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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话剧《无政府主义》编剧--达里奥·福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5日21:19  新浪娱乐

  达里奥·福 DARIO  FO

  199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他超越了中世纪的弄臣,鞭笞权威,维护被欺侮者的尊严而获奖。

  传略

  达里奥·福

  意大利著名剧作家,1926年3月26日出生在意大利马乔列湖边的小城圣贾诺。福曾先后在米兰布莱拉美术学院和工学院建筑系攻读,但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改行从艺。他当过演员,为广播和电视台撰写和表演喜剧独白,后来终于全心投入戏剧创作。福是一个全才型的戏剧家,他在写作之外同时也是导演、演员、舞台与道具设计师。1958年他与弗兰卡·拉梅结婚,并共同创办剧团。1970年他们又联络志趣相投的同行,创立戏剧公社。福的创作力惊人,迄今为止共写了50多部戏,有讽刺剧、广告剧、独幕滑稽剧、黑色喜剧、荒诞剧,种类多样。但他最拿手,影响最大的是政治讽刺剧。福的代表作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滑稽神秘剧】等。

  颁奖词摘录

  瑞典文学院阿伦教授致辞

  达里奥·福的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即是这些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中世纪的弄臣。对福而言,讽刺给予人最有力的影响。他以玩笑与严肃相结合的方式来讲述关于虐待与不公正的事实。艾尔弗雷德·诺贝尔奖金是贯彻该奖最终目的的重要方式,即造福人类,维护人类的尊严毫无疑问是最基本的方面。

  达里奥·福经常明确提到中世纪的弄臣,提到他们的喜剧及神秘故事。实际上,他的创作中的核心作品“滑稽神秘剧”(“Mistero buffo”),就是建立在不同来源的这一类古老的题材之上的。在【弄臣的诞生】这一出戏中,高潮就在一个贪得无厌的地主强暴一个拓荒者的妻子的时候。【迦拿的婚礼】是从一个醉汉的角度来写的。在【拉扎勒斯(Lazarus)的复活】一戏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耶稣能否取得成功。

  福的灵感还有其他几种来源。最早我们可以瞥见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与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影子,15世纪的意大利人重新恢复了对他们的兴趣。喜剧艺术作为一项16世纪的发明,它的角色设置与演说传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莎剧角色织工博顿(Bottom)和安德鲁·艾古契克(Ardrew Aguecheek)爵士的巧妙借鉴。福也深受同时代的马雅可夫斯基(Maiakovski)的讽刺史诗以及布莱希特(Brecht)的教育剧的影响。出于偶然,福从马雅可夫斯基那儿借来了“滑稽神秘剧”一词。

  福的另一部主要作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部戏描述一系列互相检验的假想意外,渐渐地,以一种精彩的替代方式,由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疯子伊尔·马托(il Matto)(他具有那种揭露官方虚伪的疯狂)接替质询。总之,在福的剧作中有很多话题的暗示,但其文本本身已超越了日常的情形,并赋予其更为广泛的意义。

  人们不能以此否认福是一个一流演员。关键是,他写的作品既能够唤起演员的激情,也能够吸引观众。剧本常常根据观众的意见作一些修改,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最后定稿。形势的快速变化影响着剧本的创作和人物的塑造。演员表演的节奏、急中生智的话语以及临场发挥的才能都与福强烈的情感与艺术家的能量结合在一起,是他含义深刻的、持续的智慧的闪现。如果充分展开你丰富的想象,印刷成书的剧本也能给你这种感觉。福的创作把文学领域的千差万别的丰富性推向前沿。

  回首从第94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直到最早被授予此项殊荣的作家,让人很容易联想起70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治·萧伯纳。那一次,瑞典科学院强调了该项荣誉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激动人心的讽刺品格。毫无疑问,这两位作家是不大相同的,但这些话同样也可以用于评价达里奥·福的创作。

  亲爱的福先生:

  “尊严”一词在你的剧作中十分重要,在【弄臣的诞生】中更是处于中心地位。今日赋予您的“尊严”可能有其他的性质,但中心内容是一样的。我代表瑞典科学院祝贺您的作品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请您上来从国王陛下手中接过此奖。

  讲演词(福演说)摘录

  被欺侮与被羞辱的弄臣

  女士们,先生们,我为这次讲演选的题目是“contra jogulatores obloquentes”,你们都能看出这是拉丁文,准确的说,是中世纪的拉丁文。这是1221年颁自西西里的一部法典的题目,颁布该法典的国王是斯瓦比亚的腓特烈二世。据说他是一位“由上帝亲自施涂油礼”的皇帝,我们还在学校上学时就已经知道他是最开明的君主,是一位解放者。“Jogulatoresobloquentes”意思是“被欺侮与被侮辱的弄臣”。这部法律允许任何公民欺侮弄臣,打他们,甚至(在他愿意的时候)杀死他们,也不会有被审判与定罪的危险。我得赶紧让大家放心,这种法律已不复存在,所以我可以安全地继续我的讲演。

  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朋友们,著名的文学家们在电台与电视台的各种采访中说:“最高的奖励应授予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们,因为他们今年居然有勇气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弄臣。”我深表同意。而诸位将惹来祸殃的冒险举动正式一种勇气的表现。

  看看它所引起的骚动就够了:崇高的诗人与作家占据着这一领域的顶层,他们很少对那些生活及挣扎在卑微的底层的人感兴趣,而现在他们却突然被某种旋风吹起来了。

  正如我所说的,我同意并赞成我的朋友们的话。

  这些诗人高高在上,而你却无礼地把他们推了下来,让他们五体投地,结结实实地落到日常的现实中。

  侮辱与谩骂劈头盖脸地朝瑞典科学院压过来,冲击科学院的院士们和他们的亲属,甚至要株连九族。最野蛮的人在叫嚷“打倒……挪威国王!”他们似乎太愤怒了,以至搞错了该打倒的王朝。

  一些人重重地摔在地上。有些报道说诗人与作家的神经与肝脏疼得厉害。其后有几天,意大利没有一家药店能配出一副镇静剂。

  但是,科学院的先生们,我们得承认这次你们做得过火了。我指的是,首先你们把此奖办法给黑人,接着又给了犹太人。现在你们又把它给了一个弄臣。给的到底是什么呢?正如他们在那不勒斯所说的:疯狂,我们都疯了吗?

  高层人物也受到了片刻疯狂的影响。种种有权势的人——罗马教皇的伟大选举人、主教、红衣主教、高级教士们都愤怒得发狂了,他们甚至期望恢复将弄臣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法律,用火把他们慢慢地烧死。

  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可以告诉诸位,有许多人和我一起对你们的选择欢欣鼓舞。为此我以众多喜剧演员、弄臣、杂耍表演者和说书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首先,今天晚上大家应当向一位杰出的舞台艺术家致以崇高而诚挚的谢意。他可能不仅对于你们,对法国人、挪威人、芬兰人很陌生……甚至对意大利人也很陌生。但他是除莎士比亚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鲁赞特·贝奥尔科(Ruzzante Beolco)。他和莫里哀一起是我最伟大的宗师。他们都是演员兼剧作家,都被他们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所嘲弄。他们受到轻视首先是因为他们把日常生活、笑话、普通人的绝望、高贵而有权势的人的傲慢与伪善,以及无止境的不公正搬上了舞台。而他们最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于:讲述这些的时候,他们使人们发笑。而笑声却不是取悦于权贵的。

  鲁赞特是真正的喜剧艺术之父,他构建了自己的语言,属于戏剧并专为戏剧的语言。它建立在多种语言的基础上:他家乡山谷地区的方言、拉丁语、西班牙语,甚至德语的某些表达法,它们都和鲁赞特自创的象声词混在一起。正是从鲁赞特那儿,我学会了将自己从传统的文学写作中解放出来,用你们可以咀嚼的语言表达自我,用不同寻常的声音,用各式各样的节奏与呼吸的技巧,甚至用不合语法的漫无边际的胡言乱语。

  请允许我将我这尊贵的荣誉的一部分献给鲁赞特。

  几天前,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演员队我说:“大师,您应当试着把您的能量与热情放射给年轻人。你应当给他们充电,应当和他们一同分享您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弗兰卡——我的妻子——和我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说:“他是对的。”但当我们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别人的时候,分享这项使命的惊喜,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它会导向何方?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弗兰卡和我参观了许多大学,为年轻的观众们开设了专题讨论会与讲习会。让人惊奇的是——而不是难堪的是——他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正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人们游行抗议要求逮捕瑟瓦斯屠杀中的罪犯。那个国家最先进的37名民主知识分子,在安纳托利亚机会,纪念奥斯曼时代一位中世纪著名弄臣。可是他们被困在旅馆里,当天晚上被活活烧死了。这场火是一群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放的,他们受到来自政府内部各方面的保护。那天晚上,这个国家最杰出的37位艺术家、作家、导演、演员和库尔德舞蹈家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轻而易举地,这些狂热分子就摧毁了土耳其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数千名学生听着我们的话,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他们的惊讶与怀疑。他们从未听说过屠杀。但最让我吃惊的是甚至老师和教授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土耳其就在地中海沿岸,就在我们眼前,想要参加欧共体,但我们却从未听说过它的屠杀。萨尔维尼,著名的意大利民主主义者,他所发现的恰是这一点:“对于事件的广泛的无知是对不公正的最主要的支持!”但是,一部分年轻人的粗心大意是由于负责教育他们和传授知识给他们的人造成的。在粗心大意和消息闭塞的人当中,最应该提到的是学校的教师和一些教育者。

  年轻人很容易屈服于大众传媒每天的那些平庸与猥亵的东西的狂轰滥炸。残忍的动作电影在十分钟内就有三次强奸、两次暗杀、一次斗殴,一座桥上连续十辆汽车相撞,然后桥就塌了,上面所有的车、司机、乘客都摔到海里,只有一个人死里逃生,但却不会游泳,于是还是沉了下去……银幕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群好奇的旁边者在欢呼!

  于是,我们把这些犯罪的滑稽戏演给大学里的孩子们看,他们笑得要命。他们这样谈论我和弗兰卡:他们是一场骚乱,他们带来最荒诞的故事。不用什么时间,也不用一点思考,他们就知道我们说的是事实。

  这些遭遇加强了我们的信念,正如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萨尔维尼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演出木偶戏或舞台剧的人,作为主要是对青年人说话的人,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教他们方法,比如如何运用手臂,如何控制呼吸,如何使用胃、嗓音、假声、反场景(Contraccampo),仅仅教他们一种技巧或一种风格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他们必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一部戏、一部文学作品、一种艺术表达不讲述它的那个时代就是不切题的。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大型的会议,我想尽量向人们说明,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与会者说明某件意大利的法庭案件的来龙去脉。原来的事情演化成了7个不同的事件,最后3名意大利左翼的政治家被判处了21年的监禁,他们每个人都是以谋杀了一名管制警察而被指控的。我研究了该案件的文件(在我准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同时),在会议上我详细讲述了相关事实,这是非常荒谬的,甚至是戏剧性的。我的听众们不仅对这件事本身一无所知,对五年前的暴力与独裁也毫无知晓。他们不知道意大利发生的屠杀,火车相撞,广场上的爆炸,以及那以后进行的戏剧性的审判。

  几位困难的是为了说清楚今天发生的事,我不得不从30年前的事谈起,然后接着往下说。仅仅谈现在是不够的,请注意,这不仅是关于意大利的事,同样的事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在西班牙我就遇过同样的问题,在法国、德国我都试过,在瑞典我还没试过,但我会试试看。

  最后,请允许我与弗兰卡共同分享这一荣誉。

  弗兰卡·拉梅是我终身的生活伴侣与艺术伴侣,各位科学院的成员也承认这个奖是颁给演员与作者的;弗兰卡参与了我们许多戏院剧本的写作。

  没有她在我身边相伴一生,我永远也写不出你们认为配得上拿这个奖的作品。我们一同演出了上千场戏,在戏院里,在被占领的工厂里,在静坐抗议的大学里,甚至在被亵渎的教堂里,在监狱里,在城市的公园里,在烈日与暴雨下,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必须忍受警察的谩骂与袭击、正统思想者的侮辱,以及暴力。正式弗兰卡不得不忍受最残酷的压力。我们的前提是团结卑微者与被欺压的人,她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为此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

  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那天,我正站在米兰罗马门路上的剧院前,弗兰卡和乔治·艾伯塔齐(Giorgio Albertazzi)正在舞台上演出【长乳房的魔鬼】。突然,我被一群记者、摄影师和扛着摄像机的电台工作者围住了。一辆路过的电车突然停下来,司机走下来和我握手并向我表示祝贺……突然他们都停下来,异口同声地问:“弗兰卡在哪儿?”他们大叫:“弗兰卡……”直到过了一会儿她出现为止。她满怀惊喜,热泪盈眶,跑过来紧紧抱住我。

  那一刻,一支乐队彷佛从天而降,演奏着鼓和管乐器。那是由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孩子们组成的,而这一次也是他们的首场合作演出。他们打着桑巴舞的拍子大叫“罗马门,美丽的罗马门”。我从来没听过走调得比这还厉害的旋律,但那却是我和弗兰卡所听过的最美的音乐。

  请相信,这份荣誉属于我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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