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威涛的男女之越：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附图)
茅威涛(袁丹行)
“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做一辈子女人，又演了一辈子男人”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杭州
茅威涛 生于1962年，祖籍浙江桐乡；17岁从艺，为越剧尹派开创者尹桂芳第三代弟子，曾先后5次荣获中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华表演奖”，三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大奖以及第三、六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和“优秀表演奖”等当代戏剧界诸多最高奖项。现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五女拜寿》、《西厢记》、《陆游与唐婉》、《孔乙己》、《藏书之家》、新版《梁祝》。
杭州的酷夏，日头烈烈。
茅威涛光着膀子、踩着厚底靴健步走来，黑背心、牛仔裤，腰间束一条宽皮带，飒爽、挺拔，英气逼人；身后助手提搂着几件中式时装：大红旗袍、紫灰薄纱、松石蓝绣花短装……她把艳艳的花衣裳试了个遍，巧笑盼兮地出现在镜头前——女人，终归是爱红妆的。
你怎么那么臭美？化妆师常这么说她。“当然这是在我生孩子前，化完妆、等着穿戏服时，我经常会照照镜子——怎么那么帅、那么漂亮？！”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一种质感，如今唯有越剧女小生身上才能见得。上世纪80年代《五女拜寿》红遍中国，茅威涛被誉为“越剧小生第一人”。20多年后，当初几朵“金花”纷纷离开舞台，茅威涛则愈战愈勇，从早年的《西厢记》到好评如潮的新版《梁祝》，她频频获奖并挑起团长大梁，成为越剧中生代的领军人物，底下小辈连连钦羡道：“她23岁就站上梅花奖榜首席，至今攒下3个梅花奖盘，拿出来就可以炒一桌菜！”
9月中旬，新版《梁祝》亮相瑞士文化艺术风景线艺术节，距离上一次越剧电影《梁祝》在日内瓦上映整整56年。这是一出中西合璧的华美戏剧，融入《诗经》文学与小提琴协奏曲伴奏，舞美设计“灿若铁花”。4年前国内首演时，茅威涛已表明心志：“这次创作是在传统外衣下面，延续着我20年来未曾改变过的追求，它的内质不是回归，是我们对于舞台语汇又一次寻找和重塑，只是《梁祝》这个具备丰厚艺术储备的经典越剧故事正好为我的艺术理想提供了所有机缘。如果它能获得广泛认可，那么，《梁祝》正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机会！”
2008年，国际剧协名誉主席贝尔哈兹遭遇新版《梁祝》时老泪纵横，力邀剧作参演国际五月艺术节。今年，茅威涛携团员前往德国威斯巴登赴约，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获此殊荣的剧团。出票仅一周，票房销售已达8成，最终成为最卖座的两部戏剧之一。
出入小生、君子
“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做一辈子女人，又演了一辈子男人。我在舞台上呈现出这种东西，承接了一种理想，一种理解。”
台下是意态娴淑的女人，台上是清俊轩昂的男儿，性别认同上的这种矛盾性，连丈夫郭小男也唏嘘——茅威涛这人，得给她好好解剖一下，是不是荷尔蒙有问题？
生活中的茅威涛，不失女人的天真，向记者晒自己的写真照时，她甚至露出几分孩子气的嗲态：“你说，这张照片像不像奥黛丽·赫本？你看，还有这张，特像皮娜·鲍什！”
儿时看革命电影，她喜欢那些俏媚的女特务：“女一号跟生活中我妈穿的灰蓝色衣服是一样的，但女特务总是打扮得最漂亮，穿旗袍，卷头发，跳探戈，我特别想演这样的角色，回家照照镜子，练练那些表情。”
但进越剧行当后，阴差阳错，她偏偏被选作小生。“考试时老师把我刘海往后一捋，噢，脸型非常好，身高也好，唱小生吧！我说好，所以从头到尾基本没演过女的。”
早年《西厢记》开排时，很长一段时间内，茅威涛怎么也找不到张生的心理节奏和形体特征，急得她一个人在家拿大顶。有一天，排练因为停电中断，她脑袋一耷拉，垂头丧气地往地上一坐，谁知，这漫不经心的懈怠姿势突然让自己和角色有了某种沟通，让她刹那间找到了男女形体心理反差最小的和谐点。
如今她却越发明白，“我能在舞台上演这些小生，从古到今各种形象，让我找到了一种审美，可能是女性对男性的某种期许，我希望性格中有这种东西在。”
年轻时看《红楼梦》，她不爱贾宝玉，却最爱琪官。“那真叫玉树临风，当时觉得古代书生就该那样，我一心想塑造这样的形象，早年角色相对来说这个趋势较多。一直到演陆游，我突然间找到了一种相对更成熟的古代书生，他可能带有更多人文内涵，好比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像嵇康那样，一个人白衣飘飘，盘腿一坐，一曲广陵散，来吧，我就在此地了。”
记忆犹新的，还有单本剧《瞿秋白》里最后一幕，“铁链子都挂着，满大街人目送他到刑场，一把椅子搁着，他把椅子转过来，就说了一句台词，我现在都记得，‘此地甚好’，把香烟往地上一丢，用脚一碾，往那儿一坐。然后突然一个黑屏，一声枪声，‘砰！’一倒，屏幕变成红色。这时你觉得瞿秋白就是个君子，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国知识分子。”
人过中年，她依然保持着艺术家的亢奋状，夜里两三点休息算早的了；工作满坑满谷、恨不得按分钟计算，但每天坚持阅读。“我特别喜欢龙应台、北岛的文字，我很钦佩这些人，当你感到整个传统艺术被边缘时，内心其实很孤寂，但有他们的文字陪伴着我，我的精神世界依然很丰满，带着这样的东西来做我自己的艺术时，就有力量了。”
这褶子踢出去还姓不姓“越”？
某戏曲节目晚会上，编导曾设想过这么个场景：做一把纸糊的铡刀，然后拷问茅威涛，你唱不唱越剧？把她脑袋搁上头，铡刀下来一点，再问你唱不唱越剧？茅威涛说，唱！——最后，“铡刀破掉了，茅威涛站起来了。”她大笑道：“他们觉得我像刘胡兰，有点傻。”
1974年，13岁的茅威涛插班到桐乡一中，当时只有文艺班还多出个空位，考试合格后，她坐上了最后一排门口的座位，没想到，当年那个仅剩的空位，将她的人生舞台，最终设置在聚光灯下。
学戏的日子，吊嗓子、排身段，什么苦都吃过。“小生有一关是勒头，那时还没演出就开始吐了，当时很傻，为了克服这一关，我就勒着头睡觉，早上起来脸都肿了。”17岁从艺以来，每逢演出，描眉、画眼、勒头、缠胸……循环往复，竟让她有种莫名感动，“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洗礼，正是这些单调机械的动作，净化着我的心灵，使我从一个平凡的、世俗的、琐碎的人，渐渐演化为舞台上一个又一个被观众所喜爱的角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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