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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绝响——民国的文人和艺人(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4日10:03  三联生活周刊
“师友”绝响——民国的文人和艺人(图)

坐落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纪念馆”(于楚众 摄)

  “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的二十来年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

  记者◎曾焱

  旧文人而有新思想

  民国时期,名票苏少卿说过:“观四子师友之多少,亦断其事功矣。”说的是四大名旦的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身边那个圈子。这个“师友”,不单指捧角的人,更是说文化上的交往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龚和德曾是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在清代末期,文人对男旦抱的是玩狎态度。进入民国后有了变化,文人和艺人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除了诗酒之会,还有文化上的合作。合作之初,双方都有顾虑,典型的例子是齐如山与梅兰芳,他们后来各自被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才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梅兰芳是艺人和文人合作开风气之先者。合作的焦点是创作新戏和改进旧戏,当然还有交际、宣传、办学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齐如山还开创了

京剧研究,尤其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在文人和艺人的往来中,仍以男旦为主,生、净、丑行当的很少,“民国时期,京剧几大行当都有发展,但真正超越本行当前辈并获得重大突破的是旦行。我认为这里面的重要原因是,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史和戏曲史的研究者赵珩看待那个时代,是旧文化尚未完全瓦解泯灭,新文化尚未定型,“四大名旦的出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界的一个奇观。那是一个特殊时期,整个环境都不可再造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正是京剧走向鼎盛时期,形成一个平行的奇特文化现象。龚和德说:“与戏曲艺人合作的,大多是有比较深厚国学修养的传统文人。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少有同戏曲艺人交往的,他们受西方观念影响,看不起传统戏曲,同时因为缺少对戏曲的沉醉而难以驾驭这种艺术形式。还有一个原因:文人同名角合作,要甘于把自己湮没在名角光芒的背后,而新文化人张扬个性,做不到这种牺牲。”四大名旦身边,都有自己的文人圈子,这些人的背景和文化面貌也各不相同。“比较起来梅兰芳身边的文人更古典,也更懂一些现代艺术,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塑造梅兰芳,有明确的艺术路线,包括求得歌与舞的新的平衡,装扮上融入现代审美理念,题材上,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上元夫人》、《麻姑献寿》等等,超越了现实的悲欢离合。这条艺术路线,大概可以称之为古典唯美主义吧。对此,李释戡的表述最为清楚。早期扶持程砚秋的名士罗瘿公以及后来的金仲荪,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通过扶持梨园的英绝人才,多少寄托一些自己的政治情怀,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程砚秋的个性形成和演出。荀慧生的合作者陈墨香,是名票兼长文学。这个人是王瑶卿的好朋友,对旦行很有研究,自己也会唱戏,所以他更重视剧场效果。尚小云在和文人交往方面,好像要稍微逊色一些。”

  赵珩界定四大名旦身边的文人,是“旧文人而有新思想”,“齐如山不算世宦之家,但留学欧洲,齐家在民国后甚至不再过旧历年,是有新思想的”。罗瘿公虽是康有为的大弟子,但辛亥革命后一度官至总统府秘书,和傅增湘、蔡元培等人交往密切。1924年罗瘿公去世后,后期扶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陈叔通,清末授过翰林院编修,1929年又东渡日本专攻政法,回国后创办过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赵珩说,这些有新思想的旧文人想要把自己对文化改造的愿望,部分通过艺人去实现。他的曾祖父赵尔丰是清廷封疆大吏,属汉军正蓝旗,但家里并不受旗人习气的约束,在他祖父赵叔彦一辈,和艺人交往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祖父兄弟三个,除了四伯祖不大看戏,七伯祖和我祖父都爱看梅先生的戏,尤其我七伯祖,是梅家常客。梅先生住无量大人胡同时,也到我祖父在东总布胡同的宅子里坐坐”。他祖父1929年辞官做了寓公之后,因为喜欢传奇本子,总在家里琢磨把传奇改编成皮黄戏,“我保留了他写的两大摞剧本,全用蝇头小楷,带工尺谱,既不求发表,也不换稿费,纯粹是闲适和爱好。真正搬上舞台的只有一出改编自李渔《玉搔头》的《凤双栖》,40年代中期由张君秋演过几次”。

  不单是这些闲散旧文人留恋京剧,民国时期的北平教授,观剧和评戏也很热闹,可以说是新文人而保留有旧习好。“1927年到1937年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后十年,北平的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故都意识,北平不再是政治中心了,他们想尽可能抓住旧文化的精华。”赵珩说,旧时北平的教授有三大嗜好:逛书摊、吃馆子和看京戏。燕京大学和清华园都在西郊,教授们周末进城,一般都是这么安排的:先去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买书,晚上找个城内小馆吃一顿,然后再到吉祥、广和戏院看场京戏。散戏后肯定回不去了,在城里有房子的可以住下,没有房子的就在亲友家借宿,或者到两所大学专为教授看戏设的招待所里住一晚,“东城骑河楼西口路北就有一个清华为教授进城看戏准备的招待所,我小时候去玩过”。那时候看戏最勤的,多是银行、邮局、铁路、

医院的职员,协和医院大夫的票戏最有名,票友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程砚秋的儿子程永江说,燕京大学百万基金委员会的主任李伯彦就是程迷,他父亲通过这位李主任,还结识了北大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blog)张伯苓,并和张伯苓先生一见如故,成了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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