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梁祝》感动日内瓦 茅威涛：爱是一种世界语
“山伯之死”一场，茅威涛动情泪落。
茅威涛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周总理当年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议事厅内留影。
范瑞娟（左一）和卓别林亲切握手。
56年前，周总理将《梁祝》带到日内瓦。正值中瑞建交60周年之际， 2010年9月18日～19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新版《梁祝》连续两晚在日内瓦BFM剧院上演，为“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中国主宾国”系列文化活动揭开了帷幕。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和新搭档章益清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剧场外售卖的新《梁祝》DVD也销售一空。在散场后的酒会上，当剧中的演员全部穿上旗袍出场时，观众们都在惊呼，原来戏中潇洒的书生竟全是美丽女子！
中国爱情故事感动世界
毫无疑问，新版越剧《梁祝》征服了瑞士观众，掌声从演员谢幕一直持续到酒会。专程从巴黎飞来的国际戏剧家协会秘书长Tobias Biancone在散场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自去年在南京看到本剧之后第二次观剧，他控制不住地再度流下了泪水，"它是如此柔美，却又如此充满力量。"在他看来，越剧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江南剧种，柔美的声腔、动作、唱词，与梁祝这样一个为爱而不屈服由此抗争致死的爱情主题撞击出了巨大的反差，而舞台的处理也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梁祝》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非常相似，但竟然比后者早了1000多年。而且，我在这出戏的传统之外看到了非常现代的元素。这给了我一个灵感，由一个中国导演，为外国演员来导一出戏会怎样？"这个愿望，他打算在明年实现，而演员，他设想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国、英国、甚至非洲国家。
新版《梁祝》对欧洲观众来说，不再只是一个来自东方的猎奇故事，而在情感上真正触动了他们。尤为可贵的是，这部被导演郭晓男称为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戏曲为基点的剧作，以其国际化的舞台形态，给了西方同行以灵感和启迪。在这一点上，新版《梁祝》以一种纯粹的文化形态，成功对接了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用彩色电影《梁祝》所进行的文化外交。
文/本报记者 龙迎春
茅威涛：《梁祝》成全了我
一直以来，茅威涛携着“最最越剧”的新版《梁祝》东奔西突：自2006年以来全国巡演之外，2010年，新《梁祝》自德国到瑞士，并计划着要去世界三大艺术节之一的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将这一东方的音乐剧，展示给世界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微笑着说：“我有一点自我膨胀，那就是我相信有一天，剧场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越剧则拥有一座国际化的剧场，就像东方的百老汇，不仅用来演越剧，还上演全世界的优秀剧目。”
记者：越剧百年，怎么想到要排《梁祝》？它更像回归，而之前的《孔乙己》、《寒情》似乎走得更远，你们甚至还排了《赵氏孤儿》。
茅威涛：我们的确走得比较前，还没人注意到的时候，我们就排了荆轲刺秦的故事(《寒情》)，然后又排了《赵氏孤儿》，而《孔乙己》对我来说，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前辈告诉我，跟一群真正的男演员演戏，你要怎么去表演。但我看了人艺林兆华版的《赵氏孤儿》，看了国话田沁鑫版的《赵氏孤儿》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不是越剧能够承载的内容。濮存昕说过一句话，他说，越剧是唯一将儿女情长做到极致的艺术，所以在越剧百年之际，我们重新回到了纯粹的越剧主题——爱。
记者：化蝶的处理让人耳目一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不少版本，还有在舞台上弄一个坟，让祝英台跳进去的。
茅威涛：郭导当时说，如果他让我和祝英台穿着蝴蝶的衣服在舞台上飘来飘去，那他宁愿去死。其实新《梁祝》最大的变化在于剧本，杨东标老师给我们找到了《诗经》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一下子就从上世纪50年代为了宣传计划生育，反封建而作的《梁祝》的局限中突破了出来，变成了一个关于誓言、关于爱，关于对永恒的追求的悲剧。而郭导最后想到的用扇子贯穿始终，最终让扇子成为化蝶的象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们为此请了昆剧院的老师，给所有演员排了一个月，学了三套半扇子舞，就这样，扇子在剧中，具有了多种元素，它是书生的道具，是书，梁祝二人题上诗句后，是情感的承载，当他们的扇子交叉，读出上面的诗句时，化蝶已经完成了，所以到最后，舞台上没有一只蝴蝶，只有两把缓缓升起的扇子的时候，化蝶已经成为浪漫的、诗化的升华。
记者：你在表演上和唱腔上也做了很多改变？
茅威涛：“我是一个做功课的人”，当我看到陈道明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我也是这样的，我创作是要为角色写小传的。山伯出场，我曾设计了三种出场方式，包括想用《倩女幽魂》里张国荣的造型，背个背篓，装几本书等等，但最后都被否定了。最后，我选择的是“叫头”的方式，人未出，幕后先传一声“四九，走哇！”而“山伯之死”，词都改了很多版，最后是我写的，当时激动得血直往上涌。演出的方式，我也琢磨了很久，化妆师给我设计了很长的“甩发”，一直拖到舞台上，我就在想，怎么来用这个甩发，后来我给金星打了个电话，她来了一天，我们终于想到了现在的方式；《楼台会》那场，我用的是一种兴冲冲地刹不住车的方式直奔到祝父面前，而非传统的毕恭毕敬，因为我要将山伯那种激动演绎出来……唱腔上，《楼台会》我没有用范老师的“四工调”，重新回忆英台许亲，唱“那一日”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彩调，一下子就将原来的欢快变成了比较悲伤的抒情。越剧不像京、昆有很多程式、身段，所以我汲取众长，学昆曲、学京剧老生，学话剧；在声音的训练方面，我甚至会吸收蔡琴、关牧村、成方圆的女中音的发声方法的优点，带点胸腔共鸣，加进一些阳刚气。
记者：瑞士的观众包括巴黎国际戏剧协会的秘书长，都被新版《梁祝》感动落泪。你觉得它何以能让世人如此动情？
茅威涛：爱是一种世界语。郭导说过，《梁祝》能够打动国内国外的观众，在于戏剧艺术本来就是没有国界的，它建立在人类情感是可以沟通的这一基础上。而在《梁祝》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的舞台表演符号就是国际性的，这个国际性的意思是，新《梁祝》解构了中国戏曲的形态，它一方面是基于传统的戏曲形态，以歌舞演故事，但舞台呈现却完全是国际性的。新《梁祝》这种以扇为蝶，贯穿全剧的方式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它不需要观众事先有一些程式上的设定，而你看京、昆戏曲作品，就需要了解一些程式上的设定，然后才可能看懂。而对我个人来说，《孔乙己》是一个不可重复的高峰，新版《梁祝》，它再次成全了我。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为此次演出做足了准备，出发之前，团长兼主演茅威涛就建议，剧名的翻译一定要让欧洲观众有亲切感，这位曾经执教过初中英语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为该剧取了英文名《Butterfly Lovers》(蝴蝶恋人)。演出中，小百花越剧团还准备了法文和英文两个版本的字幕。
不过，早在1954年，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祝》在没有任何字幕的背景下，仅凭着一段放映前3分钟的英文翻译，就成功地将这部电影介绍给了日内瓦会议的所有代表。那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参与事务，而爱情电影《梁祝》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黩武”的误解。会议后，周恩来总理特地将电影播放给当时居住在瑞士的电影大师卓别林观看，卓别林由衷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他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
就在这一年，范派小生、电影《梁祝》中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第一次穿上高跟鞋、花旗袍，烫了卷发，喝到了外国人的牛奶，并在捷克参加国际电影节，拿回了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之后又在周总理的电召下，去瑞士与卓别林见面。
87岁的范瑞娟在我们去瑞士之前，在华东医院接受了我们的访问，用她在戏曲舞台上的嵊州话，讲述了那一年的“奇遇”。当时，《梁祝》风靡了参加电影节的所有演员，签名本一本本递上来，直摞到她胸前那么高，而演《彼得大帝》的一个男演员，天天追着戏里的“梁兄”，吃饭时进餐厅，总要学戏里的台词，说“贤妹请”，还让她签名，羞涩的范瑞娟难为情，他就跪在她面前，并戏说是向中国投降，向中国演员投降。
当时因为搭档袁雪芬生病未能出国，范瑞娟便独自飞到瑞士跟周总理一起拜访了卓别林。宴会上，卓别林看着海报上的剧照问，为什么演梁山伯的演员没有来，当周总理告诉他，站在他身边的时髦女子就是梁山伯时，卓别林后退两步，被“吓了一跳”。
而说起自己第一次去瑞士的印象，范瑞娟回来跟袁雪芬说，满街都是黄灿灿的金手表，很多人买了，她却用仅有的一点钱全买了化妆用的油彩。采访结束后，老太太坚持自己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步将记者送到了电梯口，并叮嘱说：“就写总理和卓别林，不要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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