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并演出的民族舞剧《铜雀伎》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舞蹈语言新颖别致，既不同于戏曲舞蹈风格的《红楼梦》，又不同于敦煌壁画风格的《丝路花雨》，更不同于中洋语言兼用的一些舞剧。它自成一体，开拓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又一个新领域。

　　我与该剧的编剧、编导孙颖同志一道工作过多年，早就知道他有一个发掘中国古代舞蹈的宏愿，并为此下了不少苦功夫。然而，听说他要编一部大型舞剧体现汉代舞蹈风韵，却有些担心。因为用舞蹈“写”首民谣、小诗、短文，同完成一个“大部头”不能相提并论，可以想见会遇到许多难题，何况孙颖同志也不是个职业编导呢！直到《铜雀伎》问世我才折服。他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结合的方法，把发掘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工作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孙颖同志认为发掘古代文化不同于发掘地下文物。舞蹈，也是古代的一种精神文明，绝不是摹拟一些文物上的舞姿随便加以串连就可以做到古乐舞的恢复和发展的。因此他通过研究汉代社会的历史、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哲学、礼法，首先抓取汉代文化的精神、风骨、气韵，也就是抓住了“神”，然后再反过来立“形”造“形”。从《铜雀伎》的舞蹈语言看，既有雄浑、厚重、坚实、宏放的一面，又有妩媚、俏丽、挥洒、坦荡的一面；既看得见音乐上金石时代奴隶艺术的深沉，又有俗乐舞登上历史舞台后民间艺术的活跃质朴气息；每个动作、造型不一定是汉画像的照样摹仿，却又令人感觉酷似汉画象。透过那些流动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一种古朴的文化气质。从重心的频频倾斜，动作的富有弹性和力度、速度的变化，以及欲往突返、似俯却仰等连接动作的处理，还有肩胸的运用和一些似拙却巧的步法形成的韵味，构成了它独有的特征。特别是槃和鼓的女性舞蹈，连接动作具有奔泻的气势，造型始终延续着一种流动感。《铜雀伎》之所以成为和戏曲舞蹈、敦煌舞蹈、现代舞蹈及芭蕾都不同的一种民间舞，恰恰就在它的语言有形式又有内涵，抓住了汉代艺术的气韵。这是很难做到的一点，这种突破没有坚实的文化功力，不经多年的研究思考，没有理论基础是办不到的。“大部头”的民族舞剧用什么语言去书写，一直是舞蹈界在探索而又有争议的问题。以往的有些民族舞剧，要么中外兼用，要么局限于戏曲舞蹈和近代的民间舞蹈，语言的创造性不够。《铜雀伎》并非已臻完美，但它在解决民族舞剧的语言问题——实际也就是解决民族风格问题的思路和做法，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