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时遇到的问题
徐帆:北京话有点绕,虽然大家都说我说话是北京味儿,但剧本里纯正的北京味儿,我还真的有点拿不准。开始,我挺怕按照北京话的味道说,台词会很干,像背书我想把台词说得“水灵点”,我就自己琢磨,怎么才能说得圆润,不像书本上的话。
宋丹丹:田翠兰这个人物刚上场就说脏话,我一开始总觉得说不出口,甚至到现在我开口说这些话就汗毛直竖,心里有点含糊。但这就是田翠兰,就是那个时候的下层妇女。她们需要这么痛快的活着,因为她们生活得太难了,需要以此来支撑自信,让自己坚强,所以该骂就骂,该笑就笑,该哭就哭。
杨立新:这个戏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台词量特别大,而一个细小的动作目的掩饰在大量的台词背后,一个目的,拿那么多台词在说。比如小濮那个,“韩先生死了,我把他的屋子翻了三过,把他的被子弹了棉花铁签子把墙皮扎成筛子,我连鸡屁股都抠了也没找出一个大子儿来”,语言的堆砌特别厉害,是一个难点。没有经验的演员说着说着就开始游离,把自己在台上的目的忘了。
何冰: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三幕的结尾。非常动人的一段戏,刘恒老师在建组会上朗诵剧本时,几度泪洒排练场。我们在排练场排戏的时候,三幕结尾也基本不真排。首演之夜前,我们总共只真的演过一次,就是艺委会审查的时候,我们也是收紧了演。结尾写得很好,但演起来很累,演到这里真的会感动,心里会难受。我和丹丹在排练时,基本不真的交流,她看着我的鞋,我看着她的鞋,我们都知道这戏该怎么走,也能保证把这种状态带到台上。只要真的交流起来,心就会动。大导也很保护我们,他不让我们真的去发生碰撞,去尽可能保持一些新鲜度,真的上台了再交流。随着我们演出场次的增多,新鲜感会逐渐消失。
首演结束当晚,我们和刘恒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刘恒老师聊天。他一直很想在排练时候看到三幕的结尾,大导始终没让他看。我们演员想到要见观众了,也都很希望真的拔出兵器来练练,但是大导在我们每次刚要发力时,就想方设法的制止了。他要把这种新鲜度保持到首演之夜。这是对我们这些演员莫大的信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大导知道一个戏最终一定会是他想象的样子才敢这样做。所以说大导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了不起的导演艺术家,这是他独到的导演术。首演之夜,我们和大导说,“我们一起来看《窝头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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