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曙色：看京剧《曙色紫禁城》
刘彦君/文
脱胎于话剧《德龄与慈禧》的京剧《曙色紫禁城》，在完好继承原作长处的基础上往前又跨了一步，向着戏曲艺术的规律，也向着人性开掘的深度。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背景依旧，历史在人性中的折射依旧，不同的，是由话剧多角并重的团块结构向戏曲“一人一事”主线的铺展中，剧作沿着“以小见大”的视角，建构起了慈禧在私人领域的自我成长史，这是《曙色紫禁城》尤具艺术匠心的部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作品探讨了慈禧由统治者向女人的身份蜕变，以及她孤独心灵中的隐秘部分，通过语汇的饱满和深刻赋予其血肉鲜明的真切之感，从而将这一段清史的阐释深入到了心理的层面。 在这种阐释中，慈禧的意义不再是对于某种历史价值与目的的依附，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扁平符号，创作者在此讲述的并不仅是一个清王朝实际统治者的历史，更是一个女人的心灵历史。故事在德龄和慈禧之间展开。一个是在西方长大，受西方教育的清朝宗室格格，一个则是因循守旧、行将就木的“老佛爷”。一老一少，一尊一卑，一中一西的碰撞中，有着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好奇心与新鲜感，也有着精神价值层面的理解与认同。于是，由德龄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不仅作为清廷陈规旧律的对立面而彰显，而且成为了慈禧内心转变的前提与条件。随着二人交往的深入，慈禧的变化逐渐展现。将东暖阁特制的“玉版宣”窗户纸改换为玻璃，将养心殿所铺明朝的金钢砖改为木地板，将朝堂代代相传的牛角灯改换为电灯，甚至像西方人那样照相，安装电话机，乘坐火轮车……在德龄的推介或者说引导下，祖宗的旧制不再是慈禧唯一的依归，一些新的，来自异邦的，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般的事物被她逐渐接受，而且是在一种欣喜的心情之中。舞台上，由这一系列视觉与情节元素构成的表征系统，在建构出某种西方文化在晚清深宫内的奇观效果的同时，也为人物的变化制造出一种丰富而敏锐的诗意，从而提供了另一种意义生成的可能性。
与这条主线相辅相成的另一隐线是慈禧与荣禄的特殊关系。如果说，在与德龄的相处中，慈禧还不得不端着长者架子的话，那么在荣禄面前，慈禧则完全剥离了她的帝王身份，变成一个情感生活中无依无靠的小女人了。荣禄叩拜，她不让：“别跟我这么酸文假醋的”；荣禄谢恩，她斥责是些“冷冰冰的废话”； 荣禄叙述自己的生活，她嫉妒：“你在外面花天酒地把福享，我在深宫冷冷清清日月长”； 荣禄要走，她挽留：“别院中秋风爽桑榆晚景，你看那新月起月影横窗”。她甚至撒娇：“我是个女人，我要有人疼我爱我，有人给我搭荫遮日，有人为我抵风挡雨。”怨、怒、嗔、怪中，一个隐秘的私人情感世界显形，慈禧不再是历史中某个代表特定意义的符号，而成了一个脆弱、孤独，有着正常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普通人。正是由于这种铺垫，当这个从无主见的荣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写下遗折，立场鲜明地恳请她“改旧制，行新法，履行新政”时，她才能收下一直令她深恶痛绝的变法奏折，才能令德龄等人“出使西洋，考察君主立宪”，从而为数年之后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埋下伏笔。应该说，这种处理令人信服地让我们从她心灵的曙色中看到了历史的曙色。
曾在《火醒神州》中演绎过慈禧一生的京剧名家袁慧琴为此戏中的慈禧这一角色增添了魅力。她的表演没有停留在完成动作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增加了人物的时代感和身份感，又契合了整个作品的风格化追求。她把自己多年来在表演中形成的个人气质带到历史人物的内涵中，将其中特有的节奏、层次，特别是内心情感与外部形态之间的反差处理得十分准确。把慈禧外表不动声色，内心剑拔弩张，处处无力，又处处发力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恰到好处，扮相雍容华贵，仪态端庄持重，嗓音高亢宽亮，演唱韵味醇厚，念白清新有力，自然细腻，为此类人物的塑造增添了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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