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的话剧 “利”与“艺”的如何评辩

　　在“百年”之际，对于上海话剧和北京话剧，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不仅仅因为这其中有很多误读，更因为在二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互补。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沾沾自喜。中国话剧，既需要京沪两地在地域文化上的鲜明特点，更需要在经验品质上交融借鉴。

　　对于话剧人，面对两地差异，需要的也许不是寻求心理满足的相互比较，而是完善自我的真诚学习。

　　艺术：北京高上海低？

　　关于北京话剧和上海话剧在艺术上的高低，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定论，上海话剧的劣势在整个社会语境中不言自明。在对于北京话剧艺术的评价中，大气、厚重、有深度，几乎是所有公认的标签。而在关于上海话剧的评价体系里，小资、浅薄、商业化，也已经是很难抹去的固有认识。

　　事实上，这样的总体评价不可谓不对，但的的确确是片面的。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看，北京的大气之作明显多于上海，但浅薄之作也绝不输于上海。以戏逍堂为代表的北京民间戏剧，对于话剧艺术生态的破坏，甚至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圈内人士的公愤。

　　但是，和北京所有的文化一样，北京戏剧处在一种极度活跃繁荣的状态，既有参天大树，亦有杂草丛生。在北京，以林兆华、孟京辉、田沁鑫、王晓鹰为代表的知名导演，以自身的力度和厚度，支撑起了北京戏剧的主流方向。也因为此，在他们的“掩护”下，北京戏剧市场充斥着的各类恶搞剧、贺岁剧等等品质低下的民间商业戏剧，都被强大的“主流戏剧”消化无形，甚至被主流评价忽略不计。

　　另一方面，上海话剧的主流戏剧本身却显示出“人格分裂”的迹象。为了争取观众保证票房，上海话剧的市场繁荣，很大程度是依靠“小资话剧”起家的。多年来，大量以都市白领情感为题材的所谓“小资话剧”横行舞台，这其中，有《www.com》、《跟我的前妻谈恋爱》这样艺术质量不俗的商业戏剧，也有大量流于平庸的快餐戏剧。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艺术尊严，上海话剧同样排练了《商鞅》、《艺术》、《秀才与刽子手》等等市场不看好的艺术佳作。但是，同样因为“小资话剧”强大的影响力，这些作品都被淹没在前者给大众的固有印象之中。

　　相比北京话剧这几年在作品的深度上孜孜以求，上海话剧在戏剧类型的开拓上显得更为积极。或许和上海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开放精神有关，上海话剧这几年的对外交流十分频繁，也因此，对于国外戏剧样式的借鉴吸收触角广泛。自从英国的《红舞鞋》、《三个黑故事》在上海演出之后，上海话剧人终于发现，原来话剧可以这样演！之后，加拿大的形体剧《短打契诃夫》、英国的单人剧《夏洛克》和现代版莎剧《奥赛罗》、TNT巡演剧团的《麦克白》和《雾都孤儿》等相继来沪，完全改变了上海话剧的创造观念。也因为此，上海话剧出现了《人模狗样》、《鲁镇往事》这样全新的话剧类型，为了接轨国内戏剧对于荒诞派的认识，甚至请来了贝克特生前的助手来执导《终局》，尽管这些作品多是模仿之作，但确实丰富了中国话剧舞台沉闷单调的现实主义面貌。

　　在题材上，北京的原创作品和经典名作明显居多，而上海话剧则更偏好于当代佳作，很多国外剧本都是近年来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经过市场检验的佳作。也因为这个缘故，上海话剧其实更具时代气息，但在历史感和人文感上，常常逊色于北京话剧。

　　市场：上海高北京低？

　　中肯地说，要在艺术上准确地给京沪话剧分出高下其实很难。上海话剧在精品之作的质量上并不逊色于北京，但在数量上却明显不及。这很大程度上和两地的创作人才数量有关。在北京，有林兆华、过士行这样的金牌组合，也有孟京辉、田沁鑫、王晓鹰这样有艺术保证的大旗。作为文化中心，北京云集了大量国内一流的编导演人才。而在上海，有影响力的编剧和导演屈指可数，甚至乏善可陈。

　　在院团的数量上，北京也远远超过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枝独秀。北京话剧向来有着北京人艺的金字招牌，一个老人艺，就是半部百年话剧史。而国家话剧院在2001年的成立，更是丰富了北京话剧的整个创作面貌，在深厚的话剧传统之外，又融入了实验创新的。除了这两大支柱，包括全总文工团、战友话剧团在内，北京至少还有十几家话剧院团。在这样的境况下，北京在创作上的活跃，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上海话剧在艺术上表现出的弱势，其实并不仅仅是人才和环境的问题，更多是一种经济制约下的无奈。对于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而言，每次谈及一个数字都会让他感慨不已。在上海，话剧中心每年的政府拨款是800万，但国家话剧院一年的国家拨款是3000万，而北京人艺每年的拨款数更是高达4000万。在悬殊的“收入”面前，上海话剧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市场，考虑挣钱养活自己，也因为此，艺术价值在这种时候，只有被无奈地牺牲。

　　或许是上海人一贯以来擅长“螺蛳壳里做道场”，面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话剧，上海话剧在市场运作方面有足够炫耀的资本。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建立制作人制的话剧院团，杨绍林每一次在戏剧界关于市场经营的发言，都可以“语惊四座”。每年，他管理的剧团都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剧团的考察和学习。《暗恋桃花源》的制作人袁鸿曾经由衷地感慨，上海话剧的市场实在太规范了，以至于那么多观众愿意自觉地掏钱买票，在北京，这是不可想象的。

　　与之对照的是，北京话剧在管理上更显得随意化。在北京的各大剧团，导演往往取代制作人，成为剧组的中心，无论是剧目还是演员的选择，导演往往具有绝对的发言权，他们还常常有着固定的合作班底。也因为此，北京的话剧有着更鲜明的个人风格，但年轻人的机会却也因之减少。

　　上海话剧中心的制作人李胜英曾经这样概括北京和上海话剧的不同，他说，上海人做戏，排序的原则是市场性、艺术性、思想性；北京人做戏，排序的原则却是思想性、艺术性、市场性。很难评判哪种原则更为正确，但在这背后，可以看到城市文化传统对戏剧创作的影响，也可以发现，京沪两地的戏剧，并不只是简单的高下之分，其实可以在很多方面互相学习，交流共进。 早报记者 潘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