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晃重排果戈理经典：当大师？我才不傻帽呢
一直坚守现实主义表演方式的焦晃希望通过《钦差大臣》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了解多元的话剧。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联合老同学们排演的果戈理经典作品《钦差大臣》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亮相。焦晃进京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由于此次的演员几乎都是上海戏剧学院59届毕业生，因此平均年龄是70岁左右。而之所以要选择这部戏，也是要将当年“没做完的功课做完”。
已年逾七旬的焦晃，这次进京染了一头黄发，而且身体健硕，精神尤其好。谈到排《钦差大臣》他表示这是自己一次很有勇气的尝试，因为角色的肢体动作和台词量，是让他这个年龄段的许多演员都望而却步的。焦晃是如今公认的表演艺术大师，可是对于长期流传的“南焦北于(于是之)”的称谓，他却说自己很“尴尬”，声称“于是之永远是前辈和榜样，这个说法只是个开过了头的玩笑。”
做一个身心投入的演员
新京报：《钦差大臣》据说是您五十多年前未演出的毕业作品，当年的假钦差也由您扮演吗？
焦晃：对，我们当初排这个戏是1956年由前苏联的专家指导过的。后来到了1958年准备毕业剧目的时候，赶上“大跃进”时期，当时的政治风气不能演外国戏，尤其是这种强烈讽刺题材的戏。所以我才说这次我们是重新把喜剧的课题做一做，把原来没做完的功课完成。
新京报：这次除了怀旧，把功课做完，艺术上有没有新的要求，或者突破？
焦晃：虽然这个戏有很多现实意义，但我们不玩花活，就是好好排一出经典的现实主义大戏给观众看，并让更多青年观众对我们话剧创作，有更深一些的了解。因为现在的上海，年轻人喜欢看一些比较前卫的东西，真正搞人物塑造的作品他们看得太少。
新京报：这次这个戏对体力要求很高，看您身体状况很好，几乎没有体力方面的担心吧？
焦晃：我有三场戏，一场下来衣服就全部湿透了。你看我身体好因为我长期注意锻炼身体，比如打太极拳。在我看来舞台演员的脸不是最重要的，形体才是，最好身上不要有一块多余的肉，这样整体才完美。毕竟身心是演员的创作材料，演员一旦放纵自己，比如肚子大，屁股就一定坠，屁股一坠，膝盖也会弯。所以最好要节制，不能喝很多的酒。
新京报：演员总会有年龄的局限，可是看您这两年却还敢于塑造不同年龄的人物，比如2008年的《Sorry》。好像您一直都劲头十足，没有累的时候。
焦晃：演影视剧年龄是必须要考虑的。但是在舞台上，因为跟观众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正是演员可以用技巧来弥补年龄的。比如我演戏时，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纤维，每一块肌肉都很活跃———因为你在演，就必须要调动你所有的能量，连发音都要塑造，完全脱胎换骨———所以演完了就会很累。拿我爱人的话说我，就是在外面生龙活虎，回到家却马上装死。但是无论多累，我也很骄傲，因为我勇气可嘉。英格丽·褒曼到七八十岁还在演戏，可是毕竟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不管是好莱坞的大腕，还是英国皇家剧院或是莫斯科剧院的演员，挑战不同角色还是不大容易。可是我敢演，不管精彩与否，我站在了舞台上，一待就是好几十年。我希望我的创作信心，能够永远不老。
我会一直排戏
新京报：前两年您来北京演《正红旗下》的时候，记得那次发布会您流泪了，因为作为北京人您很在意回北京演戏，这次跟上一次相比，还是会紧张和兴奋吗？
焦晃：我演戏总是紧张的，总是忐忑不安，尤其是在北京，这里有很多行家，我不想被别人笑话。不过北京的观众对我特别优待，包括我在胡同遛弯用北京话和大爷大妈打招呼都会觉得很亲切，这些在上海可感受不到，所以每次来演出我总想尽可能表现得好一点。
新京报：曾经您在演《Sorry》之前，还想排《简爱》，那时候曾传出那将是您的舞台告别作？
焦晃：筹备《简爱》的时候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我的眼睛得了角膜炎。那个戏很可惜，因为我是按照小说的处境编的故事，自认为这个版本比国外那两个电影版还要好。但是，以《简爱》告别舞台是别人乱说的。我认为只要是干得动的时候，我会一直排戏。戏剧是我一生的爱好，不好的电视、电影我不会接，和我合不来的人我也不会合作，所以在我还有力气的时候，我希望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重新召集起来，并且演戏能激发起我们的身体机能，不演戏容易老，演戏反而更年轻。
新京报：所以您这两年还成立了工作室，要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您的未完成的梦想是什么？
焦晃：我这个工作室，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我也养不起一帮人，它只是一个名称罢了。至于梦想，我还想排莎士比亚的戏，但莎剧人物众多需要很多演员，牵扯到人，就会和人事扯上关系，这都是我的弱项。所以走一步看一步吧。(资金其实现在也越来越难拉？)至于资金的问题，现在我有很多好朋友愿意支持，而且我都能通过票房把钱再还给他们。
新京报：您觉得现在的话剧市场有你们当年的好吗？
焦晃：其实我还是怀念当年上海的长江剧场，怀念艺术剧场，怀念老观众们，那个时候我们度过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夜晚，有的夜晚甚至泪汪汪一片。现在看话剧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票价太高，让那些退休家庭花一千多块买票看戏，还包括打车、吃饭，这我可做不来，所以我的戏在上海最高也就卖到两百八，硬压下来。
我很骄傲，但不自满
新京报：您应该也听说过民间“南焦北于”的说法，对这个称呼您怎么看？
焦晃：我很尴尬。完全不能这么讲。就在前不久飞天奖颁奖时，陈小艺上台的致辞里也提到这个称谓，被我当时就给删除了。我曾和舒乙打过一个电话，因为我知道前一阵网上有一个专家曾批评过这个说法，舒乙恰好认识写文章的作者，所以我请舒乙跟那个同志说一声，包括跟于是之的夫人说，我百分之百地同意他的观点。我自然不是乱讲，因为当时网上出现这样的称呼，是我在拍摄《雍正王朝》的时候剧组搞的宣传。我当时就觉得不妥，并且打过电话给于先生的家里，那时他已经得病不能接电话了，我就和他夫人说我非常难堪，因为于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无法相提并论。包括去年去世的林连昆，我在写悼词的时候就说，“五十年代，他的小顺子是我一直铭刻在心的记忆，八十年代我更感受到他在《绝对信号》中的艺术召唤”。在我看来，这些前辈艺术家，是现实主义演员团队的杰出代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新京报：可是这个说法已经叫了很多年了。
焦晃：我也曾澄清过，甚至登过报，这是一个开过了头的玩笑，我不能这么去接受。如果非要这么提，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和于先生都能坚守舞台，可能正因为这一点，大家容易想起来这两个人。
新京报：那么您最喜欢民间对您的哪种称谓，比如莎剧王子？
焦晃：我才不那么傻呢，我找死去，当大师容易早死，没必要的。我就是一个演员，也不是影视明星。说实话几十年来我从没冲钱做事，就希望能尽可能尽心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绝不是假话。
新京报：有那么多光环，您却行事低调，从来不摆架子，哪怕心里也没有骄傲过吗？
焦晃：摆架子那是傻帽，但我很骄傲，只是不自满，哪怕一部戏已经演到最后一场，我也会继续调整。到如今我已经演了几十部戏，之所以骄傲，是因为在演戏的数量上我不仅多，而且像于是之先生、李默然同志，包括影视界的陈道明等，他们演的戏恐怕都没我多。此外，我演的戏基本上没有一个雷同的角色，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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