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窝头会馆》主题就一个“钱”字(图)
刘恒表示，《窝头会馆》的会馆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描写出底层人的状态 图/CFP
□刘恒
国庆前，我写的话剧《窝头会馆》就要在北京人艺一帮天才演员的呈现下亮相首都剧场了。这个剧本有一个限定条件，便是争取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上演。语境的规定性，决定了选材的方向虽然狭窄了一些，但是目标却更为明确了。作为一种政治纪念，或者说作为一种民族的纪念，建国前夕的历史时刻非常值得咀嚼和剖析。
在我看来，政权的更迭是因为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从而不得不重新建立平衡的过程。不论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一个政权在坍塌的时候都会体现出某种巨大的悲剧感。反过来说，新生的政权则无不带有信仰和理想的光辉，这体现了人类在困境中奋力前进的内在动力。毋庸讳言，这个剧本的定位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仅仅在节日里唱一曲空洞的赞歌，我们不会答应自己，我们对非真诚的表达不感兴趣。
我住在南城，平时一直在搜集与这一带有关的历史资料，其中一部分跟会馆有关。我曾经打算完全从会馆本身来做文章，后来发现会馆并不重要，底层人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结果就像现在这样，会馆只不过是一个外壳罢了。我写的还是大杂院，还是小市民，还是那些司空见惯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我希望在琐碎的描绘中，我对主题的探索能悄悄抵达观众的内心。
主题说白了就一个字：钱！大到朝代更迭，小到个人悲欢，没有跟这个字没关系的。我研究北平四十年代末的历史资料，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苛捐杂税，二是物价飞涨，都是跟钱密切相关的十分具体的生存困境。《窝头会馆》写了苛捐杂税和物价飞涨，写了房租和募捐，写了不义之财和偷窃的金条……都跟钱有关系，也都跟社会的危机和个人的危机有关系。
除了从历史资料里吸收营养，调动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母亲小时候得了童子痨，我姥爷用橘红丸拌蜂蜜喂她；解放前夕，我一个邻居的亲戚都准备跑到台湾去了，他攥着东单飞机场的机票拿不定主意，最后没走成；我儿子打小儿心善，在街上见了乞丐就拽着我不让走，非得让我掏钱施舍不可……我在大杂院里生活多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展示了我的观察力，《窝头会馆》将延续我的经验和眼光。
我个人认为，如果仅就话剧的艺术特点而言，显然曹禺先生的《雷雨》更为纯粹和凝炼。老舍先生的剧作则更为市井化，更为幽默，也更多一些北京老城的味道。他爱用短句子，还原真实生活状态的能力惊人。有趣的是，他还有类似这样的句子———我得抽你一个嘴巴，如果我有那个胆子的话———这种倒装句明明是欧化的啊，却被他用得出神入化！这恐怕与他常年在国外生活有关。我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问世之后，曾经被某些人激烈批评，认为人物太贫了，贫得过分显得非常做作了。我不太服气，我觉得不走到极端，那股子邪劲儿就出不来。
话剧创作与影视创作有很大不同，我曾经打过比方，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或许也一个比一个难。我觉得话剧披露信息的方式很古典，也很特别，掌握它的诀窍不容易。我好歹是站在话剧的门槛上了，可还没真正入门儿呢，今后有没有资格踏进去，得走一步看一步。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希望不要让自己也让大家失望。
(整理：本报记者 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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