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珍：《窝头会馆》，革故鼎新悲欣交集
《窝头会馆》剧照
宋宝珍：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
在新中国60周年华诞之际，北京人艺上演一台反映老北京贫民生活的戏，别有新意和深意。看着舞台上窝头会馆里的旧式人群，总让人有一种翻看前辈遗存的老照片的感觉，有精神血脉上不可阻断的亲近，也有物换星移间恍如隔世的迷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新中国是从旧中国的朽根里攒出的新芽。这新与旧之间的巨大反差，包含了历史、社会、人文等等诸多值得解读的文化密码。
《窝头会馆》写了一群在末世里挣扎的小人物，戏剧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展现了旧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形。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在现实层面上，忍耐着旧社会将死未死、经济崩溃、生活艰难的困窘；在心理层面上，感受着时代黎明前最沉重的黑暗；在精神层面上，无论他们信奉天主、观音还是关公，其实在风雨飘摇的社会里，都有灵魂无所皈依的隐痛。戏一开始，两个家庭主妇田翠兰与金穆蓉一见面，就为了两片膏药吵嘴，她们有一腔的积怨，却理不顺说不清。一种弥漫在每个人心中的压抑、凝滞、无奈的气息，像阴云一样弥漫了小院的屋宇。
钱，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也作为剧中人欲望的体现，不只一次的出现。一个典型的场面，是房主苑国钟死乞白赖地催要房钱，要得狠了，不掏不行了，房客金穆蓉干脆端出一大簸箕纸币哗啦倒在地上，爱与恨，纠结在钱上，显现在这个动作上。而房主着急的是怎样尽快把这一堆烂纸片换成硬通货。时局动荡之中，物价不断飞涨。在随后的剧情里，苑国钟抱怨说，上月还能买袋面的钱，这月就只能买到一小把，够包两个饺子了。这样的经济让社会失序，让人心失衡。任何时代，民不聊生，总意味着制度的变更，社会的异动。
编剧刘恒说，“本剧的主题说文了是‘困境’，说白了就是‘钱’。”在《窝头会馆》中，钱这个“大欲之欲”对苑国钟的诱惑是如此强烈，然而也给他带来了深重的伤害，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买房钱，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当走投无路时，邻家姑娘子萍带来了同学们的捐款，她把钱交给苑国钟的儿子苑江淼，而自尊要强的苑江淼，坚决不收。苑国钟看着钱，眼里闪着渴求的光，他本能地抓在手上不放，病弱的儿子疾言厉色让他撒手，情急之中竟然给了父亲一巴掌。钱，也让肖保长父子反目成仇，当肖家儿子偷走了家里的金条，准备在乱世中出逃时，肖保长跑来追要，没想到儿子掏出手枪，冲着他歇斯底里地嚎叫。当中医肖玉浦询问苑国钟的个人信仰时，苑国钟咬牙切齿地喊出一个字：“钱”！钱，让人爱到绝望，恨到极致。
在《窝头会馆》里，钱像是一个死结，一头儿系着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社会，一头系着在末世里为活下去不断挣扎的人心。钱，这个符号化了的戏剧意象的凸现，让人们看到了旧时代社会危机的本质。从捐税中，人们看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人性上，人们看到了极端贫困中人心的原欲和灵魂的变异。看穿世象的落魄文人古月宗，自有一番关于“钱”与“刀”的评说，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别有深意。当“钱”所代表的占有欲望打破了人心承受的底线时，“刀”所代表的厮杀争斗就会发挥调控作用，然后建立起新的社会平衡。这样的人文情怀，让刘恒透过窝头会馆里住着的一群人，冷静审视那个“烂透了”的旧的社会形态，也从中预示了新时代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
二
一部好的戏剧，不仅给观众带来感官上的愉悦，更要紧的是它的内涵要经得起反复的琢磨与阐释。戏剧是以人与人的行动关系构成情感张力的艺术。因此，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刘恒在戏剧中将人物关系编织成一张网，这张网疏密有致，张弛自如，滤得下浮沫，盛得下沉重。
《窝头会馆》的主人公苑国钟，在小院的经济关系里是房产的实际拥有者，在家庭的人伦关系里是身患肺病的大学生苑江淼的父亲，但是这两重现实身份都带有社会认同的模糊性。
身份的寻找与确证，一直是刘恒关注的人性内容。其小说《虚证》里郭普云因为“你们不明白我”而选择自杀，小说《伏羲伏羲》中天白与天青父子身份的含混招致毁灭性冲动。由刘恒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对村长必须道歉的执拗，还有他改编的电影《集结号》里谷子地对阵亡战友的认证，都与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谱系里，身份之不被认同不仅是对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更让其生命存在显出某种荒诞性。苑国钟其实是个老实人，与革命党牵连有杀头危险，他不敢讲出实情；花了不该花的钱，他一直心事重重，越是如此，人们对他的猜疑心、窥探欲越重。到头来，尽管他煞费苦心，但房主不像个房主，父亲不像个父亲。
戏剧的第二个悬念是苑国钟与田翠兰的关系，这也牵扯着金穆蓉为何对田翠兰不满，以及动不动就与其争吵的原因。在与邻家的嬉笑怒骂中，田翠兰从不吝惜凌厉、泼野的嘴皮子，可是面对苑国钟，她的神情里总有几分不自然的爱怜、心疼，流露出一种藏不住的关爱之情。直到懵懂、憨直的小木匠抓了丈母娘的奸，苑国钟与田翠兰的隐情才暴露在众人面前。
田翠兰的暗门子出身令格格出身的金穆蓉不齿，她一直瞧不上这个卑贱的人，怀疑她与苑国钟有染，结果得到证实，她吐出了心头恶气。但是，随后，苑国钟不管不顾的倾诉，却让人们知晓了更多秘密，也明白了田翠兰善良、真诚的心地。这女人从不诉说心中的委屈，仿佛自己是个老桶箍，像固定木板一样，把几个无助的人箍成一个桶，将几颗破碎的心围在一起遮风挡雨。从田翠兰牵挂苑国钟的情形看，他们之间是有情有义的，但是她不能嫁给他。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卖炒肝儿的搭救了她，即使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如意，她也不忍离弃，因为有她在，她的丈夫总算还有家。田翠兰的情感状态自然不合文化规范，但在特定情境下，却体现出人心本真的善。
刘恒说：“我最重要的编剧技巧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良知，才有同情心，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基础。”(刘婷：《刘恒：当作家首先要善良》，载2008年4月17日《北京晨报》。)显然，刘恒对于田翠兰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戏剧的第三个悬念是苑家父子的关系，这关系说起来令人唏嘘。苑国钟对自幼多病的儿子百依百顺，像个谦恭、殷勤的仆人。为了延续儿子的命，他想办法弄钱，在儿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时，他先是病急乱投医，想给儿子娶亲冲喜，此事不成，在偷听了儿子与人谈起鲁迅小说里人血馒头的故事后，他就割破手指，偷偷往药罐里滴血。直到他临死前，还让人赶紧用馒头蘸上自己的血，留给儿子治病。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的“人血馒头”是愚昧的表征，那么苑国钟的“人血馒头”却不仅是愚昧，更是一种绝望的利刃也割不断的亲情。而儿子正在用他最后的生命，做着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利用被隔离的处境，悄然从事着为地下党印制传单的工作，与死神和旧的世界进行决绝的抗争。
这对父子的悲情就在于，他们因为各有秘密而彼此疏离。苑家父子是两代人，他们的人生趣味、精神世界根本不同，父亲的内心苦痛无法向儿子表达，儿子的理想憧憬也无法向父亲言说。他们就这么相互隔膜着，直到死亡把谜底说破。
阿成认为刘恒“将人们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表现得非常生动(也颇悲怆)。说实话，现在像刘恒那样用骨头蘸着鲜血写作的人不多了。”(阿成：《刘恒的速度》，《辽沈晚报》2001年6月15日。)在《窝头会馆》中，无论哪一种人与人的情感关系都带着纠结和苦痛，自身处境和情感形式就显得极端，因此也极富悲剧性。
三
《窝头会馆》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我想看了演出的人们可能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人生而言，正着看都是悲剧，倒着看全是喜剧。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因为坚韧地、悲哀地耐着，显出几许悲剧意味；因为他们机械地、卑琐地活着，又带有几分喜剧的意趣。这与刘恒自身的哲学省思、达观心态不无关系。
当旧的文化形态衰亡时，依附其上的人们免不掉心里的悲哀。在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孩子问父母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母亲回答，“有时候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了。”父亲告诉儿子：“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在《窝头会馆》中，在时代夹缝里，尽管死亡的意象无处不在，如被砍头的革命党的传说；古月宗为自己定制的横在院里的棺材；身染沉疴、死之将至的苑江淼；误中子弹、奄奄一息的苑国钟等。但是，活着的信念依然贯穿着人们的生活，支撑着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迎接新时代的内驱力。作为旧社会的零余者，古月宗、苑国钟、甚至肖保长们终会死去，而新生的社会力量正潜滋暗长，子萍和她的同学们期待着汇入新的社会大潮。戏剧结尾处，新生婴儿嘹亮的啼声，虽然是个比较老套的象征，但却昭告了未来生命的曙光。在这部戏剧中，苑江淼在新旧人物之间似乎是一个异数，但是当他把自身生命置之度外，向死而生，去追求渴望的目标时，那个目标一定极富理想性。死亡对于苑江淼来说，不是终点，不是结束，而是精神上的另一种重生。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告别旧的时代，总不免带有喜剧色彩。《窝头会馆》演出中一波波的笑声，恐怕也不能仅仅怪罪于新观众历史感、庄严感的缺失。实际上，戏剧中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的台词比比皆是，可是当你笑完之后，又总会生出几许忧伤、悲悯情绪。
总的来看，《窝头会馆》接续了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显现了地域化、风俗化、平民化的北京文化特色。北京人艺的优秀演员在舞台上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风格。这台演出很成功，火爆的票房就是例证。何冰的表演，让人们感知了苑国钟郁闷、憋屈、冤得慌、活不好也死不成的无奈处境。宋丹丹表现了底层妇女被磨粗了的灵魂和磨不硬的内心。徐帆演出了过气的王府格格的幽怨和高傲性情。濮存昕演活了一个落魄潦倒只欠一死，冷眼旁观却时时想钱的“活死人”。杨立新塑造了一位一时豪横，争钱抢房，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的混世魔王形象。一台明星熠熠生辉，给观众带来视觉欣慰。假以时日，继续磨合，它一定会绽放耀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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