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百年纪念研讨会论文--《深入时代 启迪未来》

　　新浪娱乐讯 4月6日上午9:30在北京中环假日酒店西翼三层会议厅举办贺中国话剧百年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中国话剧百年的历史，研究当代话剧艺术的成就，探讨话剧未来的走向,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以下为黄会林的学术论文《深入时代 启迪未来》全文：

　　——曹禺与百年中国话剧

　　黄会林/文

　　中国现代话剧大师曹禺，是中国话剧辉煌史册上标志性的领军人物，更与中国文学、艺术、文化乃至百年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血肉相连,是深受中国及世界人民喜爱的一代名家巨匠。百年以来，曹禺其作其人久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经典文本和风范坐标。欣逢中国话剧百年华诞，将曹禺的戏剧人生与中国话剧的百年历程交相对应，从中体味其深厚的生命内涵、宝贵的创作经验和丰富的艺术发展规律，迈入戏剧与时代与人生深刻交响的多重境界，无疑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

　　大师的勇气，在于始终直面时代，以全民族的文化凝聚为支点，汲取时代最前沿的潮汐，思索时代最紧要的命题，塑造时代最璀璨的风采。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发展大致划分为播种期(或可称为“史前期”)、萌芽(blog)期、生长期、成熟期，那么综观中国现代话剧每一幕风云历程，都刻印着曹禺辛勤求索的轨迹——

　　一

　　1907年到1917年，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播种期。那时候日俄战争的阴云还在中国上空笼罩。“话剧”自西方“舶来”，有其时代的与艺术的必然性，也有来自西方的艺术样式与民族本土艺术具有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当“春柳社”第一次比较正规地搬演西方戏剧的时候，在中国本土已经具备了使这一“舶来品”得以生根、开花、结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相应的土壤。正是西方戏剧形态与民族传统因素在我国现实土壤上的结合，催发了中国早期话剧的艺术之花。

　　这一历史时期有南开新剧团的创立(1914.11)与其蓬勃的新剧活动。周恩来与同学一起组织新剧演出活动，建立“南开新剧团”，作为一员活跃的骨干分子，除担任布景部副部长外，并粉墨登台，以饰演女角见长。“南开”的演出在津京一带引起强烈反响；培养出一批优异的戏剧人才。

　　此后，比周恩来小12岁的曹禺就读南开学校时，同样成为南开新剧团的骨干分子，同样以擅演女角著称。曹禺诞生(1910)和幼年时期，也正是他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的起点(blog)。“我小的时候能得到温饱，但看到旧中国的黑暗，心里也有忧国忧民的思想”， “在幼小的时候他母亲经常带他去看‘大戏’(京戏)、小戏(地方戏)和文明戏(通俗话剧)。看了戏后就和书房的小朋友们咿咿唔唔地搬演起来……总要闹到塾师出来干涉才罢。”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发源地和核心城市之一，不但典型地集中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变化和市井民生百态，而且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风情和曲艺形态，为曹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母题、题材、素材。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风潮，使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期(1917～1927)熠熠生辉。中国话剧运动从对传统旧戏的论争起始(1917.1～1918.12)，一时之间，钱玄同、刘半农、宋春舫、胡适等文化巨子纷纷将视野转向戏剧。到西方戏剧大传播的时候，据宋春舫统计：“20年来汉译欧美剧本印成单行本的约有一百七八十种 ”。宋氏于1918年选刊近代西洋百种剧目，包括13个国家、58位剧作家；1921年他又介绍欧洲戏剧36种，包括6个国家，25位剧作家。另据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的统计，五四时期仅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三家出版的外国戏剧集有76种、115部。从提倡小型的、业余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爱美剧”运动兴起，到话剧理论的初步建立，话剧开始作为一种具有体系性的文化形态引发社会影响，引起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关注和理论思考。洪深曾经指出的“重视戏剧娱乐性、主张舞台的戏剧、强调剧本创作、加强剧场管理、提高戏剧从业人员社会地位、改革商业弊病”等主张，显示了刚刚萌芽的中国现代话剧界脱俗的认识水平和对新事物的驾驭能力。

　　一批优秀剧作随之出现。1922年以后，话剧从生活的故事化展现到重心移向人的本身。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提出的“有生命力的剧本和没有生命力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 ，已经普遍被话剧创作者们重视。从陈大悲、汪仲贤、熊佛西、余上沅，到郭沫若、欧阳(blog)予倩、丁西林等，优秀的剧作家深入体察和研究戏剧艺术，在戏剧创作和戏剧观念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在这样的背景下，曹禺进入南开学校，15岁开始戏剧活动。参加南开新剧团“是他走向戏剧事业的一个重要阶梯”。出演多部话剧的女主角，比较频繁地参加戏剧实践活动，培养了曹禺敏锐的舞台感觉。这一时期与戏剧的亲密接触，对于他的戏剧人生至关重要，有的经历可能具有关键性意义。例如《国民公敌》的演出遭到天津军阀的压迫，曹禺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仿佛要自由多呼吸一次，都要用尽一生的气力”，这对于他在戏剧创作中直面时代和现实人生，始终为作品注入深厚的现实主义表现力有着直接影响。

　　三

　　伴随着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进退的历史性流程，中国现代话剧进入生长期(1927～1937)。风靡全国的现代话剧运动，是带着鲜明的目的性和少年般意气风发的气息向前发展的。正如郑伯奇所描绘的那样：“中国的戏剧运动现出了空前未有之盛况”，“社会的前进分子对于戏剧运动都抱有特别的兴会，学生大众更表现出热烈的情趣”。此盛况出现“有它不得不发生的社会的根据”，第一“中国的文学运动已经达到要求戏剧的程度”；第二“最近社会的激变” 。从“南国戏剧”到“左翼戏剧”，再到“大众化戏剧”等规模较大的戏剧创作演出活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与戏剧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总结以往创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方式转变，力争在被现实政治环境既定的话语空间内推动话剧事业，故多以历史剧、世界名著等面世。以往多表现为业余、零星、游击式的戏剧演出开始发展成为具有职业化、正规化、阵地化的规模性公演，扩大了观众面，增强了影响力。此时的中国话剧界从创作到演出普遍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对舞台艺术技术优秀的综合驾驭能力，为戏剧运动朝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活跃繁盛的中国话剧创作浪潮，激发了众多作家的创作热情，催化一批上乘佳作问世。除前期欧阳予倩、丁西林等继续推出重要作品之外，又有田汉、李健吾等推出代表作《名优之死》、《这不过是春天》等，戏剧题材进一步扩展，戏剧人物进一步鲜活，主题开掘进一步深化，舞台表演形式进一步丰富，综合艺术表现力走向成熟，作家作品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品质。

　　在戏剧作品百花争艳英才辈出的年代里，曹禺以三部重量级剧作横空出世，强烈地震撼了戏剧界。处女作《雷雨》以其艺术力量深深激动了第一个读者巴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觉得有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 ”《日出》则以主人公陈白露为多棱镜，仅仅撷取社会生活的两个场景就揭开了“借投机和剥削而存在的整个寄生的社会机构” 的本相，其内容之丰富，涵量之浩大，在同时期或以后的剧作中不可多见。当时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教授评价道：“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他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曹禺的创作视野还延伸到农村题材，话剧《原野(blog)》描绘青年农民仇虎向焦阎王一家讨还血债的故事，主人公仇虎和金子以其鲜明的生命律动，至今仍然活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剧作，足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四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现代话剧步入成熟期(1937～1949)。从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到慷慨激烈的解放战争，中国现代话剧以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和社会责任感蓬勃发展，终于迈入第一个黄金时代。正像司马长风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之后，戏剧竟在漫天烽火的大地上，万卉齐放，成为最灿烂的文学品种。”在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之中，在民族何去何从的命运抉择之中，中国话剧运动激发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救亡演剧队到抗敌演剧队；从名震敌后的三大剧社(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新中国剧社)到历时90天的西南剧展；以及著名的“孤岛”戏剧运动等等。

　　话剧文学创作在艺术质量和作品数量上都表现出旺盛的活力。首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了新的突破；对于现实中国的题材覆盖和主题发掘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其次，话剧编剧技巧趋向圆熟化，人物塑造趋向典型化，语言运用趋向生活化性格化，像“好一计鞭子”这样的短剧作品，都能表现出较为精湛的艺术水准。大批重要剧作与剧作家集群涌现，如陈白尘的《升官图》、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袁俊的《万世师表》、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屈原》、阿英的《李闯王》等等，以丰富的创作视角和成熟的综合艺术水平，为公众展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和悲喜。

　　身在大后方的曹禺，此时贡献了《蜕变(blog)》、《北京人》、《家》等重要剧作。《北京人》以深沉动人的艺术风格，在“沉闷”的舞台氛围中，着力展现了曾氏大家庭内部的深刻矛盾，以艺术的形象深刻阐释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腐朽制度毁灭的必然性。它的格调，既不同于《雷雨》的暴烈，也不同于《日出》的嘈杂，而是呈现了一种灰暗与窒息，像是一口大棺材即将盖上的末日情景。但是它的戏剧冲突仍然尖锐、激烈。不见电闪雷鸣，没有剑拔弩张，而是在将要闷死人的环境里，描绘出人们的挣扎与死亡的到来，从而发生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它的不朽生命力是迄今为止许多剧作家难以逾越的。它不仅可作为曹禺的三大代表作之一永存史册；而且可作为中国话剧第一个黄金时期最优秀的剧作之一而永存史册。

　　五

　　关山万里，一身征尘。黄金时代落幕以后，中国话剧走过的历程曲折起伏。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戏剧家们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坚持着自己的艺术使命，面对各种机遇与磨难，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其中必然包括了曹禺50年代的《明朗的天》、60年代的《胆剑篇》、70年代的《王昭君》，这些作品无不与时代、与社会、与艺术紧密相连，在新的时代畅想江山激扬心灵，留下了无穷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曹禺始终在关注着中国话剧。他无与伦比的艺术伟绩与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质，润泽着中国剧作家直到永远。尤为可贵的是，前辈曹禺始终如一地积极支持大学生们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多次亲身指导学生排演话剧，出席校园话剧演出活动，他曾经为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题写条幅：“大道本无我，青春常与君”，对戏剧青年提出殷切的期望。一代宗师对于中国校园戏剧的眷眷深情屡屡被传为佳话，感染了校园每一个热爱戏剧的学子和教师，成为后来人投身戏剧的原动力。

　　雷雨之后，日出东方；往事潇潇(blog)，今又换了人间。扑面而来的时代已经是以有线电视网络、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互相整合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多媒体时代、文化产业时代。从戏剧艺术的消费主体看，以现代商业为杠杆的营销手段，已经将观众规模从城市舞台扩展到社区舞台乃至全球舞台；从戏剧艺术的表现空间看，信息高速公路的延伸，已经将传统意义上的剧场舞台直通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和电脑；从戏剧艺术的创作主体看，团队的规模和多领域、多工种的互相协同，已经大大超越以往；从戏剧艺术的表达方式看，今天的戏剧演出，已经是一个可能借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现代数字媒体技术支持的系统工程；从戏剧艺术的运营观念看，戏剧已经不再是百年之前空旷舞台上演的暂短数幕，而是一个包含立体宣传、消费动员、版权交易和后产品营销在内的大戏剧战略体系。但是，无论时代如何转换，经济怎样发展，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戏剧艺术“内容为王”的真理。从经典名作《巴黎圣母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著名景观歌剧《阿依达》登陆北京工人体育场；从小剧场里上演的《青春禁忌游戏》到《足球俱乐部》；一系列舶来名作在中国成功地进行市场运作，这深刻地说明：优秀的艺术作品是超越时空的没有国界的，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开掘出崭新的时代价值，持续获得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尊重和喜爱。近年来，曹禺的经典名作《雷雨》、《北京人》、《日出》等，经常在各地公开场合和民间上演，有的还不止一次地被改编为影视形态。在公众被其艺术境界和多重主题感染的时候，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当前话剧乃至艺术领域中往往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明星、轻团队，重商业炒作、轻质量建设的怪现象，以致于可同曹禺等诸位大师、与《雷雨》等名作比肩并列的作品，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不能不使对中国戏剧艺术寄予厚望的观众们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忧虑。

　　请看曹禺《雷雨》第一幕中开头的文字：

　　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左右侧各有一门，一通饭厅，一通书房，中间的门开着，隔一层铁纱门。从纱门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听得见蝉叫声。右边一个立柜，铺着一张黄桌布，上面放着许多摆设。触目的是一张旧相片，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右边壁炉上有一只钟，墙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中间靠左的玻璃柜里放满了古玩。柜前有一张小矮凳，左角摆一张长沙发，上面放置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台中偏右有两个小沙发同圆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

　　帷幔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

　　郁热逼人。屋中很气闷，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气氛。

　　开幕时，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滤药，她不时地揩着脸上的汗，鲁贵——她的父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的银烟具。

　　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纺绸的裤褂，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当着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怕的不是风、也不是雨，而是一个“欲”字。每当带着敬意翻开《雷雨》，进入第一幕的规定情境时，总会被大师精湛的艺术功力所震撼。仅仅开篇509字，其中所包含的立体的空间描绘、精细入微的人性体察和细节交待、全息戏剧氛围跃然纸上。那种沉静叙述中徐徐涌来的时光感和命运感，对光影声音通盘描摹所表露出的现场意识和综合艺术观念，精确提炼的字词背后深刻的观察力和丝丝入扣的个性塑造，将一个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漩涡带到读者面前，那平静之海下波澜万顷的人物命运，妙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外在感，对时代人生律动的敏锐捕捉……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大师的魅力在于能够信手拈来一个惊人完整的虚拟时空，而当时这个时空的建设者仅仅24岁。物换星移之后，《雷雨》的人物原型、叙事模式仍然在今天的电影银幕延续，这既是经典的振奋，又是经典的悲情。在社会愈加进步、观念日趋多元的大时代中，如何传承经典中包涵的深刻生命意识和艺术创造规律，如何在不同的时代演绎经典所揭示的人类共通的遭遇和处境，并解读为今天时代人生的现实参照，是今天艺术领域、传媒领域都需要迫切思考的命题。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大师直面时代的勇气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以质朴的心灵投入今天千帆竞发、群星璀璨的时代洪流，为公众奉献越来越多的艺术经典，是艺术界、传媒界、教育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身处欣欣向荣的时代，追求创新、勤于思考，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精神气质，让我们向大师学习，热忱地观照和抒写时代，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