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尚版）》观剧讨论
整理/张舒慧、姚思彧 《国话研究》第二期2010.5.10
由国家话剧院出品并演出的小剧场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尚版)》近日在东方先锋剧场上演，这已是这部张爱玲同名小说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改编、指导的的第三个舞台版本，也是目前为止在原小说基础上改编最大的一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在观看了该剧之后，在该校邹红教授的戏剧研究课上，就该剧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和交流。
改编·对话——张爱玲小说的话剧呈现
对张爱玲小说的改编是一个复杂和棘手的问题，不仅在于关乎小说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的转换问题，还由于张爱玲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独具一格的文字风格，以及其间细腻的心理感受和对人情世态的敏锐洞察，这是张爱玲的特色，同时又是改编的难点。改编问题，及话剧与张爱玲小说间的关系因而成为本次讨论的一大焦点。
石志浩(09级硕研)：这部话剧演出只有七位演员，却展示了一个大世界，它给张爱玲经典小说做了一个“大整容”，将现实主义的小说改编为了现代主义的话剧，在较大程度上是对于经典文本现代意义的阐释，我认为是成功的。
张舒慧(09级硕研)：“张爱玲”作为情感大师的符号以及“张爱玲说”作为男女情感的信条，原著中敏锐得略显狡黠的文字以更为敏锐和狡黠的方式闪现在全剧中，如此适时适量，取得了相当动人的效果。
毕珊(09级硕研)：不同演员数遍读出“张爱玲说”的台词之后，是“我说”——相似的场景在话剧首尾重复出现，完成了导演对小说原著与话剧改编之间关系的解释。张爱玲在1944年的上海说着；而“我”的言说者，则可以是当下情欲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姚思彧(09级硕研)：反复出现的“张爱玲说”，以及张氏小说片段及张生平的引用，与其说是在诠释张及其作品本身的内涵，不如说更多地表达了当代人对张爱玲的某种理解与想象。作为舞台符号的“张爱玲说”，一方面把角色(观众)所处的当下与张所处的年代沟通起来，使人感到，我们与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们在生活(尤其是情感)上面对着相似的困境；一方面则有意淡化张氏小说的冷峻讥诮，将更为大众所接受的温情放大，使数不尽的“张氏警句”最终落到“吃了些苦，也还是要爱”这一既充满无奈又富有希望的态度上。与张相关，剧中的“上海”与“红玫瑰”王杰瑞的“上海身份”也或多或少地带上某种想象成分和象征意味，成为一个与“北京”(及“白玫瑰”孟岩黎)相对的存在。正如张在《传奇》中借“香港”反照“上海”一般，全剧最终借由此起彼伏的“张爱玲说”实现了“我说”——把心灵安放于生活的缝隙，然后倔强地，“开出花来”。
余明发(09级硕研))：虽名为《红玫瑰与白玫瑰》，而结局却坐实了《封锁》里的那个短暂的盹。佟振保的出场和结局都和飞机有关，生活在飞机上的她不断徘徊在北京和上海的旅途中，她的恋爱观乃至人生观都离不开这种飘忽不定的运输工具。飞机的发明显然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却无法增加你我之间的亲近。在发现孟岩黎偷情后，佟振保可以搭上飞机轻松地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同样，在意识到与王杰瑞不可能的爱情之时，她也可以凭着一张飞机票迅速回到孟岩黎的怀抱，回到以前的生活。对于飞机上佟振保来说，也许王杰瑞不止一个，上海的王杰瑞不过是她困顿的生命旅途中的一个盹而已，还会有王杰瑞第二，王杰瑞第三……导演借此诠释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当下人生活中的意义。
创新·离合——时尚处理中的主题诠释
与初排版及明星版不同，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不仅将故事背景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搬到了当下，而且别出心裁地倒转了剧中所有角色的性别；同时，话剧在处理佟振保这一角色时延续了前作“一分为二”的特色，启用两位演员同时在舞台上诠释这一角色。针对这些创造性的改动和处理，同学们在讨论中结合自己对主题的理解，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林洁伟(09级硕研)：话剧很大地改变了小说情节，人物性别倒换，并加入了当下人生活的许多情景。但我觉得小说和话剧是“神似”的。小说中佟振保在女人之间的纠缠，而话剧中的佟振保是在男人之间纠缠，同样涉及到现代都市人的家庭生活，特别是感情出轨现象。话剧抓住小说的一个点，进行了具体呈现和深化，更突出了佟振保内心世界的复杂和分裂，舞台上两个佟振保或唱和或争斗，既有愤怒和欢乐的共享，也有疯狂和理智的对立，尽情展示非理性所能控制的内在真实的混乱、破碎，让人的精神状态具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人类在现代文明造就的生存环境里，在现实选择和欲望诉求之间挣扎，迅速地由合而离、由离而合，生活中充满不稳定、假象和无奈。这是该剧的深刻处。
张舒慧(09级硕研)：话剧以极富创意的新颖的表现形式提取了小说的主干——一对二的情欲与出轨的故事，同时又在内涵上抓住了小说的精髓——佟振保的纠结并不简单在于外在的对于红白玫瑰的选择，而在于自己内心中的红玫瑰(欲望)和白玫瑰(理智)的战斗。这是一个对丰富暧昧、不易表现的小说主题删繁就简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意蕴重新赋予的过程。
余明发(09级硕研)：导演巧妙地诠释了当下人生活中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意义，焦躁不安人格分裂的现代人往往握有两朵玫瑰，一朵是单调但“靠谱”的白玫瑰，一朵是夺目而短暂的红玫瑰。就如自我的佟振保和本我的佟振保之间频繁发生道德争吵一样，现代人也会经常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间做出选择与舍弃。
毕珊(09级硕研)：剥去高科技舞美和现代化说唱的外壳，依然是爱情与欲望、责任与背叛的主题。象征爱情的佟振宝最初捍卫着青梅竹马的丈夫白玫瑰孟岩黎，后被红玫瑰王杰瑞的真情打动，留在他身边很多年；孟岩黎作了小裁缝的“爸爸”，却让这个有“渴爱症”的女孩永远成为了回忆；王杰瑞在审美方向的转换中，磨折了婚姻，也学会了怎样认真去爱。当象征情欲的佟振宝不再以“我还天真着呢”逃避责任，她在回家途中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命中注定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同的是，导演选择了温暖的结语：情欲和爱情回归为一体的振宝说“明天，我想重新做人”。毕竟，“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
段志芳(09级硕研)：原著深刻剖析了男人的情智抉择，而该版话剧则将性别颠覆，展现了女人的情智冲突。原本女人对情感的要求就比男人更多，何况现代身兼事业压力的职业女性更需要情感作为压力的释放口。可惜被中国传统所娇惯了的男同胞，在已独立自强的妻子面前是如此的不堪。女强男弱应并不是女人男人所愿的，如何应对这种事业婚姻中的悄然变化呢？这就产生了不断地围城内的突围。但突围后又如何呢，进入另一个围城抑或像剧中佟振保一样再退回围城内，毕竟生活的惯性是难以更改的。
狂欢·思考——多声部交响的舞台形式
此外，话剧突破传统、充分利用小剧场优势的舞台演出形式，特别是接近中场时的那段说唱也成为了同学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石志浩(09级硕研)：话剧演出将时空打乱，将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穿插在一起，将“张爱玲说”与“我说”结合在一起，将经典话语与日常俗语甚至脏话掺杂在一起，将对现今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个人的就业、爱情、婚姻问题的关注巧妙地甚至是喜剧性地放到了一起，将台上与台下的界限打破，这些大胆的解构手段使得话剧的演出收到了意外的喜剧色彩，而解构之后深层的建构，即丰富的意义生成，又引发观众的思考，非常精彩，非常成功！
张欣(09级硕研)：“在我们没有能力展现我们真实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控诉和讨论的，房贷我们还不起……”这是一群生活在大时代阴影下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戏仿经典是他们对社会发言的策略和手段。模仿经典，不断召唤起经典情韵的熟悉记忆，回到过去、超脱现实，制造一种间离效果；戏说经典，融入当下的时尚元素、热点话题，不断挑战观众的期待视野而又令人不自觉地回顾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在“张爱玲说……”“我说……”的交错纷呈中、在过去与现实左右顾盼的神似中隐曲地表露当代青年对现实社会中生活、情感等切身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而这种讨论又是发生在狂欢化的语境里，语言恣肆——南腔北调、说学逗唱、引入流行用语、调侃热点问题，思维放纵——男女对调、时空穿插、将人格分裂和京沪文化对照的抽象化成实体，将一切的个体感受、思考包裹在都市生活嘈杂、狂欢、快节奏中加以展现，取得多重的审美效果。
张舒慧(09级硕研)：不得不提的是话剧中说唱张爱玲的一段，前半场紧凑上升的剧情在这里被推向了最高潮。灯光、音响、唱词和演员们的表现配合默契，几近完美。在这里，玫瑰、震保和张爱玲；房贷、青年和就业；电影和戏剧；兵荒马乱的社会现状等杂糅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曲，以不羁和放纵的发泄姿态，表达了对这个社会强烈而焦灼的期望。此时，舞台上所有的一切都呼之欲出，观众被带领着跳出剧本和剧情并参与了一场集体的狂欢，这种狂欢式的发泄让人感到荡气回肠，这也是小剧场和先锋剧在与观众沟通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体现。
周墨西(09级硕研)：这段与剧情不大相关的说唱非常引人注目，多种乐器快节奏地响起，演员一一历数着剧中人以及剧外人几近苍白而沉重的生活，那些熟悉的词汇“工作”、“房贷”迅速燃起观众的共鸣。而让人应接不暇的台词伴随着激情的音乐，犹如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快节奏、兴奋以及压力，我们都经历这样的生活，这里有不堪负重的压力，同时也有着让人不能自已的兴奋。于是这一段说唱是与剧情不大相关的却不多余小高潮，生活便是如此，虽然压力重重，虽然毫无胜利可言，但是可以在压力的间隙里聆听音乐，享受节奏，所以生活到底是好的，毕竟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讨论纪要 时间：201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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