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子：《空中花园谋杀案》的野心
我承认《空中花园谋杀案》是孟京辉导演一部很有野心的作品。只是这野心在我看来，并不是媒体所普遍渲染的孟京辉口出狂言，要创造一种不同于百老汇的音乐剧。这野心，是孟京辉一次自觉不自觉的自我突围，是力图将眼光投向更为复杂的生活、更为变动的社会的努力。
从青春叛逆延续而来的愤怒，一直萦绕在孟京辉的戏剧作品中，也一直萦绕在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之上。在孟京辉的许多作品中，那些人物大多不过是创作者主观感受的“传声筒”：创作者把那些人物创作出来，更多的都是为了让那些人说出自己的感受。但在《空中花园谋杀案》中，这里的人物都已经不只是创作者自我表达的派生物了。无论是为了追捧明星而牺牲自我的粉丝，为了偿还债务要妻子献出一吻的投机商人，也无论是为了补偿儿女而自愿献身的父亲——当然，也包括那个策划了自己谋杀案的房地产大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已经不只是在满足创作者自我表达的简单需求，他们也成为了这舞台上的主人。他们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生活态度、自己的欲望哲学、自己的不满与愤怒，正大光明地表达了出来。于是，为了让明星重获关注的粉丝医生就可以牺牲得理直气壮，为了获得空中花园而让同窗好友顶替杀人的投机商(和他的妻子)也可以坦诚他们的欲望……于是，在孟京辉作品中，那种经常把自己择出来的居高临下的嘲笑，在这里也就变得暧昧起来。
因此，在这样一部作品中，我看到的是一种试图超越创作者的内心感受，力图捕捉这个社会丰富面貌的企图。而且，对于一个总处于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先锋戏剧”导演来说，他所捕捉住的社会面貌，也是在社会的潮流中涌动的最为鲜活、最为刺眼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说不上有多么不平凡，但他们的确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剧烈变动过程中挤压出来的特殊类型。一个大夫，为了让自己追捧的明星大红大紫，采取了顶替谋杀罪的极端方式；一个快要破产的小企业主，为了渡过难关，让身患重病的同窗好友承担谋杀的罪名；最为刺目的是坐了牢的父亲，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不要再去跳钢管舞、儿子不要再在江湖上打打杀杀，也要去承担谋杀的罪名(尽管他的牺牲，也未必能改变孩子们的生活)。面对着被“空中花园”所刺激起来的澎湃欲望，这部戏的特别之处在于，当我们咀嚼这些举动之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举动其实是常人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而在这欲望与生命的博弈中，暴露出的正是生活赤裸裸的黑暗底色。 应当说，孟京辉的野心在《空中花园谋杀案》中得到了相当精彩的呈现。细节是丰富的，情绪是饱满的，表演是卖力的——甚至还可以说，结构是完整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当这作品中的野心被封闭在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结构中——这结构，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经典“另类”电影中平行、交叉叙事的组合结构，这野心，就变得非常温顺了。于是，如果说“酒瓶装新酒”，有它在商业上的便利；而这新酒，打破酒瓶，重新塑造自己的形状，那才是最彻底的艺术创造。同样，你可以说孟京辉的这种野心是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商业企图，但这并不妨碍，这野心也在刺激着中国的当代戏剧重新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