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晖：“翻新”的活力
孟晖/文 《国话研究》第二期
2010.5.18
如果由唐人来命名的话，田沁鑫导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2010年时尚版就会被叫做“新翻《红玫瑰与白玫瑰》”，一如他们习惯于“新翻《杨柳枝》”、“新翻水调歌”等叫法。
“翻”在唐代是音乐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专业术语，大致是指任何一个音乐人对于已有的成熟乐曲进行二度创作，从而生发出一支新曲调。“国话”的此度“翻新”特别惹人兴趣，因为此前已经在张爱玲小说原作的基础上“新翻”出一个当代白领版，因此，如今这一时尚版乃是对“新翻”的“新翻”。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当今优质原创剧本的匮乏有关，也与市场压力有关——只有张爱玲的名头才有可能吸引到观众的注意。不过，张爱玲写于1944年的这篇小说触及到现代中国逐渐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暂时被叫为“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的群体，显然才是“新翻”创作者们命中它的主要原因。
三年前的当代白领版清新雅致，并且确实呈现了今天城市青年的道德与生存情境，所以颇得年轻观众的共鸣。二度的“新翻”让“佟振宝”变身为女白领，人生里绽放出红的和白的两朵男玫瑰，这一变体看来耍宝，但其实反映出创作者对于女性处境变化的敏感：中国在前进，女性已不再仅仅被动充当男性人生的衬色与补色，而可以成为主体。可惜的是改编者没有在戏剧化上下功夫，没有用功去想象：当一个女佟振宝遭遇她人生中的玫瑰时，她与玫瑰们、与其他人会是怎样具体的意志交锋？在唐代，擅长“翻新”与否，被视为评定一个音乐人之才华的重要指标。确实，对于熟悉者来说，“原作”与不断的“翻新”作品之间的同与异，构成了一个审美经验的整体；对于不知情者，则其中的每件作品又都能单独成立，足以提供一次自足的体验。时尚版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更有深度地展示当代“新女性”具体而微的心理与道德世界，这多少让人遗憾。戏后半部出现的散文化与抒情化手段对生活的复杂做了减法——抒情是最肤浅最没意义的一种感受形式啊，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就这么有生命力？
不过，时尚版有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中国的话剧人终于学会了在向观众提供娱乐的同时展开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很不幸，话剧随“西学”登陆中国之际，显然是被当成了“夷之长技”的一种，笼着艺术的光环，戴着经典的桂冠，承担着载新道而言新志的功能，严肃得了不得。于是中国话剧不得不展开一个逆向于艺术史基本规律的进程——先在宝座上加冕成“艺术”，然后再想法进入当代社会变迁的激流，生长出血肉之躯与一己的生命。
市场化对于话剧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但，近年来话剧人们的成绩显示，应对危机的努力反而可能给国产话剧带来意想不到的活力。想不到曾经导演出《生死场》那种悲怆作品的田沁鑫竟能彻底放松下来，呈现给观众彻底的娱乐和愉快。白领版还有着“我们在创作艺术”的痕迹，相比之下，时尚版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娱乐消费品。但这并没有妨碍编导演们与观众展开心灵上的严肃交流。二度翻新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几乎没有故作深沉、故作思考的时刻，自始至终，青年演员们都在兴致勃勃的唱念做打，带动观众情绪活跃。在笑声中，观众却也心甘情愿地承认了，剧中那种局促的人生正是自己的真实影像，无奈而又苍白。这，恰恰就是戏剧的真正力量吧。
(作者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盂兰变》，随笔集《花间十六声》、《潘金莲的发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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