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著名剧作家郭启宏的剧本讨论会上,张和平院长曾经透露,北京人艺正在排一部庆祝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的新剧目,他说这部大戏将会以全新的视角书写新中国的诞生,不由人充满期待。坦白地说,现在呈现在人艺舞台上的《窝头会馆》,并不在我的期待和意料之中;但这不仅不应该批评,反而值得夸赞,恰由于有非常独特的方式,今天上演的这部《窝头会馆》,虽然动机似是在为共和国庆生,其内涵与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纪念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这一具体的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同意它可以看成北京人艺近六十年历程中最具当下性的表达之一。诚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界定它的维度——在很大程度上,《窝头会馆》更是北京人艺特有的戏剧美学传统的当代延伸,而且是一种极具历史感的延伸。
《窝头会馆》以1948年底北京城的解放为背景,叙述在这个特殊时刻北京平民们的日常生活,在那个时刻,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日子将会有多么大的改变,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命运正在被一支浓墨重彩的巨笔改写。剧作家把住在同一个小四合院里的几家人的生活,放在这一具体而特殊的时间点上加以放大,让我们看到在北京乃至于中国即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式的变化之前,这些最普通的中国平民的生活状态,并且由此展现那个时代人们有关新中国的想象的具体内容。
《窝头会馆》并没有试图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如同散文般展开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如同老舍当年为北京人艺所写,并且在特有的人艺风格的营造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剧目《茶馆》一样。无疑,它在戏剧叙事手法方面深受《茶馆》影响。除了散文式的笔法,《窝头会馆》还有更多方面与《茶馆》具有很明显的相似性,比如说,它们的戏剧结构都是不常见的,甚至可以说都是反戏剧的。《茶馆》用散文化的笔法,通过撷取不同时间段的断续跳跃的场景构成不相连续的三幕,通过在北京市民生活三个不同时间点上的横切面,意在表现过去那个旧时代即将终结的必然;几乎像是在接续《茶馆》的故事,《窝头会馆》通过北京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的数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历程,通过他们短短几天的生活试图表现的,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必然。它们都努力要让舞台上发生的事件(或者只能说是一些“现象”或细节)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寓意,让这些事件、细节或现象本身发生或展现的时间点的意义无限放大;然而,如果要对这两部剧作做一个比较,在某种意义上说,《窝头会馆》比起《茶馆》更具戏剧选材和结构上的难度,因为《茶馆》的时间向过去展开,它的意义指向昨日的沉积,而《窝头会馆》的时间则向未来延展,它的意义指向即将到来的明天。过去是已知的而明天是未知的,要通过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寓意未知的明天,比起让它们寓意过往更为困难。但是剧作家刘恒基本上做到了,所以,尽管刘恒并不以创作剧本见长,正因为他在努力接近老舍的艺术道路并且有自己的心得,《窝头会馆》在当下戏剧领域的文学成就,就值得充分肯定。
《窝头会馆》并不是只在剧本文学这一个方面接续北京人艺的伟大传统,更重要的是,在舞台呈现方面,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复制《茶馆》式的表演风格,几乎所有表演都接近于《茶馆》时代的生活流。近六十年来,北京人艺所形成的具有它特殊标记的表演美学,不仅毫不避讳地在舞台上显现日常生活的平淡与琐碎,而且更以“一片生活”的名义,倡言这种表演风格的“现实主义”内涵。它是在那个恪信、且只能恪信“第四堵墙”理论的年代里出现并且发展出来的,但是因其出现在北京,又被注入了北京的地方文化元素,因此才别具魅力。它不仅是北京人艺的,也不仅是对西方写实主义时代的话剧表演模式的机械复制,而是话剧与中国崇尚“白描”的传统叙述文学美学融为一体的最成功的结晶。可惜从1970年代末以来的一个长时期内,不仅对中国戏曲美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罕有人提及,北京人艺这种经历长期积淀、相当成熟的表演风格,也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正面评价,相反,对于那些非常浅层、表面地借鉴或模仿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舞台探索,反而趋之若鹜,不惜加之以过多的溢美之辞。这样的偏见影响了许多戏剧家,北京人艺也不例外。现在,我们通过《窝头会馆》的上演欣喜地看到了在舞台表演和导演方面重新接续人艺美学传统的新的可能,它让我们看到一部新时代的《茶馆》;就连演员的表演,尤其是濮存昕扮演的那位始终处于戏剧情境的边缘,却又无所不在的古月宗,也极得人艺传统风格的神韵,就是那种在冷淡处用墨,用留白言不尽之意的表达。
《窝头会馆》告诉我们,在戏剧舞台上,北京人艺经典的“写实”风格未必是唯一的表现手法,但是永远都不要以为它已经或即将过时。正是在这样的表达架构里,导演林兆华的艺术积累才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现。《窝头会馆》简约流畅,舞台上的演员们似乎完全在一个独立的被遗忘了的空间里,过着他们自己的小日子——除了结尾时何冰扮演的主人公苑国钟径直地走到台前向观众倾吐他的心声以外;而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林兆华在新时期先锋戏剧创作中的特色与成就,都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林兆华是在焦菊隐时代的北京人艺成长起来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深受这种特殊的戏剧美学的浸润与熏染。在骨子里,林兆华是北京人艺的经典风格的受益者与继承人,因此,他的才华最容易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所谓“现实主义”风格的舞台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多少年来,林兆华总是能够在不经意时流露出北京人艺的传统对他深刻的影响,当这样的影响体现在舞台上时,每每使得他对各种新颖奇特的戏剧手段的刻意追求相形失色。
无庸讳言,《茶馆》和《窝头会馆》的结构和整个创作过程,都受到表现某种政治寓意的动机支配,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北京人艺的戏剧家们有可能在这些超越艺术作品本身的力量面前,给自己保留追求舞台艺术呈现的空间,如果说这也算是当年《茶馆》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经验,那么,从这个特殊的角度看,《窝头会馆》一点都不比《茶馆》逊色。
这就是北京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