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梅：《窝头会馆》旧时代的画卷新生活的隐喻
《窝头会馆》剧照
陶庆梅：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伴随着清澈的口琴声，大幕拉开后的“窝头会馆”，是编剧刘恒虚构或者说创造出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个坐落在1949年解放前的北平的破旧院落，聚集着卖卤煮的、卖膏药、卖腌咸菜的等等底层人物；在这个院落里生活着的人们，互相争吵，互相挤兑但又互相帮衬、互相依托着挣扎着要活下去。
《窝头会馆》是一部有些奇异的献礼片。作为一部献礼片，它并没有正面处理新中国建立的必然性，而是迂回曲折，从那些底层人物的点滴生活中洞察一个旧时代的必然崩溃。有趣的是，这里的底层人物，和我们之前所熟悉的截然不同。以往的底层，往往是革命的策源地，生活在底层的人物，也往往是带有鲜明印迹的革命人物。但《窝头会馆》的故事主角，不再是那些主动投身于革命事业的积极分子，而是那些不惹事、不生事的普通人，是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着要在任何艰难时世中都要活下去的普通人。《窝头会馆》所展开的，正是一幅普通人日常岁月的生活画卷，而北京人艺的明星演员们，在这幅生活的画卷里，演绎着在俗世里积淀着的对新生活的盼望。
大时代里的日常性
在“窝头会馆”活跃着的都是些小人物。卖卤煮的厨子，卖膏药的坐堂先生，都是社会的最底层。苑大头虽然盘下了古爷的窝头会馆，成了窝头会馆的“房东”，但并没有因此阔起来。窝头会馆里住着的还是那些老街坊，他每次煞有其事地收房租，动静很大，“要硬的不要软的”，换回来卖膏药家金穆兰一簸箕的法币，他也无可奈何。付房租还是收房租，都是互相帮衬着的，苑大头还得靠卖点咸菜私酒混着过日子。窝头会馆的旧主人古月宗，也是沦落到只能在窝头会馆里蹭着日子过——他自知时日无多，终日盘旋在舞台上那一口棺材附近，这棺材是他给自己预备的，也或许是他给那个时代的献礼。
“窝头会馆”的“日常状态”是有些琐碎的争吵中。这争吵的由头，无非是晒猪肠子的扯翻了晒膏药的膏药，无非是厨子的老婆田翠兰与卖膏药的老婆金穆蓉免不了互相揭揭过去的老底……稍不留神，观众们就会忽略这一幕幕生活场景的大背景，是一个即将剧烈变迁着的社会。的确，刘恒为我们勾勒的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这种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无论在任何的社会图景中，生存都是其最基本的动力。这些市井小民每日关心的，无非是卤煮、膏药、小菜卖的如何，无非是今天坐堂看了几个病人，无非是如何应付砍树砸坏了局长家的后墙……在这种日常性中，你几乎看不到革命到来之前的征兆，看不到社会剧烈变迁的动力。这些小人物与时局的关系，是外来者——肖保长——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但即使是最荒唐的捐税，小民们在百般无奈中能负担的税钱也就照付，能躲过一次劳役就是万幸。
这是一种以生存的本能支撑着的日常岁月。这是一群生活在底层的市井小民，是一群在无望的岁月中挣扎但仍然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虽然生活的有些无望，但生存的仍然努力。
如果说过往的革命文学注重的是大叙事，而刘恒在《窝头会馆》中则是以他一贯以来对于日常生活细碎处的把握，为关于革命的宏观叙事增添了对于革命潮流中日常生活的想象。《窝头会馆》是一次对于日常生活的想象与虚构。在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动的生活画面，是一群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画面。社会变革的动力，并没有跃然于这幅画面之上，但却在这有些无奈的日常生活里悄悄滋生着的。苑大头身患病痨的儿子苑江淼，从学校里退学后一直蜗居在窝头会馆的二楼上。如同我们常见的革命青年，他也是每日读着些书，偷偷写着传单。只是这里的革命力量，不是那一往无前勇猛地破坏这个旧社会的，而是一直被这个旧社会中的日常因子呵护着的：比如好心的田翠兰对他的百般照顾与百般劝解。
即使革命被如此悬置于空中楼阁之上，但那挣扎着要生存下去的无奈，终于在一次次现实的紧逼中因为无法活下去而终于爆发。苑大头知道治不了儿子的病，他会在愤懑中诅咒着“炮弹朝我这打啊！”冷眼旁观的古爷，一句“该活的活不下去，该死的死不了”的调侃，写的是革命的必然性，也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
父与子
中国革命，往往是子一代的革命，如同剧中的苑江淼与金穆蓉一家的女儿(周子萍)，他们是革命的主体，是革命的子女；但《窝头会馆》中的主人公们，并不是那些自觉地承担着革命的子女们，而是那些革命子女的有些“落后”的父亲母亲，是有些麻木、有些认命因而对于未来几乎没有盼望的父亲母亲。
苑大头、田翠兰、金穆容等等，正是在日常岁月中苦苦维持着生计的父亲与母亲的形象。尤其是何冰所饰演苑大头。这是一个绝望的，但又必须把绝望的苦涩偷偷咽进肚子里的父亲。儿子因为痨病早早地退了学，退了学的儿子像厌弃自身的病体一样厌弃着这个旧的社会。父亲对于社会问题有些茫然，但对生病的儿子却有着本能的愧疚与责任。儿子可以不要活，父亲却一定要儿子“活”。于是，他挣扎着以一副笑容去面对那个因为误会了自己而时时横眉冷对的儿子；他小心地讨好儿子，儿子却不理不睬。他给孩子“冲喜”，他割破自己的手指用自己的血为孩子的药做药引子——这是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所能想到的没有办法的办法，而这些“封建”行为，在今天看来，又是如何的意味深长。
苑大头与儿子的冲突突出表现在第二幕。父子俩为了同学们筹来的钱而发生的争执，是这一幕的核心。儿子可以心高气傲，儿子可以为了一个新社会牺牲自己，但父亲却不能。儿子可以拒绝同学们好意的筹款，但父亲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救命的钱就这样被拒绝。儿子不能接受父亲的态度，他厌弃自己的父亲，就像厌弃那个抽象的旧社会一样；而父亲对于救命钱的不舍，是做父亲的本能。这一幕的争执结束于儿子在狂怒中将同学们筹来的钱撕碎了扔向父亲。在父亲仍然默默的承担中，父与子的矛盾在这里，不再聚焦为子一代要冲出封建旧家庭的经典形象，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子一代充满关爱的父亲，是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路只能在隐忍中坚守的父亲。
《窝头会馆》中的父亲形象，是我们的舞台久已缺失的形象。这个苦涩的父亲，为了儿子的活，必须挣扎着活下去；为了儿子的活，必须隐忍着内心的委屈，收拾起每一次破败的残局。当这个父亲被流弹击中后，他最为牵挂的仍然是儿子——“我儿子是要坐火车去新中国的”——那应当是一个父亲最美好的祝福。
群戏与个人
《窝头会馆》是个明星云集的梦幻舞台，是一个以群戏为主可以让观众尽情享受明星们“飚戏”的舞台。在那些错落别致的群戏场面中，演员们在群戏中以一种训练有素的默契，激活了一场场动人心弦的表演。
最有特色的是最后一幕中围绕着开枪的段落。在这一个长长的段落里，肖保长儿子的枪口所指，每一次都在舞台上构成了精心动魄的舞台调度。每一次的枪口变化，都在舞台上有着近乎游戏性的场面感，但又都准确地扣上剧中人物心理波动。在枪口每一次变化方向之后，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人物的动与静搭配关系。在这一次次随着枪口所向发生变动的舞台调度中，我们都能看到动与静的鲜明搭配。舞台上需要什么人在活动、对话，就只有那几个人在活动、对话，其他的人，都在各自的位置静默着。他们如一幅幅雕塑，构成了场上活动画面的背景。而这种动与静的自如转换，构成了这部作品最精彩的舞台节奏感。
在这种杰出的舞台调度中生成的舞台表演风格，也因而必然是一种别致的表演。比如说濮存昕在第二幕中的表演，几乎就是围绕在棺材左右，而他也确乎认真地一直在棺材内外活动着，认真地与棺材发生着“舞台关系”，只是偶尔间恰到好处的插话，突然在舞台上灵光一现。在这一幕幕精彩的群戏中，最有特色的自然是剧中主角苑大头的扮演者何冰。一方面，何冰呈现出了对细节的严谨把握——比如说苑大头想留住同学们为儿子筹来的钱，在他向儿子伸出手准备把钱交给儿子后，又有些下意识的嬉皮笑脸地要把手缩回去，从而引发了父与子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在严谨的把握之外，何冰出色地完成了在角色间的自由出入。这种精湛的表演尤其体现在最后一幕。在枪口的方向几次在人群间转折后，突然一声枪响，何冰在那之后的表演就如同灵魂出窍。他以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在周围静止的空间中，在舞台上奇特的光量中，说出了一大段的独白。那段独白，像是说给儿子听的，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也像是说给观众听的。在这样一个堪称经典的段落中，继《鸟人》之后，何冰再一次以他对于在角色间自由出入的精湛把握，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堪称经典的父亲形象。
结语
《窝头会馆》是一部独特的献礼作品：它的基本立足点，是一个普通父亲的视角，是一个只在当下苟延残存、对于未来并不抱期望的父亲的视角。大时代中“革命与落后”的普遍对立，在日常性中获得整合。在父与子的冲突中，重要的是父亲的隐忍——这会不会让许多父亲有一种来自内心的亲切感？在日常的琐琐碎碎中，新社会也不再是一种空中楼阁的幻想，而是旧的社会实在无法维持的日常生活的必然。作为父亲的苑大头，那临死之前如梦幻般说出的“我儿子要坐着火车去新中国”的愿望，为我们描摹出的，是一个新社会到来的必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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