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评论家刘厚生：话剧不能脱离生活

戏剧评论家刘厚生

　　刘厚生戏剧评论家。毕业于江安戏剧专科学校。后参加青年剧社、中电剧团、观众演出公司等团体，1948年在上海参加雪声越剧团，1949年后，历任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中国剧协第四届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等。

　　刘厚生说自己称不上话剧理论的权威，不过说起百年话剧，他也占了70年的历程。在北京出生，上世纪30年代移居上海，在南京学习导演，在重庆和熊佛西合作排戏，一直到1949年后在上海、北京两地进行戏剧研究工作，刘厚生对中国话剧百年的历程如数家珍，但顶着权威理论家的名声，这个瘦瘦的老头还是说，其实理论很简单。

　　“中国话剧的发展也就两条线，一个是话剧文学，一个是话剧演出。”在话剧文学这条线上，20世纪初打入中国的易卜生影响巨大，结果整个中国话剧文学一直延续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从《娜拉》红遍全国开始，现实主义的根基就与中国民族危机和路线探索的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开始，田汉、宋春舫等戏剧先驱们关注的就是现实主义，因此，早期话剧的生态环境就是抗日救国。”1949年后，现实主义更作为国家鼓励的戏剧流派持续了下来，到改革开放，才有很多国外新的思潮引入，以林兆华等为代表的导演，将荒诞主义等流派也带到了中国舞台上，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现代性的东西，可“整个主流还是现实主义的”。

　　戏剧表演也同样延续了不太复杂的理论路线。刘厚生介绍，斯坦尼体系在1949年前就有人引入了国内，但真正大规模铺开，成为话剧奠基理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了上世纪60年代，黄佐临就已提出了“戏剧观大讨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黄佐临提出了三种戏剧观，也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斯坦尼、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的戏剧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带来的是完全的现实主义，布莱希特带来的是“间离”观点为核心的现代性戏剧理论，而梅兰芳则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戏剧观。最终，国内戏剧演出还是以斯坦尼为主流，后期布莱希特的影响逐渐扩大。“上世纪30年代，张梗就曾思考过，泊来的话剧如何民族化的问题。后来欧阳予倩、黄佐临、熊佛西等都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话剧先驱们认真地思考过话剧的本质，而优秀剧作都是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忠实于生活，但并不是政治和重大题材才是生活。《雷雨》、《茶馆》为什么成为经典？因为它们就建立在生活之上。”刘老最看不惯的就是脱离生活的话剧，“话剧不能脱离生活，让观众看不懂。什么戏我不喜欢？就是我看不懂的戏。”

　　本报记者 姜妍 金煜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