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剧院《失明的城市》贺话剧百年演出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始终是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

　　五四的先驱者们都程度不一地介入过话剧创造。在推广白话文运动方面，话剧的作用最直接——就是用语言来传播。在思想启蒙开展时，话剧是生活语言、生活形态生动而直观的表现，是人与“创造的人”的直接互动关系。话剧在新文化运动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00年前随着现代戏剧的鼻祖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逝世，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易卜生热”被点燃了，这股热潮“易卜生热”也波及到了中国。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一下子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振奋不已的形象——一位勇猛的斗士。鲁迅先生在他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盛赞了易卜生，说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是“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鲁迅尤其推崇《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认为他死守真理，虽遭众人孤立，仍坚持战斗，发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的呐喊。在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关于社会价值观念变革的讨论话题中，都可以见到易卜生思想的重要影响。这是现代戏剧直接作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开端。

　　1918年6月，就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担当着“五四”运动旗手的《新青年》专门出版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其上刊载了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易卜生主义》。其主旨是这样的：“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所谓的“写实主义”就是指，文学艺术要关注民生大计，要反映有关民生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胡适认为，“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20世纪的中国，透过自己的现实政治的社会眼光，对易卜生所作出的独特的理解，重新解释了“易卜生主义”。这种解释无论现在看来是否偏颇，但在一点上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易卜生不仅是作为一位戏剧家被介绍到中国来，首要而重要的是作为一位“社会改革者”，“革命家”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同。而易卜生的戏剧则作为成当时思想解放社会解放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百年前的中国上空。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的话剧艺术，而现代化运动为初生的中国话剧提供了广阔、开放的舞台。有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欧阳予倩……这样的旗手领军，一时间话剧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不仅是五四时代，甚至是在从此之后的每个历史阶段，解放、文革、新时期、改革开放年代，戏剧都做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的组成部分，剧对中国的许多领域都产生过深远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起到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效果。在中国，戏剧不仅在现代艺术史现代文学史也在现代思想史划上了重要的一笔。

　　2007年，中国话剧将迎来百年诞辰，中国话剧界将展开盛大的纪念活动。《失明的城市》欣逢这一盛事，其极具震撼力的艺术属性和国家话剧院强大的制作实力、强劲的阵容将使其成为百年戏剧舞台上最灿烂的演出。

　　“相约北京”

　　作为亚洲最大春季艺术节的“相约北京”联欢活动今年进入第七届。《失明的城市》应邀参加本届的“相约北京”演出，必将为春天的舞台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