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综艺教父”与赖声川合作《宝岛一村》
对大陆公众来说，可能叫不出王伟忠的名字，但不会不知道由他制作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和《全民大闷锅》。2月5日，由王伟忠和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将在北京上演，其中的故事都来自王伟忠对台湾眷村生活的记忆。日前，该剧在广州演出时，王伟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电视节目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及时捕捉公众的需求，比如看到《蜗居》火了，就应该马上做一个《买房子帮帮忙》。
■ 人物小传
王伟忠
台湾综艺界金牌制作人。195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眷村“建国二村”(已在2005年10月被拆除)，祖籍北京。从1986年推出的短剧《连环泡》开始，到如今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国光帮帮忙》、《超级星光大道》等，他制作的综艺节目始终占据着台湾综艺界的大半壁江山，并引导其潮流。创建有经纪公司“金星娱乐”，旗下艺人包括大小S、郭子乾、黑人等。他一直都有“眷村”情结，在策划舞台剧《宝岛一村》之前，还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电视剧《光阴的故事》。
舞台剧 我花了一年半说服赖声川
新京报：你的综艺节目总有很好的创意，你觉得《宝岛一村》带来的轰动也是因为好的创意吗？
王伟忠：有创意没用，能执行才最重要。我觉得对《宝岛一村》来说，赖声川是最适合的导演，于是我找到赖导，但他又忙，于是我追了他一年半，不断去说服他，这个过程很辛苦。当然我的说服力是“海峡两地，天下第一”。
新京报：赖导为什么一年半都没有同意？
王伟忠：因为第一，导演有他自己要做的事；第二，他必须对作品有想法和感觉，否则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去做。
新京报：你还做过一个眷村题材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播爱情都市剧的黄金时段突然播这种怀旧剧，不怕台湾年轻人不接受吗？
王伟忠：创意没有老师。你看到一个流行的迹象，就要说服电视台，告诉他日本已经出了《幸福的三丁目》、大陆有了《血色浪漫》、香港出了《伟大城市传记》，整个社会风潮都开始趋向二战后的怀旧，所以我也要做这样的趋势。如果你怕只有眷村人看那就完蛋了，就像你会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不会看同样的民族在某一个地方的故事？
新京报：把眷村题材搬上舞台是为了更加完善吗？
王伟忠：也不能这样讲，这两个品牌不一样。但电视剧我目前并不满意，因为这部戏是为电视台拍的，而台湾电视文化已经变态了，电视台的成本低到你不能想象。第一给钱太少，第二演员也不是精挑细选，第三它被广告所牵制，所以才会有现在看到的52集、100多小时的长度。它也不可能达到舞台剧的味道。我想几年之后我还会自己重拍《光阴的故事》，扎扎实实二三十个小时足够了。
新京报：将来会不会拍眷村电影呢？
王伟忠：想拍“黑猫中队”的故事，专讲空军，忙完这两年再去筹备。
眷村文化 很像大院文化和伤痕文学
新京报：赖声川曾说《宝岛一村》有点像大陆大院的故事。你觉得像王朔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感觉吗？
王伟忠：很像大院的东西，也有点伤痕文学的感觉。像我们这种大院文化跟《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等一些小说很类似。
新京报：舞台上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还是有部分改编？你希望传达一些什么？
王伟忠：故事全都是真实的。比如根据空军不成文的规定，战死后家人都由学长、学弟照顾———20年后人从大陆放回来，太太已经和自己的同学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希望舞台剧能传达出小岛上凝聚出来的人情味，那种都市跟村子之间的拉锯等等，并非瞎掰、凑在一起。
新京报：舞台上为什么眷村的房子始终一个样？
王伟忠：眷村的房子都是临时搭建的。之所以没有改进是因为眷村人总是等着回大陆，所以眷村的电线杆都是编号的，因为要带回大陆。即便有改进也都是自己改的：每家每户都会搭竹篱笆，在院子里洗澡；女孩长大了不能洗了就开始砌墙；之后又要建公厕、盖楼房。但这么多年，我们造房子用的还是土墙和篱笆。
新京报：台湾的政策变化、经济腾飞等，为什么在戏里都没有表现？
王伟忠：因为讲不完。土改跟我们这些军眷子弟没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炒房、炒楼、炒股跟眷村也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大家还都是领薪水的；我们这一拨人心是跟着政府走的，走到后来变成孤城孽子，希望为父辈收集故事。
新京报：据说很多眷村人都适应不了台湾所以始终没有走出来，但是你和另一些人走得却相当成功。
王伟忠：很多人走出去后不会说闽南语，觉得社会排斥他，所以又回去了。眷村人被原住民叫做“外省人”，回到大陆又被叫做“台胞”，所以很矛盾。我有很多兄弟因此也没走出来，甚至有个兄弟因为混得很差，居然死在路边。但我觉得要出人头地还是要出去，这和人的个性有关。好在我和台湾本地人、大陆人都能相处得很好，而且我还是台湾第一批新闻记者，1988年就来北京交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和我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综艺节目 我们就是要督促全民开讲
新京报：现在大陆很多地方台都在学台湾的节目。
王伟忠：这个也正常。大陆的一些电视制作人是做节目给领导看，不是给观众看。而有些领导也不见得懂电视，所以就会说，你不要给我谈创意，而是找个节目形态给我看；世界各地的好节目，你们就照样子做。台湾电视台的领导很多都是做电视出身的，你跟他谈创意他都了解。电视是个速食的东西，这段时间流行什么，媒体就扮演这个角色，用电视节目制作方法去表现。
新京报：有公式可以套用？
王伟忠：它有逻辑。比如你们对《蜗居》反应很强烈，你说你一个月只赚这么多钱如何买房子？那么好，我们就来做个节目叫《买房子帮帮忙》。用什么方式来表演？是“大家猜”或者西方喜剧《家有娇妻》，还是《家有仙妻》变个房子等等。所以把这个讲给领导听。做节目好玩，就在于反映这样的东西。
新京报：政治、经济类的节目也用娱乐方式来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伟忠：北京人就爱骂人不带脏字，可能我命里面有北京人这种个性，而且我总说自己从小就忧国忧民。所以这十几年我们会从《全民开讲》、《全民乱讲》做到《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台湾现在的老百姓是自由但不自立的，我们制作节目就要直接反映民意，来督促全民开讲。
新京报：访谈类节目观众已经烂熟了，你觉得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呢？
王伟忠：最重要的还是节目里的那个人。就像孙红雷演《潜伏》，他、一个女的和一个收音机，国共战争谈完了。一个人的精彩抵过千军万马。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主持人吴宗宪、小S？
王伟忠：吴宗宪的境界已经达到表里如一、自娱娱人。他在生活里说话的表情、动作、对白和台上几乎一模一样，他是那种但求喜欢、不求尊敬的人。小S是天生的主持人个性，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好像在家开派对一样。这也是她为什么能做主持而大S不能的原因。
新京报：都说你是工作狂，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
王伟忠：我现在更多是在做开发，培养制作人。至于退休，人算不如天算，现在不考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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