话剧宣传革命、宣传民主、宣传社会主义、鼓舞进步，成为我国文化思想的前导。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先驱者和几代话剧工作者，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人民和中国文学艺术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今天，我们聚会在一起纪念话剧诞辰百年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大家起立、敬默，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中国话剧百年的历程，形成了有我国历史特点的传统，即：1、战斗的传统；2、不断民族化的道路；3、以“我”为主，借鉴、吸纳的传统；4、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多元并存。这是百年来，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先驱者们和几代话剧工作者用血和汗水积累的宝贵财富。

　　仅就我个人创作、教学与理论研究所接触的范围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坚持不断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话剧在它被引入时就是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百年来，我国话剧工作者探索着话剧民族化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几代具有深厚文学传统、戏曲传统的话剧艺术家，艰辛地使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所蕴涵的美学精神与话剧固有的美学特征相嫁接，用于表现现代生活；使我国话剧艺术能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话剧工作者认识到，话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要塑造民族的性格，在话剧创作的内涵上深刻传颂出民族的精神、魂魄；与此同时，也要求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在话剧民族化的进程中，中国话剧工作者逐步认识到，话剧的民族化并非话剧的戏曲化。话剧需要学习戏曲，不是照搬其形式和手法，而是将它的美学原则以及艺术方法，融会贯通地运用在话剧艺术的创造之中；如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它的假定性原则，它的“情”、“理”观，它对精湛技艺的锤炼，它对形式美的追求等，当然，这已不只是我国戏曲的美学原则，而是我国传统文学、绘画、音乐包括戏曲艺术所固有的美学财富。这些认识和实践，给我们话剧的民族化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从新时期以来，我们话剧工作者重新学习我国传统文学、艺术及戏剧的美学精神，又从借鉴外来现代戏剧的理论与作品的反观中开始思索：如何把我们的继承面向时代，面向今天的群众，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民族话剧的现代化和创造现代的民族话剧的课题。正如文学理论家王瑶先生在论述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关系时所说：“继承民族传统，一定要使古老的东西现代化；如果不现代化，就无异于国粹主义。”(王瑶：《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

　　理论家胡星亮也认为：“民族化的前提是现代化。”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胡星亮：《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中国话剧工作者正是这样，把对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美学财富的继承和时代美学精神相结合，努力使我们的话剧既是民族的，也是现代的。

　　以“我”为主，借鉴、吸纳的实践

　　历史上，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们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并不封闭、排他，而是具有开放的度量。上个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文学和戏剧出现过“两度西潮”。伴随着“五四”思想解放、“吸纳新潮”的时代风气，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在“新浪漫主义”的名义下，把当时西方兴起的诸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话剧产生过一个初具雏形的“现代派”，整个20年代，中国话剧一度呈现出各种思潮、流派错综并存的生动局面。一方面，宋春舫等人纷纷译介西方的一些戏剧作品和理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受西方现代戏剧影响的剧作家和剧作。后来，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国话剧逐渐从对各种思潮、流派的学习与吸纳的趋势中，把重点转向侧重写实原则和“再现”美学的现实主义，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民族的重任。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期。正当我们的民族处于新时代的门槛上，人们要求对历史乃至对人自身进行反思，要求文学艺术深入历史和文化的内蕴中既剖析社会，也剖析人自身；这成为话剧本体的内在原因，推动了新时期话剧艺术的探索和革新。我国话剧在经过“左”的思想禁锢，话剧美学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封闭之后，又一次敞开了自己的胸怀，于是，西方现代戏剧理论、流派再度引入。如第二次

　　值得重视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向西方现代戏剧的学习、借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话剧工作者冷静地总结了历史上“借鉴”的正反面经验，对一切外来的戏剧美学和流派，既不盲目崇拜、全盘照搬；也不在尚未认识清楚前就轻易否定，在引入、借鉴的时候，一切通过研究与实验，思想方法比较辩证。戏剧工作者们努力吸收其一切对我国话剧有价值的因素，坚持“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原则。这里所说的“我”，我体会：指的是“现实主义基础”；指的是“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美学精神”；是“我国观众的审美追求特性”；也指的是“作为创作主体者的创作个性”。坚持“以‘我’为主”，胸怀博大而辩证地吸纳、消化和融解外来戏剧文化中一切对我国话剧有价值的美学财富，这是中国话剧百年来坎坷的探索、实践所总结的又一宝贵经验。当然，也应该看到，在我们有的实验性演出中，编导者对西方现代戏剧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方法有时缺乏研究、鉴别，未能“以‘我’为主”进行消化、融解，这种“借鉴”往往也会使群众疏离我们。

　　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元并存

　　百年来，中国话剧工作者为使话剧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与广大群众近距离地进行对话，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别的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根据我国话剧的传统和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不排斥其它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前提下，继续坚持和发展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可能仍是发展我国话剧艺术的需要。

　　我国话剧百年的经验证明，现实主义历来不是自我封闭的美学原则；它是一种宽容的，能够吸纳多种美学因素的美学体系；是一种可能发展和拓宽的美学体系。它善于吸纳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在内的世界上一切艺术流派中对它有价值的美学精神、艺术方法，不断革新自己的面貌。经过一个世纪战斗历程的中国话剧艺术，既有坚实的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根基，又有中国传统艺术“写意”美学的深厚传统；两度引入、吸纳过西方现代戏剧中对我有益的某些美学因素；那么，追求这样一种戏剧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戏剧能够深刻、敏锐地反映现实，深刻地剖析人的心灵，能够揭示无限丰富和深邃的人的精神生活；能够透视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内蕴，它把现实主义提高到“象征”，并导向哲理的概括，它充满时代的诗情；在具体的演出中对美学原则、艺术方法又能具有博大、宽容、吸收的胸怀，这是现实主义美学在我国话剧艺术发展中已经在走着的道路。这种已经发展、拓宽的现实主义，可否称之为“新的现实主义”!

　　我们相信：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多元并存，一定会给我们的话剧艺术不断带来新的生命，开辟广阔的道路！

　　中国话剧面临的新课题

　　今天，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历史在向中国话剧工作者发问：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话剧的优秀传统。

　　当然，面对时代我们需要关注许多重要的课题：如，如何发展有原则的戏剧批评，使我们的戏剧评论真正成为“戏剧的良心”；如何在话剧创作和领导、组织创作方面辩证的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如何重视培养懂得专业、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演出管理人才；特别是如何创造条件，重视青年话剧工作者的成长和脱颖而出，让他们更好地接过发展中国话剧的“接力棒”，等等。

　　与此同时，许多话剧工作者都在焦虑地深思一个焦点课题：即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当群众的文化心态发生了变化，群众的文化需求出现多元化；加上话剧开始走向市场，在这样的文化现实面前，如何坚持话剧的现实性、战斗性，如何保持话剧自己的文化品格和健康的审美，这是今后一个时期话剧工作者所面对的不可回避的新的历史课题。

　　在第八次文代会上，温家宝总理有一篇和文艺家们“谈心”似的讲话，使文艺家们感到亲切；在这个“讲话”的最后，他提出了文艺家应该追求真善美的问题。

　　他说：“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真理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他还说：“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最后他要求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我理解，可能，这本来就是百年来中国话剧最基本的品格，坚持这种信守，就有可能在我们继承、发扬话剧百年传统时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负时代的重托，保持话剧的文化品格和健康的审美。

　　我作为一个话剧工作者，和在座的同志们一样深信：让我们在党多年积累的正确文艺方针指导下，共同总结中国话剧百年的成就和经验，继承和发扬话剧百年的宝贵传统，关注时代，开拓审美，走向大众，那么，我国话剧艺术一定能够对我们的祖国，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徐晓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