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由王文娟、徐玉兰主演的电影《红楼梦》剧照

　　一部《红楼梦》成为越剧的典范，其示范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越剧这个地方戏剧种。《红楼梦》是中国放映拷贝数和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它已经成为越剧的某种象征。

　　记者◎王恺

　　引子：徐进的戏

　　袁雪芬还记得徐进当年来报考自己剧团时的事情，她告诉本刊记者：“第一次来我没见到他，就听说有个很文雅清秀的20多岁的人拿了剧本来，托人转交给我，剧本名字叫《月缺难圆》，剧本被转交给剧务部后，编剧蓝明觉得写的唱词比自己还好，一点也不嫉妒，结果很快录用了他。”于是，西药店的伙计徐进就此改行，当时要进袁雪芬的剧团并不容易，结果他成为“考进雪声剧团的头名状元”。

　　现在徐进已是86岁的老人，因为心脏不好而无法接受采访，不过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个编剧不仅是因为他的越剧《红楼梦》而被记住的。

　　那时候徐进才24岁，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唱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但“他古文功底似乎不够好”。新中国成立后，伊兵等负责戏改的领导有意识地让他加强古文学习，他的进步非常快，没多久，剧团的人觉得他的抒情戏写得特别好，“不用陈旧的词，叠句排比都很多，而且喜欢加些旁敲侧击的写法”。

　　剧团里有很多老演员，她们说话很有意思，批评某人自以为是，有个老演员说“你不要独枝毛竹好上天”，说干部多，“娘多也养不出好儿子”，徐进听到这些话，都会记录下来。

　　1954年，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李希凡、蓝翎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结果使中国兴起新一轮的《红楼梦》热。徐进后来写文章说，他在那个阶段搜集了大量材料，研读了《红楼梦散套》、清代鼓词《露泪缘》，包括京剧、锡剧、川剧、话剧各种改编本，当时各剧种都在搞自己的版本，精彩的不多，要不就是折子戏，要不就是那种全景式广泛展开的戏，“而且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

　　徐进很喜欢鲁迅，喜欢鲁迅的《红楼梦》“其中所叙的人物是真的人物”的说法，所以他立志改编出来的越剧中的人物，“都不能拔高”，宝玉既是神采飞扬，又是脸上有点“胭脂膏”的疯疯傻傻的贵族子弟，黛玉则就可以“对花落泪”，“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后来自己总结，越剧正好有刻画人物细腻的长处，索性就把每一场戏当成刻画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机会。

　　开始时写还是不写，怎么写都犹豫，越剧团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100多万字呢，要改成3小时，谈何容易？写好了，谁又能演？”那时还不到30岁的王文娟听了这话说：“我来演，演不好，头砍下来。”现在已经83岁的王文娟听本刊记者问起这段掌故，笑着说：“那完全是句玩笑话。”

　　不过徐进没当这是玩笑，他刚过30岁，正是气盛时，刚开始想把小说里每一个可以自成一体的故事改成独立的戏，又太各自为政，又想做个两集故事，但是觉得小说像把打开的扇子，前面开后面紧，两集的结构也不好，最后想到了以宝黛爱情为主线。“而且这是矛盾最集中、最有戏剧性的地方，把这两个人的叛逆性格写出来，也就做到反封建了。”

　　徐进的想法正好和越剧擅长生旦戏的传统暗合，可是立刻有人指责他没有做到“反映更广阔的反封建的社会面貌，很有局限性”，徐进替自己辩驳，说“追两只兔子，是一只也追不到的”。

　　袁雪芬说，徐进的《红楼梦》之所以好，还真是懂得删减之道，“再好的东西也要有缺憾，徐进的《红楼梦》就很懂得取舍，因为靠3个小时的戏剧反映小说全貌是不可能的”。当时写这个戏就有压力，柯庆施曾找袁雪芬去谈话，说怎么写这种才子佳人的东西，袁雪芬告诉他：“我们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是反对封建婚姻的戏。”

　　可是柯庆施还是说，越剧就是靡靡之音，“像尹桂芳唱的宝玉更是靡靡之音，绝对不许再唱了”。新中国成立后，名角尹桂芳演出了《宝玉与黛玉》，是新中国成立后隐姓埋名在芳华越剧团工作的女作家苏青所写，因为柯庆施打击尹桂芳，这出戏以后就不太演出了。徐进版的《红楼梦》出来后，那出《宝玉与黛玉》在舞台上更是绝迹了。

　　徐进最早时想用“元妃省亲”开头，“可以烘托贾府的鼎盛气质”，可是，热闹场面越多，人物性格越缺乏，所以最后选择了“黛玉进府”作为开头。

　　王文娟告诉本刊记者，徐进写的戏很多场面都很细腻，她后来演起来觉得十分过瘾，例如一场“闭门羹”，就有6个层次刻画黛玉，当黛玉听到丫环说“凭你是谁”，不许进来的时候，又气，又惊，冲上去想问，可是听见屋子里宝钗的笑声的时候，又退了回来，呆呆独立，十分凄凉，最后还是忍住了，短短几分钟，就有“惊、气、冲、退、悲、忍”6个层次的东西，“特别难演，但是又有挑战性”。

　　不过演员们公认特别美的还是几段大的抒情场面，“葬花、焚稿和哭灵”，把越剧的抒情特色全发挥出来，葬花中选用了原书中大量诗句，但是又用了些合唱联系在一起了，“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说不尽满嘴献媚奉承话，谁知园中别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王文娟觉得，他的很多加上去的词和原作浑然一体，“风过去，落红成阵，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句句雅俗共赏，“字浅而意深”。

　　当剧本最终于1958年上演后，在上海连续演出了54场，场场爆满，有人说徐进帮助曹雪芹普及了《红楼梦》。

　　王文娟：不是“林妹妹”

　　看过电影《红楼梦》的人，都会觉得王文娟就是林黛玉，电影刚上映，就有观众把人参等补品寄来，因为觉得她就像电影里面一样弱不禁风，“娇喘微微”。实际上，王文娟没有电影中的黛玉那么娇弱，拍电影的时候，她刚30出头，脸容娟秀，举止娴雅，但是导演岑范还是觉得稍微饱满了一点，结果她就此节食了一个月，“电影上的黛玉比舞台上的要瘦10多斤”。

　　“不仅不娇，还有武功的底子。”寓所墙上的几张照片似乎在为她的话作证，既有黛玉的经典形象，也有《追鱼》中鲤鱼精的造型，那幕鲤鱼被拔去鳞片而痛苦地在地上翻滚的片段，包括了鹞子翻身、吊毛、滚地花，没有功底是无法演出来的。

　　“那时候去苏联演出，他们管越剧叫新歌剧，觉得里面有很多技巧，唱、舞蹈和武术都有。”她的武术功底得之于表姐竺素娥——早期越剧的著名小生，“她文武皆备”，当时主要演的戏有《武松杀嫂》，还有人叫她“越剧界的盖叫天”。王文娟的父亲是浙江乡村的教书先生，其实家里没那么贫穷，“要不是因为表姐在上海，我也不来学戏了，那时候出趟远门跟上天一样”。到上海后跟着京剧师傅学武戏，“腰腿功夫都要有”。

　　那时候还是越剧的路头戏时代，没有编导，也没有作曲，“梆梆地敲了，就唱着出来”。她是1926年生人，比几个老大姐年纪要小，但是到1947年，她也和陆锦花组成了“少壮越剧团”，表示自己年纪小但是不输老大姐。当时上海演出的越剧场就有20多个，“而且像百老汇那样集中，观众去看戏，你们的戏不好他立刻就换一家，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机制的好处是刺激强，你要把你的长处都表现出来，编导也会根据你的特长来编戏”。王文娟告诉本刊记者，1948年，她加入到徐玉兰挑头的玉兰剧团，从此两人一直没拆开，“我和玉兰姐在一起的时间比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到了1955年，王文娟已经是有名的旦角演员了，而且她和徐玉兰政治上非常“过硬”，先是1952年被总政招去参军了，1953年又去了朝鲜。“我和玉兰姐在安东慰问，对面就是朝鲜，看看那条桥，比外白渡桥还短，走走就过去了。玉兰姐就说，我们去朝鲜演出吧。”就那么一句话，在朝鲜待了9个月。先开始还是正常演出，在山洞里、战场上都演出过，后来还参加了遣俘工作，“那些战俘太惨了”，现在她还记得那些人满身血迹和污痕的样子。

　　这些经历确实和“黛玉”大相径庭，所以王文娟从不觉得自己是黛玉。“我演过武则天，演过迫害徐玉兰的‘四人帮’女干部，还演过杨开慧。”边说边笑，她觉得自己性格很硬朗，“不过黛玉的绵软下面也带着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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