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俐：《窝头会馆》，中国的葛朗台有点儿酷
《窝头会馆》剧照
彭俐：本文作者系北京日报文化部主任记者
钱——是自人类社会形成以后的一个“闪光点”，是人性的凹凸镜，有人说它是万恶之源，有人把它当作美好生活的杠杆。中国最早的钱币(包括铜铸、铁铸、金铸)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但古代上流社会的文人雅士们却耻于谈钱，认为言之有辱唇舌，玷污清名，固称之为“阿堵物”或“孔方兄”。这与西方古代社会对钱的看重和推崇形成鲜明对比。欧洲最早的钱币也出现在公元前七八百年，人们将国王或执政官如亚历山大、恺撒、奥古斯都、屋大维的肖像镌刻其上，表明了主流社会的态度和见解是——钱与英雄共荣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中国话剧能像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林兆华导演)一样，把钱作为一个“主题”，至少是主干，来串联人物，展开剧情，即便这是编剧刘恒“被问窘了”时所说的“主题是一个字——钱”。
何冰扮演的剧中主人公苑国钟是戏剧舞台上立得住的人物，是能让观众长久记忆的人物。他意外地得到学生们的捐助，惊喜难抑，攥着钱死死不撒手的一幕场景，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也令我久久地回味与思索。挣扎在社会底层、缺少救命钱的爱钱如命，与置身富裕阶层、囤积钱财的爱钱如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命现象，给人以迥然有别的情感触动，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中国的“葛朗台”有点儿酷。编剧刘恒笔下的苑国钟比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葛朗台要值得同情、要可爱许多。同样是吝啬，葛朗台老头是不惜荒废待嫁女儿的青春而不住地敛财，而苑国钟老汉却是一心为救治患病儿子的性命而潜心算计，一则赚取的是哂笑，一则催落的是眼泪。而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两者都达到了一定的人性深度，让人回味不尽。
君子不言钱是因为养尊处优，洁士不摸钱是仰仗衣食无愁。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却没能给钱一个恰如其分、分寸得当的价值判断和角色定位，贫穷的普遍化与常态化也就在所难免。当手里的钱可怜得仅仅为生存底线而存在时，仅仅为能养活自己的亲人而拥有时，爱钱痴迷者又有何罪？贪钱胜过一切又有何惭？——这些是我在观看话剧《窝头会馆》以前所不曾想过的。我们从没有在终日饥饿、冻馁无助的境况下过活，又怎么能深切地理解和懂得钱有多大的用处？没钱的人生会遇到怎样的窘迫与难堪？而此时的生命又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微？时代不同，和我们一样，剧作家刘恒也一定没有过像剧中人苑国钟那样的人生体验，但是凭借着非凡的生活洞察力、领悟力以及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家就能够为我们写出这样有声有色的作品，创造出这样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我相信，对生命的博大的关爱之情与悲悯之心是艺术才华背后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艺术才情本身。
我们在刘恒的新京味剧作——《窝头会馆》里看到了创作了经典话剧《茶馆》和《骆驼祥子》的老舍的影子，那就是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家和卑贱生命的同情心，没有了这份同情心，便没有了京味文学、京味艺术包括京味话剧的灵魂。这在演员何冰叙述田翠兰(宋丹丹扮演)的身世时的大段台词中表露无遗。在苑国钟的眼中，有过卖身经历的田翠兰是“仁义”的，也因善良而美丽。田翠兰见苑国钟的妻子去世、刚出生的儿子苑江淼(荆浩扮演)又患上童子痨(结核病)而心疼，便顾不得害怕，顾不得被传染的危险为其哺乳，仁慈圣母心不过如此，怜恤菩萨情也高出不多。在那片破败、陈腐、泥泞与污秽搀杂的悲惨生活的土地上，也有洁白无暇的素馨花迎风盛开，带给人亲切的美感和温暖的慰藉。人性是复杂的，即便是风尘女子、饶舌之妇也有其性灵中至纯至美的一面，被苑国钟所发现，实是剧作家所发掘。
极端的困境突显极致的品行，苦难悲凄中仍有甜蜜的梦境。在父亲苑国钟和儿子苑江淼两代人之间有一种代沟，不可逾越的代沟使父子俩话不投机，形同陌路。两人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在对待钱的观念和态度上，在儿子的看来，父亲的眼里只有钱，但他不知，他是父亲的命根，而钱是父亲的命根生长的根由。吃饭要钱，上学要钱，治病要钱，不挣钱的人花钱不心疼，看到挣钱的人心疼钱还鄙夷不屑。不管儿子怎样白眼相对，言语侮谩，父亲却总是低头沉默，不与计较，一片舐犊之情催人心肝。描写父爱的卓绝文字见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话剧舞台也对父爱有了自己的诠释，更加生动、感人。寒风凛冽的冬夜，儿子的屋里有火炉取暖，而父亲却不舍得生火，或是没钱买煤，只能蜷缩在邻居家的炉灶旁暖暖身子。剧中有许多“怜子如何不丈夫”的亲情描述，成为主人公金钱欲望的反衬。在这里，我们很难谈论父子间的谁是谁非，家庭生活总会有许多无解的道德难题。可以看清楚的是，钱，不光是这部话剧中的一个“主题”，更是一个无形的贯穿道具，像是一个药捻子一样，能够点燃一个个激情燃烧的火暴场面。
这的确是一个由钱作为丝线编织而成的戏剧人物网，剧中的每个人都与他人通过钱的纠结而产生联系。不用说，濮存昕扮演的清末举人古月宗与何冰担任的角色——门房苑国钟是因为钱而建立的关系，古月宗是“窝头会馆”这一小院的出售者，而苑国钟则是其购买者，两者的恩恩怨怨、磕磕绊绊、吵吵闹闹、说说笑笑，也大多与钱有关。古月宗调侃地说，关云长的塑像是一手握刀，一手握钱，他是为皇帝把守这两样宝贵财产。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手握权，一手握钱。凑巧的是，中国古代钱币中就有收藏价值不菲的“刀币”，即青铜币，盛行于春秋时期。可见在古人的眼中，刀把子与钱匣子本是一回事，是同一个物件，两者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相互依存。苑国钟作为新的房产主，与住在小院里的邻居——周玉浦(马星耀扮演)、田翠兰更是一种租赁关系。而杨立新扮演的保长肖启山一来到这所贫寒人家居住的小院，没有别的，就是收钱，收取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在钱的交易过程中生出许多或有趣或辛酸的故事来。
信仰在这部话剧中也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看点和亮点。除了苑国钟信奉“义财神”武帝关羽——关云长以外，田翠兰在自家的窗前晾晒大腹便便的弥勒佛像，金穆蓉(徐帆、孟秀扮演)则在自家门前供奉耶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在小小民居四合院里，人们的信仰中，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占其二。还有被苑国钟误认为“一贯道”(民间宗教，又称“天道”)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但是，信仰在当时的中国也常常与对金钱与财富的渴望相联系，人们烧香拜佛不过是祈求发财免灾而已，对其他神灵的祭拜也多为满足物质方面的欲求。剧中没有直接宣讲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信念，但是，从青年学生苑江淼躲在自己的小屋印制革命传单的细节可以让观众体会，真正的信仰无须外在的装饰，它埋藏在心底，外化为果敢、坚毅的行为。
终于，一个悬案——门房苑国钟购买小院的300多块大洋的来历有了答案。苑国钟在枪逼脑门的当口，把他自己郁结在心中多年的隐情说了出来。他的这笔购房钱的确是不义之财，是当年临刑前的共产党员托付给他的“党费”。 值得体谅的是，苑国钟确实曾按照委托人提供地址多次去还钱，只是长期未遇主人，又逢手头过日子的钱紧，于是心生贪念，将其据为己有。能够当众、特别是当着儿子的面说出这见不得人的隐秘，是需要一种悔过、认错的勇气的，也可以视为一种良心发现和忏悔。而苑国钟为保护儿子而挺身站出，挡住了肖鹏达(保长肖启山的儿子、雷佳扮演)的枪口，并中弹身亡，则是对他自身的救赎。由此画圆了他一生的生命轨迹，也让他一人艰辛抚养、看护重病儿子的使命完成。他占有他人钱财像一个宵小，为保护子嗣而饮弹像一位英雄。
编剧刘恒为观众塑造的这一人物——苑国钟，是中国电影、电视剧以及戏剧作品中少有的、有代表性的、有民族和传统文化特征的、具有情感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父亲角色。人们对这一角色的欣赏和玩味，将会随着这部戏的不断上演而深化。前有《茶馆》中的王掌柜，后有《会馆》中苑门房；一个平和，一个血性；一个忍辱负重，一个挺身抗暴；戏剧没有如此人物，则戏剧不成其戏剧。而导演林兆华秉承人艺一贯的朴实、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在舞台整体把握和演员调度上显示大家风范。演员们表演激情投入时，沉迷角色所说台词精彩时，很容易使自己的语速变快，这种急于表达需要克制，有时候款款道来照样会产生听觉快感，甚至更有诱人的魅力。用书法和围棋作喻，运笔、行棋时的顿挫不可不讲究，艺术的境界自在其中。何冰的表演在某些地方再沉着些也许更好。
当一个戏剧角色成为话题时，是编剧、导演、演员共同的骄傲。同样是贪恋钱财，同样是一分钱、一个蹦子的算计，葛朗台老头与苑国钟老汉的初衷与目标都截然不同。与其说苑国钟老汉是金钱的奴隶，不如说他是爱子心切的奴隶。中国的“葛朗台”的确有点儿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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