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桃花》曾被寄予厚望（本报记者 强军 摄）

　　去年12月，陕西人艺小剧场话剧《我爱桃花》首演，作为陕西小剧场话剧的“试水”之作，这部“克隆”北京人艺的卖座作品，由陕西话剧演员表演，首次试行“独立制片人”制度，新的尝试与亮点极多，被寄予厚望。然而，4个月后的今天，这场“试水”行动已经暂停，《我爱桃花》演出5场后西安凋零。

　　另一面，西安话剧院的小剧场话剧“演出季”今年2月顺利推出，五部小剧场话剧作品上演，铺天盖地的多媒体手段宣传，让“话剧”话题强行充斥进西安人的视听中，也让不少人接触了话剧。

　　样本A

　　陕西人艺：话剧演出太差钱

　　京沪两地小剧场话剧兴起多年，且有了固定的演出和群众团体，已成为持续性的话剧市场。《我爱桃花》正是在这些小剧场大放光彩的作品，由著名编剧邹静之撰写，陕西人艺原本希望利用它来开拓西安全新的话剧市场。

　　演出状况：80后担纲运作

　　去年底，在文艺路陕西人艺的内部排练厅，忍着演出现场的异常寒冷，坐着100多张租来的椅子，不少爱话剧的年轻人很是振奋地观看了《我爱桃花》。当时首次担任制片的80后何苗，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坚定地看好小剧场的发展。主演何保龙虽然是陕西人艺的演员，但当时在外地拍摄电视剧，当时他放弃其他剧组高额报酬的邀请，连拍近一个月，捧着80块一场的工资，却依然说：谁让我打心底里喜欢话剧？

　　这场演出并没有成功地持续下去，事实上，在去年的首演之后，演出就暂时停滞了。原计划的“今年做演出季”也随之告停。

　　原因分析：差钱，硬件环境差

　　陕西人艺位于文艺路的一条巷子里，而小剧场则在巷子的最里面，剧场小且不说，根本没有固定的座位，这也是为什么首演时要租椅子的原因，事实上，这里仅是一个排练场。

　　何苗说：“一是剧场没有适当的硬件设施，售票会遇到一些问题；二是我们当初原本想要让小剧场进学校，主要培养大学生人群，但是这个戏因为内容的关系，被学校认为不适宜给学生演出，所以也没有成行，三是我们确实赔不起，没有一个经济后盾，演出一场7000块，市场又没有形成，也没有钱做很大面积的宣传。四是演员没法生存，话剧不演出，演员的演出费也停了三个月了，所以已经不排戏了，五是我们本来决定今年做演出季，但现在只有一个戏，对于观众来说太少了，至少要三部戏才可以，所以只好搁置了。不适合的土壤、环境造成了我们目前的困境。”

　　其实从去年开始，何苗已经开始寻找经济支持，她找了很多企业，但结果都没有达成理想的合作。何苗谈到目前最大的希望，“今年秋天，剧场有可能进行大翻修，希望环境能有大的改善。还有传言说政府将会支持话剧事业，真希望这会是一个转机”。

　　样本B

　　西安话剧院：有赞助也尴尬

　　被称为开创了西安小话剧演出季先河，由西安著名的企业赞助，西安话剧院的小话剧演出季因此不存在经济问题，这也是与陕西人艺最大的不同地方。

　　演出状况：宣传力度大企业赞助能保本

　　西安话剧院明显是有备而来。还没有演出，关于小剧场话剧的高峰论坛就率先举行，虽然是首次做演出季，明显信心十足，2009年将推出春、秋两个演出季。春季演出季从2月13日起，共计演出30场。宣传力度极大，一时间西安众多路段、广告中均有消息。演出季的五场演出中，其中两场与陕西人艺的相仿，也是采取“克隆”京沪小剧场中的优秀剧本，陕西演员演出的方式，比如《跟我的前妻谈恋爱》、《与空姐同居的日子》。同时，从外地邀请三台原创话剧进行交流演出。

　　西安话剧院副院长史丰告诉记者：“我们与经济支持方的合作是如果赢利，双方分享，如果赔本，企业要为话剧院保底。”也就是说，话剧院每部戏如果投资10万，最终企业会保证他们不赔本。

　　尴尬原因：赚的是“政府”的钱

　　虽然有了保底资格，但西安话剧院也有自己的尴尬。“以前我们团演出，如果人不多，有观众想进来我们也欢迎，因为在我们心里一直觉得，话剧在陕西是需要普及的，反正演出就是为了让人看。可我们和企业合作之后，是完全由对方来操作票房的，他们哪怕剧场空座很多，也绝对要求买票进场，他们的理由也对：如果养成不花钱看剧的习惯，以后票卖给谁。”史丰说道。据悉，连剧团内部的人也不会主动去看话剧，都是彩排的时候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天不要票。在我们心里，话剧按理说是要普及的，是要培养市场的，光要钱，和我们以前的想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尴尬，又带点可悲。但不这样运作我们也知道不行。”

　　对于这次的收入情况，史丰说应该属于一般情况，而且是包场居多。“其实我认为这次的企业支持依然还应该算是政府行为。因为靠这个赚钱不容易。”

　　史丰说：“这次演出季我不失望，因为所有看了话剧的人都说好，虽然拿钱买票的人少，但这只和我们消费水准有关系。话剧是一种精神需求，对于经济基础一般的观众来说，在家看电视就够了。小剧场话剧虽然走的是商业路子，但西安的消费水准和欣赏意识还没有达到。” 本报记者 刘慧

　　记者手记

　　“拼命三郎”闯红京城

　　上海试水“植入式广告”

　　西安的小剧场话剧刚开始，正在经历“经济喊穷”的阶段，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榜样之城”北京和上海，会发现，小剧场话剧的市场其实春意阑珊。

　　职场畅销书《杜拉拉升迁记》日前有了话剧版，由最近正火的姚晨主演，是典型的商业话剧运作。在上海演出票房告捷不算，最引人注目是“史上第一次为话剧赢得了植入式广告的话剧”。当剧中五次出现了关于某汽车赞助品牌的台词时，剧场里的笑声一次高过一次，这个植入式广告甚至成为剧中代表性的笑点。众多参与此剧的演出商和赞助商喜笑颜开。话剧引起了商业社会的关注。

　　如果说上海的话剧与企业有种灵感交集，那么在北京，依靠的是一批“拼命三郎”式的小剧场话剧制作者的努力。最著名是孟京辉。他当初做话剧《恋爱的犀牛》时，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出去，敢想敢干，最终他成为小剧场话剧的得益者。而北京小剧场市场比较有名的品牌剧社，从制作人到导演、编剧都非常年轻，年龄大的不过30出头，这些年轻人是当下小剧场真正的主人，小剧场也因为他们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新鲜”。而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都市年轻人。正如北京青年戏剧协会筹备会上，业内的能人们说到的那样，“今天的年轻导演们再也没有这样的苦恼了。市场的火爆，吸引了很多投资人的目光，只要你有才华，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给你钱排戏”。

　　此外一些小的“独立制作人”，因为资金有限，于是几个人联合起来，与剧场签约，甚至和剧场共同承担发展。小剧场话剧要成功，一，目标定位准，要有新思维，敢有新思维，敢想敢做。二是要有能人，人才最贵。如果永远都被动地等待政府投入，等待机遇，等待发展，那是远远不够的。 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