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贾母”周采芹:红楼是一面伟大的镜子(图)
周采芹对贾母这个角色十分偏爱，因为从来没有其他文学作品这么细腻地描写一个有势力的老女人，贾母是惟一的一个。(《红楼梦》剧组/图)
1953年，周采芹初到伦敦，成为英国皇家剧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她在伦敦剧院对面的中国书店买了平生第一本《红楼梦》；那时，她的父亲周信芳正奔赴冰天雪地的朝鲜，去慰问志愿军，从上海寄来的家信中经常夹带着父亲获得各种荣誉的剪报。
她第一次读《红楼梦》是20岁，和所有年轻女子一样，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宝黛钗的爱情上。那时，未来正在徐徐展开，几年后，她成为伦敦无人不知的明星，以至于动物园里新出生的小豹子都用她来命名。
她第二次读《红楼梦》是四十岁以后，最喜欢的段落从痴男怨女的爱情转移到书的第一章，因为“宇宙之大，时间的无限”都被写进短短十几页的篇幅。那时，她穿着从二手服装店买来的三块钱的大衣和一块半的塑料靴子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踽踽独行。没人知道，她曾经跟拳王阿里、E.M。福斯特等名流呼朋引伴。
她第三次读《红楼梦》已经年过七十，这次是因为要演贾母。
周采芹洛杉矶寓所的沙发上，手边放着被她勾勾划划、密密批注的《红楼梦》。这本黄色封面、红色书名的《红楼梦》已经跟了她半个多世纪，中国作家出版社1953年出版、程乙本、繁体字。
书是她在伦敦剧院对面的中国书店买的。1953年隆冬，周采芹成为英国皇家剧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而她的父亲周信芳正奔赴冰天雪地的朝鲜，去慰问志愿军，从上海寄来的家信中经常夹带着父亲获得各种荣誉的剪报。
电话那一端的周采芹用略生涩、拗口的普通话细数她人生的繁华与落寞。受汉语熟练程度的限制，她用片段式的短句回忆，夹杂着零星冒出的英语单词和片语。话题从为什么她要接演贾母这个角色开始。
“你知道马龙·白兰度吗？他在《教父》的一句台词，已经成为英语里的俚语了：It’s an ofer you can’t refuse(这是一个你不能拒绝的邀请)”，周采芹开始了她大半生的回忆。
壁炉上的中国娃娃
1980年代末，陈冲在伦敦见到周采芹，最先注意到的是她浓密的假睫毛。陈冲认为，周采芹想用假睫毛把自己武装起来，就像她自己，哪怕光着身子，也要穿一双高跟鞋。听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转述，周采芹哈哈大笑：“那时候大家都要戴厚厚的假睫毛，那是时代的风尚。我有一个朋友戴了三副。后来我学会了一根一根戴上去，那样比较自然。”
厚重的假睫毛、浓密的黑发、裹住腰肢的高开叉旗袍，是周采芹的1960年代，她是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中国娃娃”。在鸡尾酒会上，高大的美国妇人会指着她说：“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中国娃娃！我真想把她带回家，放在壁炉台上！”
美国妇人恐怕不知道，“小中国娃娃”在伦敦戏剧圈的另外一个诨名是“身高一米五的炸弹”。
一切皆因苏丝黄而起。从1959年11月开始，因为在《苏丝黄的世界》中演一位名为苏丝黄的香港妓女，周采芹的艺名“采芹”在伦敦西区威尔士剧院的灯箱广告上闪烁了两年。《苏丝黄的世界》原本是英国畅销书作家李察·梅臣的一本小说，被改编成舞台剧后，从百老汇演到了伦敦西区。
伦敦主流戏剧圈对《苏丝黄的世界》评价并不高，但对周采芹却另眼相看，“但愿你认识的那个苏丝黄能像采芹演的苏丝黄那么好”的评价充斥报端。观众的热情更加异乎寻常。1959年的圣诞节，旗袍成为最流行的晚装。时尚圈的金发美女把头发拉直、染黑，用黑笔把眼睛画成东方式的杏仁眼。甚至伦敦的妓女也纷纷以“Suize Wong”作自己的花名。
就在此前不久，周采芹还在上百封地给节目制作人写自荐信。她在伦敦皇家戏剧学院的同学们曾笃定，就凭她的长相，毕业之后肯定找不到工作——伦敦的舞台上不需要一张东方人的脸。
周采芹是1953年加入皇家戏剧学院的，也是第一位中国学生，第二年，中国和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知识分子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在左派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影视圈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不论是邦德电影，还是以中国抗日为背景的《六福客栈》，抑或是宣扬“黄祸”理论的“付满洲”系列电影，周采芹都有份在里头出演肖恩·康纳利一闪即逝的香港女友，或是英格丽·褒曼的养女。
“对于《苏丝黄的世界》这么一出没有什么深度的戏来说，它造成的轰动令人咋舌。”尽管她自己都这么觉得，成功毕竟不可抵挡地扑面而来。哪怕是在西方制作人的授意下，用嗲声嗲气、又尖又细的假嗓子，翻唱一首中国1920年代的流行歌曲《第二春》，都能从英伦红回亚洲。
在周采芹同学的眼里，她是从天而降的“中国公主”：在男同学们穷到只能论支买烟抽的时候，她每天都有华丽的旗袍和皮大衣换，却只是因为这样衣服不容易脏，可以省一大笔干洗费；女同学问她，她手指上那枚硕大的钻戒是不是“务沃斯”买的——“务沃斯”是一家专卖便宜货的商店，周采芹却一直以为钻戒是每个女孩子都有的东西。
20岁的采芹心无旁骛，在她刚从中国书店买来的那本簇新的《红楼梦》上勾勾划划。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类清丽醒目的譬喻自不在话下，直到现在周采芹都认为曹雪芹用这一句话道破了男女两性的本质：土是很脏的，可好可坏，可以玷污一切，也可以孕育生命；水是非常纯净的，并且流动不居。那时她已经结交了导演彼得·科、诗人罗纳德·杜坎、剧评人肯·泰男等一串伦敦文艺界才俊，直到有一天警醒，再继续下去，自己的下场恐怕就是知识分子的“小蜜”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简直就是表演的真谛，而且它也属于1960年代，那时佛道教在西方大热，隐居山林的寒山和尚是知识分子们的大爱。
焦大骂贾府“爬灰”、贾琏找小厮“出火”一类的情节让采芹暗自吃惊。
在周采芹红透半边天的时代，在伦敦，几乎没有人知道周信芳是谁。直到1966年8月26日，他讹传的死讯登上伦敦大小报章：《采芹的父亲自杀》。
周信芳、王光美和女领班
“我想变成父亲书房墙上的一只苍蝇，听听他当年跟田汉、跟阳翰笙他们在说些什么。”周采芹大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笑声中有掩饰不住的怆然。
像所有“创作型”的父亲一样，子女眼中的周信芳沉默寡言，周采芹经香港到伦敦求学之前，父亲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
父亲对其他子女说的话更加简短。周采芹的大姐周采藻是全家第一个出国上学的孩子。有一年全家决定给远方的老大录一张唱片。按照顺序，父亲本该第一个讲话。唱盘转了一圈又一圈，在朋友面前高谈阔论、1920年代开始就能自己创作剧本、抗战胜利的早晨娴熟哼唱一战时的流行进行曲“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的周信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今朝是礼拜。”“文革”一来，周采芹跟家里的联系全部中断，连父亲并没有在“文革”刚刚爆发的时候去世都是她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的。母亲眼睛凹陷，张大嘴巴来到她梦里，就像夸克的名画《尖叫》里的女孩一样，周采芹想给母芹递一杯水，水里的冰块却变成了碎玻璃。
周采芹只能在戏里体会父母经受的苦难。
1972年，英国一家电视台拍摄了以王光美为主角的电视剧《斗争对象》。1967年4月，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抓起来，批斗十六个小时。骄傲的红卫兵们给当时的批斗录了音，以作为后来批判会的样板。两年之后，录音带辗转到了英国，格兰纳达电视台著名的制作人莱斯莉·伍德海德认为整个事件充满了绝佳的戏剧性，决定根据这卷录音带拍一部纪实性的电视剧：
红卫兵们制造了一个骗局，告诉王光美她的女儿出事了，王光美赶到医院，立刻被红卫兵抓住，红卫兵逼她穿上跟刘少奇出访的时候穿的衣服，在她的胳膊上挂起一串串手镯，在她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周采芹在《斗争对象》中扮演王光美。
1981年，周采芹受邀到中央戏剧学院讲学，几次拜访王光美，并且把《斗争对象》的录影带放给王光美看。王光美只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有哭。”
《斗争对象》播出之后，英国电影电视协会的很多会员提名周采芹作当年英国最佳电视演员；《斗争对象》的录影带成了哈佛大学关于“文革”的声画教材，美国电视台有意播出此剧，因为当年尼克松访华，搁置下来。
扮演王光美让周采芹享受到她从艺以来最大的成功：艺术家和女人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
然而转年，她的人生从波峰跌入谷底，做地产生意，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自杀；从昔日的女明星变成弟弟餐馆里的女领班；在黑暗中躺过十七天……“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却没有找到任何启示。一天下午，我突然发觉放在床头柜上的小欧米加手表不见了，就是那只离开香港前妈妈给我的手表，我为它还向英国海关交了十英镑的税。手表早已坏了，表带也断了，可是我走到哪儿都把它带在身边。我在屋里翻遍了也没有找到，只好走出门来。十几天来，明媚的阳光第一次洒在我的脸上。在院子角落里有一只大垃圾筒，装满了塑料的垃圾袋。我并没有对找到手表抱很大的希望，可我开始平静地、有条有理地在一个一个的垃圾袋里翻找。几个小时以后，手表找到了。
“当我在阳光下把表放在手心里，看着表盘上那一圈闪亮的金边时，我丝毫也不怀疑，那是我死去的妈妈在看着我……”
周采芹在她1988出版的英文自传《上海的女儿》中写道。
贾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物
从绝望的世界里走出来，周采芹满世界打零工。在哈佛大学的宿舍装信封；整理哈佛大学科学艺术学院的档案；到保险公司当打字员，被告知不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以洛杉矶“全国妇女组织协会”墙上的宣传画自嘲：画上是以色列女总理梅厄的画像，旁边配一行字：她不会打字……
最终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剑桥剧社。这是一个践行“贫困戏剧”理论的职业剧社，剧社演员最理想的周收入是90美元。周采芹在剑桥剧社待了三年，在《奥瑞斯特亚》和《红字》里演女主角。
周采芹演海斯特·白兰(《红字》女主角)，全场发笑。因为小说里的白兰是高大的苏格兰女人，而她瘦瘦小小，又是中国面孔。五分钟之后，观众屏声屏气。从来没有人把白兰的两副面孔演得那样淋漓尽致：人前谦卑有礼；人后骄傲脆弱。她在演白兰谦卑一面的时候，想起中国的山水画：高山大河的一角，往往会有如豆的人影，她由此领悟到：谦卑不是俯首帖耳，而是认识到自己只是宇宙一粟。就像《红楼梦》的第一章，宇宙八荒，上下千年，个体的生命只不过是其中一段微不足道的际遇。
此时再看《红楼梦》，真应了那句话“伟大的小说要四十岁之后再读”。
“贾母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物。”周采芹对她在新版《红楼梦》里扮演的角色津津乐道，“国际的经典小说一般我都看过了，这些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描写这么细腻，而且有势力的老女人，贾母是惟一的一个。”
按照戏曲行当，贾母应该是老旦。“老旦要在女人的声音中唱出男人的声音，不像其他行当，丑角就是丑角，青衣是好的，花旦就是不好的。”在周采芹看来，贾母比老旦还要丰富，有全面的性格：很活泼，很幽默，意见很大，什么都说，而且说得一套一套的，纱、螃蟹、昆曲，她什么都懂……完全像现在美国电视里那些精明的女主角。“她骂人的时候很厉害，开心的时候很开心。她年纪轻的时候一定非常美，而且很能干，可是她不像王熙凤，王熙凤是一个文盲，贾母应该是读过书的。王熙凤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贾母很善良。”周采芹告南方周末记者。
贾母是孀居的老女人，照理说老鳏夫似乎更能体现中国的家族体系。曹雪芹为什么要把一个老太太写成封建家族的大家长？很早之前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过：虽然中国女人的地位非常低，但中国文化同时又是尊老的。“一般来说，男人总比女人走得早。所以，很多中国家庭最大的长辈是一个老太太，家族里最有势力的往往是女人。”周采芹说。
京戏里很多这样的故事，周信芳有个戏叫《斩经堂》，指挥儿子大义灭亲，跟“乱臣贼子”王莽一刀两断的就是一个老太太。所有人在亲情和大义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她是最坚决的一个。
她好像真的死了
“贾母给人的感觉，是笑起来像一只猫，怒起来就像一只虎，她是一个大家族的顶梁柱，不能只用和蔼、慈祥涵盖她在贾府的地位。”李少红接手《红楼梦》，一想到贾母，第一个想起周采芹，李少红是通过周采芹的自传《上海的女儿》认识她的。
李少红的顾虑是，周采芹长年在国外，中文可能不那么好了。
用提词板拍了两场戏，周采芹急了，发愿把所有的台词背下来。“在外国，如果演戏之前不做准备，人家根本看不起你。”在接拍《红楼梦》之前，为了防止记忆力退化，周采芹已经背了六十首唐诗。
演宝钗和宝玉大婚一场戏，着实动了周采芹的元气。王熙凤在耳边窃窃私语，如此这般瞒天过海，骗过黛玉和宝玉……“我当时胃疼得不得了，整个人都double up(对折，头碰脚)了，马上就要吐出来”，周采芹认为，贾母当时一定碰到了很深的矛盾：她那么爱外孙女，可是伤心只能在心里，一家之主必须有自己的承担。
贾母去世那场戏，李少红本来让周采芹安安静静躺在那儿：“别让人感觉出来有呼吸不就完了吗？她认为不能那么简单，跟我们大吵了一架，要了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李少红以为老太太需要休息，其实周采芹是用一天的时间回忆她13岁的时候经历的祖父的葬礼。刚好，发型师远在延边农村的祖母在几天之前去世了，周采芹抓住这位朝夕相处的工作伙伴，盘问了一天：逝者最后的样子、葬礼的程序……拍戏的时候，当她躺进棺材的一刹那，场上所有的人都呆住了：棺材里的“贾母”，两腮下陷，下巴脱环。“我当时有点毛骨悚然，因为她脸的结构确实变了，太恐怖了。”李少红对那场戏刻骨铭心。“我爸爸的《打渔杀家》很有名，为了演戏，他跑到黄浦江边去看打渔的。我演《喜福会》之前，在唐人街坐了两天。”周采芹不无自豪。
拍了一年《红楼梦》，周采芹从来没有像很多演员常做的那样，跑到摄像那里，要求回放自己的镜头。年轻时，她最知道对灯光要乖巧，因为自己美不美全在光怎么打。四十岁之后，她从来不看监视器里的回放。“美就美，丑就丑”，演员只是一面镜子，就像《红楼梦》是一面伟大的镜子一样。(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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