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界泰斗欧阳山尊:话剧曾经繁荣如今不够辉煌

北京人艺建院“四巨头”之一、93岁高龄的欧阳山尊

　　93岁的欧阳山尊，堪称中国话剧百年见证人。他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之一，也是北京人艺的建院“四巨头”中惟一健在的元老。今年，这位“去年9月份摸了摸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的耄耋老人将再次登台像话剧百年致敬。采访中，这位从艺78年、导演上百部戏剧的老演员、老导演对话剧现状表示乐观，认为目前还不是理想当中的辉煌，有些小小的紊乱，但前途光明。

　　20年代繁荣，30年代而立

　　新京报：中国话剧的诞生之初就承担着唤起民众、拯救民族的重任，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和当时的民族救亡运动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您是见证者之一，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话剧发展的特点吗？

　　欧阳山尊：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话剧便进入了繁荣的发展期，首先出现了许多艺术水平较高、分量较重的剧作，比如郭沫若的《聂莹》、丁西林的《压迫》，欧阳予倩的《泼妇》和《潘金莲》，田汉的《获虎之夜》，洪深的《赵阎王》等。这一期间，尤以上海戏剧协社由洪深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最为突出，演出轰动了上海，表演方法和舞台工作也成为许多剧团学习的范例。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戏剧运动迂回前进，各地都出现了很多团体和研究所，南国社是突出代表。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话剧也以战斗的姿态与当时的救亡运动紧密配合。中共地下党还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狂的情况下，组织大力开展学校剧运动和工人剧运动。

　　其实，话剧进入上世纪30年代就能称为“而立”之年了。因为无论是剧作还是表演、导演、舞美艺术，都已走向成熟。剧作方面，当时有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宋之的的《武则天》、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另外，上海的一些剧团还演出了不少外国古典名剧，如《威尼斯商人》、《娜拉》、《大雷雨》等。从那时起，中国戏剧人开始了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体系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话剧由业余走向职业化。

　　战争时期的戏剧毛主席“以为是好的”

　　新京报：我们知道，您不仅是艺术家还是一位老八路，也是参加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且目前仍健在的两位艺术家中的一位。据说您还与毛主席有书信往来。

　　欧阳山尊：1942年，我在延安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前方非常需要文艺，希望在延安的专家能够到群众中去，到前方战士中去，为他们工作。三四天后，毛主席给我回信了：“欧阳山尊同志，你的意见是对的，此致布敬。”就是布尔什维克敬礼的意思。毛主席的回信给了我很大鼓励，延安座谈会后，我就到了绥德，开始领导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的演出。那年年底，毛主席看了我们的戏，便亲自写信对我们说：“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后来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在新解放区组织了很多文工团，建立艺术院校，开始培养人才，为解放后的戏剧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京报：后来，您被称作北京人艺建院“四巨头”之一，据说当年刚开始组建的剧院是个综合性的团体，并非以演出话剧为主。

　　欧阳山尊：是的，我们把那段时间叫做“老人艺”。因为当时有合唱队、舞蹈队、昆曲队、交响乐队等等，光演职员就有600多人，当时的院长是李伯钊，我是副院长。后来北京市市长彭真，决意将艺术院团分门别类，于是昆曲队分出来就是如今的北方昆剧院、交响乐队分出来就是如今的中央交响乐团。那年是1952年，我回国后便开始和曹禺、焦菊隐等人组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如今一些戏是“化大众”，不是大众化

　　新京报：其实北京人艺经历了一段辉煌和曲折的历程，也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缩影，您的体会应该最为深刻。

　　欧阳山尊：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的17年，是中国话剧丰收的17年，高质量的剧本和高水平的演出大量涌现，就北京人艺而言，就有曹禺的《明朗的天》、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馆》等。

　　“文革”的十年，是中国话剧遭受扼杀的十年，除了样板戏，话剧已不见踪影。“四人帮”垮台后，曾有年轻人奇怪地说：“怎么还有这种光说话的戏”。而从那时起，话剧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对那些不知话剧为何物的青少年开始了重新启蒙。

　　改革开放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话剧又一次进入了繁荣期。但是，随着“专业化”和“剧场艺术”口号的提出，话剧的观众面缩小了，于是出现了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说的“低谷期”。

　　新京报：话剧百年之际，您怎么看中国话剧现状？

　　欧阳山尊：10年前，我曾说，话剧发展在当下面临着新的困难，例如话剧剧作者的稿酬和剧本的出路问题；剧院演出经费问题以及演员演话剧和影视报酬差距大，造成话剧演员大量流失的问题。如今看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话剧并不是很辉煌。我认为最重要一点要争取观众。如今，有些戏大众看不懂，而是导演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这样才显得自己高深，毛主席曾说这不是大众化，而是“化大众”。这样的话剧已经脱离了群众，没有前途。

　　本报记者 天蓝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