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部话剧《立秋》，山西人发了不小一笔财。据称，从2004年至今，《立秋》已经上演了四百多场，差不多是平均三天一场演出。我想，不论是张学友(听歌)还是宋祖英(听歌)还是莎拉·布莱曼，都不可能做到三天开一场小型演唱会，而且连续演4年，还要连续下去。从目前了解到的演出情况来看，基本上都保持了很高的上座率，剩下的账也就不难算了。

　　奥运期间，我在国家大剧院也就是“鸟蛋”里看了一场话剧，就是这个赚了钱的《立秋》。大约能容纳800人左右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戏剧厅，几乎是座无虚席。如此之高的上座率，一方面说明北京人民的文化消费力很强，人人爱学习，另一方面也说明《立秋》的市场号召力大得惊人。这也是为所有话剧行业的从业者提个醒，话剧不是没有市场，而是缺少有市场号召力的新作品。《立秋》在深圳的演出，也是高上座率的。因此我们要相信，话剧市场又是有盼头的，有搞头的。既然有市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生产出好产品了。不要去埋怨市场，千万别说市场只认识超女快男，而没见过“严肃艺术”。

　　《立秋》是山西省话剧院出品，以山西最大的特产晋商为题材，事件时间为民国初年，正是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诸多体制变革之秋。丰德票号在西方银行系统的夹击之下，一边遭客户挤兑，另一边自己放出的借款不能收回，场面不可收拾。副总经理许凌翔是开明的银行派，他发现金融市场未来将是银行的天下，票号斗不过银行，主张乘机将票号改为银行，保存实力。总经理马洪翰则以为票号是晋商有几百年历史的光荣传统，丰德是几百年树立起来的金字招牌，一个都不能少，抛弃票号就是抛弃祖宗几百年打拼下来的江山。但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他却束手无策。原本情同手足的二人，因为面对这个变革有不同想法，在历史的压力面前分道扬镳。在马洪翰深处困境时，已经撤资的许凌翔前来救场。还好，不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马洪翰在秋风萧瑟中回归平和与感慨，将中国现代史上的种种无奈以一种真切的情绪保留下来。

　　变革总是让人有切肤之痛的，剧本没有表现马洪翰如何如梦初醒、重振家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新行家，显得更入情入理，似乎这个结尾让话剧融入了历史，而不是寻找一个自我安慰的美满结局，这是作品结束还犹有余味的原因。《立秋》还保留了浓郁的山西民俗和晋商文化，如绣楼、立秋祭祖、股东议事等等。

　　如何看待这部话剧？首先要肯定，《立秋》毫无疑问是一部成功作品。作品的几个段落过渡紧凑合理，主要说的也就是立秋这一天的事情。和那些成功的作品一样，《立秋》捕捉到一个不仅在山西甚至在中国也十分敏感的话题，通过票号的故事展现近代中国变革风云，生动再现变革中的阵痛和悸动。这一切，在中国从来都不会过时。山西人将票号这个沾满灰尘的老招牌拿出来，掸一掸灰，发现了一个折射近代史一斑的视角。

　　但是，从表现形式来讲，《立秋》还停留在《雷雨》、《茶馆》等经典作品的同一层面。从《雷雨》到《立秋》，中间相隔整整70年，现实主义在中国戏剧创作中稳定得有点出奇。在这个问题上，《立秋》没有比《雷雨》多迈哪怕一步。这是不能不提到的，也是不应当忽略的。里面的感情戏写得并不成功，还值得再推敲，当然这不影响大局。

　　谈《立秋》，难免要想到刚刚启动两年的深圳话剧，今年的活动也将要开始了，应该说前两年的活动一年比一年好。《立秋》市场的成功，或许能提供一点借鉴意义。现实主义不是话剧的唯一道路，而《立秋》的成功之处是将矛盾冲突落到实在处，即硬邦邦的不可回避的时代问题，不是武打片里的花把式。“深入”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准确”，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