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时遇到的问题

　　徐帆：北京话有点绕，虽然大家都说我说话是北京味儿，但剧本里纯正的北京味儿，我还真的有点拿不准。开始，我挺怕按照北京话的味道说，台词会很干，像背书我想把台词说得“水灵点”，我就自己琢磨，怎么才能说得圆润，不像书本上的话。

　　宋丹丹：田翠兰这个人物刚上场就说脏话，我一开始总觉得说不出口，甚至到现在我开口说这些话就汗毛直竖，心里有点含糊。但这就是田翠兰，就是那个时候的下层妇女。她们需要这么痛快的活着，因为她们生活得太难了，需要以此来支撑自信，让自己坚强，所以该骂就骂，该笑就笑，该哭就哭。

　　杨立新：这个戏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台词量特别大，而一个细小的动作目的掩饰在大量的台词背后，一个目的，拿那么多台词在说。比如小濮那个，“韩先生死了，我把他的屋子翻了三过，把他的被子弹了棉花铁签子把墙皮扎成筛子，我连鸡屁股都抠了也没找出一个大子儿来”，语言的堆砌特别厉害，是一个难点。没有经验的演员说着说着就开始游离，把自己在台上的目的忘了。

　　何冰：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三幕的结尾。非常动人的一段戏，刘恒老师在建组会上朗诵剧本时，几度泪洒排练场。我们在排练场排戏的时候，三幕结尾也基本不真排。首演之夜前，我们总共只真的演过一次，就是艺委会审查的时候，我们也是收紧了演。结尾写得很好，但演起来很累，演到这里真的会感动，心里会难受。我和丹丹在排练时，基本不真的交流，她看着我的鞋，我看着她的鞋，我们都知道这戏该怎么走，也能保证把这种状态带到台上。只要真的交流起来，心就会动。大导也很保护我们，他不让我们真的去发生碰撞，去尽可能保持一些新鲜度，真的上台了再交流。随着我们演出场次的增多，新鲜感会逐渐消失。

　　首演结束当晚，我们和刘恒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刘恒老师聊天。他一直很想在排练时候看到三幕的结尾，大导始终没让他看。我们演员想到要见观众了，也都很希望真的拔出兵器来练练，但是大导在我们每次刚要发力时，就想方设法的制止了。他要把这种新鲜度保持到首演之夜。这是对我们这些演员莫大的信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大导知道一个戏最终一定会是他想象的样子才敢这样做。所以说大导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了不起的导演艺术家，这是他独到的导演术。首演之夜，我们和大导说，“我们一起来看《窝头会馆》”。

　　责任编辑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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