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窝头会馆》——新中国还在路上
《窝头会馆》剧照
解玺璋：本文作者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主编
话剧《窝头会馆》2009年9月25日在首都剧场首演，看上去更像是北京人艺艺术传承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使人想起1958年《茶馆》的首演，中间相隔50余年，似乎显得有些姗姗来迟。但尽管如此，它的到来仍然是十分难得的。它给了人艺新生代集中展示自己实力的一次机会。濮存昕、何冰、杨立新、宋丹丹、徐帆，他们每个人在舞台上都表现出一种艺术的自信力，一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格的艺术风范。虽然当天的演出还显得有些生疏，但是，他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和表达，却都是相当准确、深刻和生动的。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生气贯注的艺术形象，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站立于舞台之上。在此前的《鸟人》座谈会上，林兆华曾呼吁给这一代人公正的评价，现在看来正逢其时。
何冰饰演的“苑大头”苑国钟是窝头会馆的房东。当年他花320块现大洋从古月宗手里买下这座院子，至今还靠着这些瓦片儿维持生计。但他这个“房东”有时也不得不做一点小买卖儿，补贴家用。他的媳妇不在了，留下一个打小儿就害了童子痨的儿子，给儿子治病需要很多钱，但世道不好，费劲巴拉收上来的房租，很快就毛了。钱不值钱，何况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所以，苑大头上场的时候，总是背着那个木头背架，这个虽说不是他的饭碗，却也能给他一些安慰。他没有别的奢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儿子高兴。但这个人物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他在邻居中周旋，说着一口脆滑的京片子，真可谓有进有退，有虚有实，有冷有热，有软有硬，有心地善良的一面，也有残酷刻薄的一面，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在市井胡同中久经磨炼的。他的世故足以使他在人情淡薄的生活环境中找到一种可以勉强生存下去的姿态。他虽然拥有几间房产、一所宅院，但他似乎不属于老舍笔下的那些“中产市民”，甚至不属于同样出自其笔下的胡同下层市民中较不低俗的那一类，他把北京人对“礼儿”、对“体面”的推崇，包裹在粗俗的调笑、脏话之中。这是因为他一直在这种粗鄙、粗陋、粗砺化的环境中生活的缘故，粗俗是他的保护层。最后一幕，他与田翠兰苟且被女婿关福斗发现，这时，他一手拿着斧子，一手指着眉心对关福斗说：“就这儿，你照直了给我一下儿，……里边儿全是难听的，堵得慌！你帮我在这儿劈一裂缝儿，替我把它们全都放出来……听着！你老丈人的家伙不好使……我指的不是擀面杖，也不是炒勺……这句难听的你听明白了没有？”这一番话不仅让关福斗听得心生恐惧，我辈观众又何尝不是心寒齿冷！但他不能接受“咱这院子里里外外都烂透了”的说法，一番话又说得大伙儿心里热乎乎的。他对关福斗说：“你明白个屁！你明白……你丈母娘是什么人你都没弄明白！你还明白？乡下闹瘟病她一家儿死了九口儿，她抱着八个月的闺女要饭要不着，找个旮旯铺了块烂炕席，躺在上边儿买自个儿的肉……你明白吗？你老丈人把她领回来，两口子踏踏实实折腾小买卖儿……她看见小淼子饿得嗷嗷叫唤，明知道我儿子是童子痨，搂怀里就让孩子叼她的奶头儿……你明白吗？我抱着我儿子在胡同里走，任谁都躲得远远儿的呀！她也想躲，可她看着孩子挨饿她心疼……就算我这院子烂透了，你丈母娘她没烂！她嘴皮子不饶人，可她心眼儿敞亮……她仁义！”苑大头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北京人的自重、自爱、自尊，我们没有理由蔑视他们。
但他与儿子的关系的确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他在别人面前可以表现得伶牙俐齿，游刃有余，但在儿子面前却总是抬不起头来，加着千倍的小心。田翠兰说：“满世界就没您这么惯儿子的！他再有病您也是他爸爸，就算他得了神仙的病他也不是神仙，他是您儿子！您犯不着一天到晚供着他……”其实，不单田翠兰有这样的疑惑，我们也有这样的疑惑。苑大头说：“他是嫌我跟你们催租子呢！每回一要房钱他就不爱搭理我……您说，我又没跟他要，他老这么臊着我干吗？”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以苑大头的老道和世故，他不大可能为了儿子的小性儿就一定在他面前表现出深深的自责和歉疚，他犯不着。但在儿子面前他的确总是显得矮了半截。第二幕有一场戏表现他与儿子的直接冲突，对于了解苑大头这个人物或许十分重要。起因是周子萍带来了同学募捐的钱，给苑江淼治病。儿子不肯要，老子却接了过来，争抢中，儿子打了老子一个耳光。众人惊呆了，作为观众的我辈也惊呆了。苑大头半天才回过神儿来，他手里捏着仅剩的一张纸币不肯撒手，对田翠兰说：“这钱热乎儿着呢……它真让我心疼！您说我寒碜不寒碜？儿子扇我的脸巴子，不觉着怎么着……就是心疼！我脸皮厚，抽我就抽我了……可我就是心疼！”他真的心疼钱吗？我看未必。他说儿子不明白，可在与儿子的较量中，苑大头一直是个失败者，儿子说这院儿里里外外都烂透了，他的回答就不像面对关福斗时那样理直气壮，这一点倒是让人回味无穷。他也许不能认同儿子的这种看法，但他的确说过牛大粪：“民国都多少年了？两条腿儿的国民不知道怎么拉撒。”他也曾当着肖启山的面发牢骚，说民国是“官国”，三民主义是三“官”主义——“官吃官喝官拿”。后来，当肖鹏达突然举枪对准苑江淼的时候，他上前挡住了枪口：“今儿你要是非得打死一个人，不打死一个人你过不去这个坎儿，那你务必得打死我……我不能让你打死我儿子。”他说这番话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父亲要保护儿子的生命，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接下来他有一大篇说辞夸他的儿子如何仁义，打生下来就“无比的仁义”，听起来则显得有些生硬和矫情，尽管何冰演得也很动情，全神贯注，但作为观众，我却有点走神。
在这里，苑大头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事实上，他身上已经没有了老舍笔下《龙须沟》居民的那种单纯和明亮。居住在龙须沟的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受到社会现实环境的压迫和折磨，但他们的行为和姿态，还是老舍想象中的北京市民的标准形象和理想范型。不管生活环境如何恶劣，他们总还保持着自己的体面和尊严。我曾经觉得，老舍的这种想象是把北京市民理想化了，是在编织有关市民生活的道德神话，所以，更期待那种能够道出生活的真相，揭示人性被欲望异化所带来的人的迷失和堕落的作品。《窝头会馆》对于底层市民的想象和描述，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反市民神话的立场和倾向。苑大头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而田翠兰、古月宗、金穆蓉、周玉浦、王立本、牛大粪、关福斗等所有这些人物，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也早就因为生活的残酷而丧失殆尽了。牛大粪回答苑大头“两条腿儿的国民不知道怎么拉撒”时说：“它趁早儿别管我拉撒！我肚子饿得慌，您赶紧让民国给我弄点儿吃的吧……”而田翠兰与金穆蓉从始至终都在争吵，这种争吵把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善与美全部撕得粉碎。他们被想象成爱钱如命、谈吐刻薄、心胸狭隘、猥琐木讷的一群，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就像那个古月宗，活着的时候就进了棺材。他们被社会塑造成这个样子，注定也只能殉这个社会。看上去这倒很像是个探究现代国民性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种探究在这里却悄然终止了。苑大头那一篇赞美儿子如何仁义的演说，仿佛是一次美丽的起跳，使该剧叙事一下子跳到社会革命的政治进程中去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该剧的叙事最后全部指向“他想去新中国”这样一个终点。尽管我们不相信苑大头能说“我儿子是修铁道的……我儿子……我儿子……他想去新中国……”这样一番话，但这番话他一定得说。不说，戏就只能悬在那里了。我们曾被告知，“咱这院子里里外外都烂透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新兴的政治力量是如何通过叙事与一种道德优越感相联系的。很显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联系，剧作家就很难在叙事中实现最后的飞跃和转变。这种逻辑其实是将政治革命和人性的善恶以及人的道德感一体化了，似乎革命必然带来人性和道德的升华。这当然是一道难题，苑大头的儿子苑江淼似乎也无力解决这道难题。他看上去只是个纸一样单薄的人物，丝毫没有力量。为什么当苑大头讲到田翠兰仁义的时候，能给人一种“惊呼热衷肠”的感觉，而讲到苑江淼的仁义，人们却几乎无动于衷呢？其中的奥妙或许就在于，田翠兰的仁义是从这腐朽中生长出来的，而苑江淼的仁义，却是剧作家“空降”的。不是说胡同市井中就没有苑江淼这样的仁义，而是说《窝头会馆》的叙事，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提供生长这种仁义的土壤。所以，苑江淼的仁义只能挂起来看，它像面旗子一样在空中飘扬，看上去就有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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