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无法超越自我的悲剧大师

曹禺雕像

　　曹禺晚年得了肾衰竭，没有什么力气，让人吃惊的是，如果北京人艺的同事来看他，他会忽然声如洪钟，谈笑风生，就像没病一样，只要他们一走，他又必须上床休息，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在这之前，尽管曹禺被称作大剧作家，但万方从没认真想过，戏剧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一天，万方突然想明白了，戏剧才是曹禺的命根子，曹禺是真的喜欢戏剧。

　　为何“文革”后曹禺就再也写不出东西了？万方说：“对于曹禺这个特定的人，悲剧是不能避免的。”众所周知，他的成名作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完成的，而且应该说那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这之后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一个以写悲剧著称的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

　　曹禺(1910-1996)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堪称“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运动影响下的剧作家”。1922年考入南开中学，首次以“曹禺”笔名发表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原名万家宝，“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积极参加戏剧演出，除有“小宝贝儿”的绰号，继钱钟书“清华之龙”后被誉为“清华之虎”。

　　曹禺剧作年表：1933年22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上四年级时，完成了处女作多幕话剧《雷雨》，在谈到写作意图时他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

　　1936年完成剧本《原野》。其他代表作包括剧本《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新中国成立后还创作了《明朗的天》、《王昭君》等剧。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曹禺论创作》、《曹禺戏剧集》等。

　　生活：童年创伤记忆贯穿一生

　　曹禺一走进童年的小白楼，就想起了当年父母是怎么躺在楼上抽大烟，哥哥在楼下抽。

　　有的艺术家天生对宏大叙事瞩目关注，但曹禺不是，这和他生母在生他三天后去世存在一种隐秘的关联。这决定了他对女性充满了痛彻的爱。当曹禺八十岁以后，还写过一首长诗怀念他的生母，十八岁生他，十八岁为他而凋零。

　　戏剧理论家田本相指出，这也就是为何在曹禺的作品里女性才是真正的主角，她们都是陷在尘埃里又不能自拔。他笔下的女人，都是和男人有着亲密的关系而非疏离的状态。这点，看过他戏的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当然最典型的是《雷雨》了。

　　事实上，曹禺的敏感、忧郁不无出处。据万方回忆，她曾和曹禺一起回过天津去找曹禺童年住过的小白楼，一进去，曹禺就想起来了，他的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躺在楼上抽大烟，哥哥在楼下抽。那个年代，抽大烟可能对有钱阶级比较流行。曹禺对万方说，他记得起床去上学，家里和坟墓一样，放学后，回到家里还是和坟墓一样，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是夜里抽，天亮了睡觉，睡到很晚才起来。在《北京人》里，文清抽大烟，他的父亲给他跪下，这个细节都是生活里真的发生过，万方的爷爷就给曹禺的哥哥下跪，求他别吸大烟。在曹禺作品背后也总有一双孤独的眼睛望着远方。

　　才情：心里有宝贝却无法掏出来

　　“文革”后的很多年里，曹禺天天趴在桌子上写，而且在好多小本上开了好多头，还有一段段的对话。

　　万方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当他的灵魂被扭曲之后，他会有多么痛苦。她说：“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曹禺22岁就写出了雷雨》，之后写了《日出》、原野》等。到了1949年，他进入不惑之龄，本应迎来创作高峰。这时候，忽然来了巨大的转变，他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改造的，“你想表达的都是要不得的，是这个时代和人民不需要，要遭到唾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都需要改造。”解放后，他真心相信这些规则，毕竟他经历过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1949年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是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缺乏条理、小脑不发达的曹禺竟然指挥着秧歌队，可见他对新社会充满了热忱。“文革”前，他意识到即使困惑，也应该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他曾经接到过任务，让他写售货员，他跑到一个小店去给人家打酱油卖醋，体验生活，但这对他是力不从心的。领导还要让他写抗洪，无果。当然和他同接到任务的老舍最终完成了任务。

　　直到“文革”，曹禺被彻底踩到脚下，从风光的剧作大师变成北京人艺的看门人。早几年，除了必须被关牛棚，扫大街，小孩子还用石头砸他。他就吃安眠药，想忘了这些，昏睡。他也想过死，但做不到。万方说：“我爸爸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文革”后的很多年里，曹禺天天趴在桌子上写，而且在好多小本上开了好多头，还有一段段的对话。他想写一个主角是孙悟空的戏。实际上，他有感而发。孙悟空头戴紧箍咒，紧箍咒一念你就无法说真话，而且最后孙悟空被招安，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但直到曹禺去世，这个戏都没能写成。

　　“一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万方说，曹禺当然也挣扎，挣扎就是看能不能还写出东西，如果写不出东西，那他就是被打倒了，所以他才那么痛苦。在万方看来，他被洗脑使他无法走出困境。他想写这样一个人物，朝左走被撞回来了，他朝右走，但没走多远又被阻截了，他朝后走，后面有人端着枪。他的思想再也不自由了，怎么能创作呢？一个以写悲剧著称的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有人认为这个结果的背后既有时代的扭曲，也暴露了曹禺性格孱弱的一面。曹禺后来被荣誉、社会活动淹没了。日程被安排得很紧，每次回家他就骂自己，非常沮丧。但是第二天下午，又接着去，身不由己。

　　一方面是公职在身，另一方面，大家伙都围着他。有时，参加完宴会，回到家，他就把外套往沙发上一仍，闭目，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万方就站在旁边笑。他也明白万方的笑。他心里对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满的，所以大半夜他吃安眠药，把万方叫到他屋子里，跟万方说他要跳窗子。

　　这种生活让他那么痛苦，可是他又被吸引。万方讲：“如果他真的可以开始写一个大东西并以他的水平来完成，他可能就会有力气来推开这种生活，但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的存在又必须有价值，其他的事情就只好来充当这些价值，但那又不是他最初想要的。”曹禺后来住院，巴金还说：“家宝，你心里是有宝贝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宝贝掏出来。”但经过了那么多“运动”，曹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

　　态度：戏剧真是他的命根子

　　第一次去看《雷雨》，万方被第三幕吓得哇哇大哭。曹禺拿胳膊一夹把万方夹出去了，就是觉得不能吵着观众。

　　曹禺最好的朋友是巴金。曹禺写完《雷雨》后给巴金看，巴金连夜读完，当即决定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曹禺去世后，万方整理了他和巴金之间的书信，就发现他们从那时就惺惺相惜，面临重大的挫折，两人互诉衷肠，一直到老。

　　万方打小就陪曹禺看戏，记得第一次去看《雷雨》，万方被第三幕吓得哇哇大哭。

　　曹禺拿胳膊一夹，三步并两步就把万方夹出去了。万方当时都被他的粗暴吓呆了，但曹禺就是觉得不能吵着观众。

　　曹禺对舞台是真爱，舞美剧务方面很多人艺的老艺术家都是他的好朋友。

　　至于曹禺的戏永远让人看不腻的理由，一辈子演周朴园的表演艺术家郑榕认为，那是因为曹禺是一个为观众写作的剧作家。如果只有舞台，没有观众，它就什么都不是，必须底下坐了人，戏才能演。人艺演第二版《雷雨》时，他生病不能去看，万方看完了回来，他问万方怎么样，万方和他说：“真是不错，关键是剧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被戏吸引了。”他听了后特高兴，因为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观众的反应。

　　曹禺是一个感性的艺术家，他几乎从未将自己作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自己也写过文章表示他没有评论家那么思想深邃：“别说我现在说不出来当初怎么想的，就是当时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如果一个剧作家像心理医生一样对所有人物做手术解剖，就写不出人的混沌了。正因为曹禺是一个感性的剧作家，决定了他不会理性的适应时代，最终才被扼杀。

　　平日里的曹禺是一个对人极有礼貌的人，再年轻的人来拜访他，出门时他都必然把人家送到电梯口。包括看任何戏，他去看，就是再不好的戏，顶多他就说“真不易”。所以黄宗江送过一本自己写的剧本给曹禺，上面写着“送上‘真不易’”。

　　因为曹禺的原因，万方在1988年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前一段时间又把它找出来重新输入到电脑里。万方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或许有一天这出戏上演了，那将是对曹禺的另一种纪念。

　　讲述者：郑榕，万方

　　本报记者曹雪萍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