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与白玫瑰》剧评：当田沁鑫遇到张爱玲

　　钟鸣

　　新世纪以来，张爱玲的作品一直是影视、舞台圈内非常热门的题材，除了金庸，确实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张爱玲的小说对世态人生敏感精细的表现力，使人能读到一种独到的情怀。这种情怀不是没有依托的──一切源于那座和她相伴相生的“迷幻之城”，上海。张爱玲对于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人情物语有肌肤之感，故使不少人觉得欲了解上海，必读张著。在中国话剧史上，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能够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联系，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作品在观众心里建立起这样一种互文性的印象，第一是老舍，第二怕就是张爱玲了。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所有改编自或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生平创作的话剧、影视作品，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借机”发挥一下原作中对于“旧梦上海”的追忆之情。不管是《金琐记》(2004)，《半生缘》(2005)，《倾城之恋》(2006)，《张爱玲》(2005)，《太太万岁》(2006)，还是类似风格的作品如王安忆的《长恨歌》(2003)，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2005)，等等，俱皆如此。不过，2008年国家话剧院上演的罗大军编剧、田沁鑫导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就很不一样──这是我所看过的所有有关旧上海题材的话剧影视中“上海记忆”最少的作品。除了剧中偶尔响起的苏州评弹、女主角的旗袍，间或夹杂的几句零散的上海俚语，本土元素实在有限。而且可以明显地感到，田沁鑫对于这些很容易被其它导演整合在一起并大加运用制造“幻觉”的元素，是有意打散而安插在剧里，偶尔提示一下观众人物的身份，从而不影响她最想表达的思想、意念。那么这个戏的“意念”究竟是什么呢？

　　田沁鑫的导演风格向来以粗犷凌厉形式感强而著称，这主要是和她的作品主题鲜明，切入人性的观念特别丰富有很大的关系。她不想让过于琐碎的生活细节遮蔽了最想直截呈现给观众的她对于生活的想法。这在她的早期作品《生死场》，《赵氏孤儿》等一系列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即使是面对拥有无数拥趸的张爱玲，田沁鑫依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色彩。所以我们在《红玫瑰，白玫瑰》中听不到叮叮当当的电车声，市井里巷的人物喧哗，也看不到豪华公寓里的应酬交际，这些都被一概“抽象化”的处理掉了，整个舞台干净抽象，只有一条摆在中间的玻璃砌成的走廊就如同人性当中的一条透明的分界线：既彼彼此此，又亦此亦彼。两条“玫瑰”的生活就是被安排在这“彼此”分列的那个走廊的两旁，只有一个男人穿梭其间──不对，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他和他的“另一个自我”。田沁鑫为了向观众交待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冲突与妥协的过程，挖掘男性意识的特征，干脆让男女主角三个人都同时和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进行表演，他们既可以和舞台上的其它人进行对话，也可以和舞台上另一个自我产生辩论、妥协、说服、冲突，他们甚至在剧中很多次直接向观众说话，没有什么潜台词，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人物和人物公开化，人物和自身也公开化。这种叙述体戏剧的方式直接而富有冲击力，生动地和田沁鑫本人明朗简洁的导演风格结合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也突破了戏剧和小说两种文体表达方式上传统的界限。

　　如果进行比较，有一个细节是最可以拿来说明导演这种形式化抽象化的设计意图。那是一场打麻将的戏。打麻将，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是最具有市井风情，最能表现人物关系细节与精神生活的行动，往往是创造舞台效果与刻画人物的天赐良机。记得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03年推出的《长恨歌》，其中一场打麻将的戏堪称其中精华。朱茵饰演的严师母，更是借助这场戏中丰富的生活细节给许多上海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说起来很有意思，麻将本身所具有的世俗化象征，似乎特别适合表达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人独特的精神生活。07年最引人关注的电影《色，戒》一开场就是四位身着旗袍的上海阔太太围成一圈打麻将。(李安知道，讲上海人的故事，麻将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打麻将完全被处理成了另外一种方式。导演的眼光并不在麻将上也不在打麻将的人特殊的行为上，所以三个围着麻将桌的男人没有一个在认真地打，而且三个人全部是站在桌前，摸着想象中的牌，完全心不在焉：男主角佟振保一边摸牌，一边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与此同时，旁边站着的另外两个人：小裁缝和王士洪形同虚设，观众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是一场打牌的戏──戏，并不在牌上！导演舍弃了打麻将所能提供的所有的世俗生活细节，着力于直接表现人物，主要是佟振保内在自我此时此刻的犹豫与幻想。大部分的话剧都有一个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但是一般它们都会经过生活的“铺垫”；可是田沁鑫省掉了这个铺垫(所以这个戏演出时间很短，一共一个半小时，这在有关张爱玲的舞台作品中非常少见)，让其中的男女直接呈现他们的思想状态与思想过程，有时候让人觉得很突然，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压迫，当然也不免让人觉得太说教或者概念化。张爱玲的小说向来以细节丰富著称，这既是指心理感受的细节，也是指生活内容的细节，这两者应该说是相辅相成的，只专著于前者而省却后者，似乎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

　　不管怎么说，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以这样的戏作为新年演出季的话剧大戏，多多少少体现了一种锐气十足的文化心态──把有关张爱玲的作品作得如此先锋，而不是如此具有“卖点”和“噱头”，这和时下包裹在张爱玲作品周围浓郁的商业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张爱玲和田沁鑫、罗大军)，也是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一种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