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当话剧被演成段子
国家话剧院制作人李东(蔡小川 摄)
这类喜剧话剧基本上以网络、民间流行的段子为主，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情节串联，低成本，制作粗糙，没有内涵，满足观众表层欢笑，表演手法以流行的段子为主，甚至有些低级粗俗，观众的心态大都是进来的时候笑，出去的时候骂。这种话剧已经慢慢失去了话剧的本来面貌，更像是一场群体二人转。
主笔◎王小峰 实习记者◎魏玲
中国小剧场话剧最早始于1982年，当时林兆华排了一部《绝对信号》，小剧场话剧被赋予的更大意义在于它的实验色彩，实验话剧相对观众较少，适合在小剧场演出。但是，小剧场话剧在当时并没有蓬勃发展，人们的理解也定位在实验、先锋、探索上。直到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把小剧场话剧变成一种可盈利行为时，人们才注意到小剧场座位上的算术题，通过简单的算术题实际上可以算出小剧场话剧的投资与盈利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小剧场话剧开始慢慢繁荣。
2001年，田有良导演了一部话剧《翠花，上酸菜》，开创了小剧场喜剧话剧的先河，这部话剧结合了当代最常见的喜剧搞笑成分，轻松幽默，上演后受到观众欢迎，随即便移到大剧场演出。《翠花，上酸菜》的颠覆性在于，它改变了人们过去对话剧的印象，将喜剧、闹剧、恶搞的成分融入话剧中，这对当时不景气的话剧市场，无疑起到了兴奋剂的作用。由于《翠花，上酸菜》引起著作权纠纷，2003年，田有良与另外几个朋友继续沿着这种样式开创了“麻花系列”喜剧话剧，也从小剧场演到了大剧场。
人们看到了喜剧话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市场潜力，随后便有更多人加入，戏逍堂、雷子乐笑工厂等步其后尘，在北京话剧舞台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事实上，很多进入话剧领域的人，最初都想严肃地制作出几台话剧，但都没有找到盈利方式，毕竟话剧这种形式在今天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上想获得观众的认可必须依靠好的剧本和演员。于是他们想象着观众会喜欢什么样式的话剧，加上《翠花，上酸菜》的成功案例，他们选择了实际上最难创作的喜剧形式，但在手法上以段子表现。
戏逍堂：把话剧变成流水线
戏逍堂的负责人关皓月，在看了一场话剧后，觉得做一个小剧场话剧是可以挣钱的，然后跟朋友做了一场话剧，觉得做话剧不过如此，便成立了戏逍堂。最初推出的话剧《到现在还没想好》并不是后来的喜剧话剧形式，但是演出效果告诉他们，让更多人进剧场看话剧，讨论严肃话题效果并不好。“最初我们做的时候要考虑以观众为主，让观众坐到剧场来放松，让更多的人进来看我们的戏，这样的话我们肯定要把当前时尚的一些包袱、笑料等元素加入到里面，所以就形成了目前在别人看来略有喜剧的风格。”戏逍堂宣传总监袁子航说。
戏逍堂有一句广告宣传语：“开辟一条戏剧工业化的路。”他们是如何把戏剧工业化的呢？袁子航解释说：“从戏逍堂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创作团队，戏逍堂是一个生产话剧的机器和平台、流水线，上面我们和剧场，所谓的终端渠道，和包括票务公司抓好关系；下面我们和中戏或者北电，或者社会上一些毕业的戏剧创作团队进行整合凝聚，拿过来他们的东西在我们的戏剧平台上生产、出售。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将我们这个工业化的模式进行下去。我们把一个艺术品的价值降低，让它大众化；也可以理解为把生活的必需品提升它的艺术性。”
一部话剧从创作到演出，至少需要几个月，但是戏逍堂的话剧从最初创意到最后演出结束也就是两个多月，这种快餐式的做法可以降低很多成本。袁子航说：“这就是我们作为工业化生产平台的理念，如果我们每天都自己在琢磨剧本，会累死的。我们恰恰是通过这样的理念来广纳人才，他们有创意有想法有才华，在我们这里施展就OK了，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市场观念告诉他们现在市场上需要怎样类型的戏，让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往市场需要靠拢一下而已，但是艺术标准不会降低。”
戏逍堂的话剧平均每部成本大约在30万元左右，他们把投入产出的账算得很明白：“我们一场戏首轮下来，我们决定把首轮的成本摊在5000个观众身上。所以我们在200人的小剧场大概在26场到28场之间。按照这样摊成本，如果宣传到位，把销售做好，盈利状态可能是最佳的。因为多演观众可能疲了，少演成本收不回来，我们计算出中间的这个数字是最准确的。第一轮导演、编剧费都付完了，第二轮成本会降低，同样通过这样的成本把整个的成本在场次上均摊。”
这种做法比较符合小剧场话剧的商业规律，但从目前看，小剧场话剧的上座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很多，除了金融危机等大因素，更主要的是，小剧场话剧舞台好作品不多，戏逍堂自己也承认，观众眼光越来越挑剔，现在喜剧的生存空间也没有太大。因为形式太雷同化，这种喜剧话剧很可能会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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