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日出》公演 导演王延松谈重新解读(附图)

不断穿越经典、寻求新突破已渐成王延松的风格，这也让他成为戏剧界比较另类的导演

　　王延松，1982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沈阳话剧团担任业务团长，1985年，凭借音乐剧《搭错车》在全国一炮打响。先后排演过《鹰》、《无常·女吊》、《白门柳》、《望天吼》等剧，多次获奖。5月以来，他导演的曹禺三部曲(《雷雨》、《原野》、《日出》)最后一部《日出》，将陆续在国家大剧院、美琪大戏院和首都剧场演出，重新解读曹禺经典已成为王延松戏剧探索的新课题。

　　曹禺三部曲 “重新解读”已是我的标志

　　新京报：曹禺的三部著作《雷雨》、《日出》、《原野》你这几年都排了，最喜欢哪一部？

　　王延松：有人问过曹禺同样的问题。曹禺先生说厌烦了《雷雨》像戏剧的写法，于是他用白描的方式写了个时代生活的横断面，这就是《日出》。但对于这三部作品，曹禺说《日出》更让他痛苦，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情更多在《日出》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因为有之前两部戏的解读，在不断解读过程中吸收营养，渐渐装备自己，所以我这次做得更顺手。我的目标是突破学术与专业，让更多没有看过《日出》的观众喜欢它。

　　新京报：《原野》、《雷雨》、《日出》，你都以重新解读的方式再次执导，如今重新解读已成为王延松的标志，这不仅是对原先传统的舞台样式上的新突破，你甚至敢于大篇幅地删减原著文字，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王延松：话剧是舶来品，因此中国导演对外国经典作品重新解读的经验和招数较多，对中国为数不多的经典作品反而缺少这种勇气和敏感。我觉得成熟导演都有这样的思想储备，即我有可能在经典中发现什么。所以我不是为了新解读而去解读，我确有感动确有发现，而且我认为可以通过过往经典中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

　　曹禺这三部作品就是这么做起来的，因为在这些作品上我都发现了重新创作的质朴的起因。比如《日出》，《日出》的跋是我重新解读这部作品的依据，跋里写“《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露出全面。”这很令我着迷。

　　我的切入点在哪里呢？曹禺先生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他说“日出到底说的什么我也讲不清楚，倒是白露看得穿”。于是，新叙述，我要塑造一个全新的陈白露。这是我能够走进《日出》的一扇门。

　　导演很较劲 正视现状,会有压力

　　新京报：我知道你对创作的认真和较劲在圈内都是出了名的，而且无论什么戏，你都能让演员发挥出最好水平。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延松：是很较劲。我的较劲来自于戏剧现状对职业戏剧人的压力，如果你能正视这个现状，就会有压力。对戏剧导演来说，无论是剧本还是舞美或导演构思都是抬演员的轿子，让漂漂亮亮的人坐在轿子里，让轿子悠起来，才算是创作。

　　这次《日出》也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常年都演兵戏，他们演惯了激情粗犷的感觉，而曹禺的戏恰恰不能这样，我等于和他们从零开始排练，如今听观众说演员很好，我很美。

　　新京报：你在去年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曾说过“中国文化部门懂戏的很少”，所以才会出现你上面说的“剧院管理的微妙环节”。

　　王延松：其实，中国一些剧院的建设、剧目确认以及艺术生产，有很多体制上的微妙环节，我认为常常都在第一环节上。第一信号如果发生的非常漂亮，后面就全对了。不然即便花了一两百万，就是上千万，照样歇菜。

　　新京报：《原野》你和天津人艺合作、《雷雨》你和上戏合作，这次《日出》你和总政话剧团合作，作为常年单打独斗的导演，你如何说服这些剧院来支持你导戏？

　　王延松：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即便是在剧院的导演，也并非想排什么都行，关键在于剧团掌舵者的眼光。比如这次《日出》，当我第一次和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谈了我的初衷，他就表示了认同。其实新解读风险很大，因为越隐蔽的艺术元素越难驾驭。《日出》最初我只有文字的东西，我问孟冰行吗，他说，不仅行，如果做好的话应该很精彩，于是他写报告一级级向上级申请。这是剧作家或作为文艺团体领导独到的眼光，成全了一个导演最初较为朦胧的工作计划。这也是所谓剧院化管理之中一些微妙的环节，这些环节决定了后来大面积艺术生产的可能性。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