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一场琴瑟异趣的“婚姻”
文/李静
《国话研究》第二期 2010.5.23
田沁鑫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依偎着张爱玲的同名小说火爆上演了。这场“田张配”看上去鼓乐喧天，其实却是琴瑟异趣的。
小说原作写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男主角佟振保，英国海归，兢兢业业的小户人家子弟，婚前泡上了大学同学风骚贪玩的妻子王娇蕊。待娇蕊改了随便的心性，学会认真去爱，欲与豪阔丈夫离婚嫁他，他却因顾虑前途而退避三舍了；娇蕊顷刻间认清真相，决然离去。这是他的“红玫瑰”。经过理性权衡，他娶了美丽、顺从、寡淡的传统女子孟烟鹂。但这支贤德的“白玫瑰”并未照着祖传唱本编排的剧情给他脸上增光，相反，现代都市家庭已不是自我中空的古板女子的舞台，她只能“帮”这位雄心勃勃的失意郎君，向更为沦落的深渊滑去。
小说以轻快的反讽和摇曳的笔触，讲述了背离“真我”者遭受命运之罚的故事，是一部杰出的轻喜剧。“自我”之“真”、“伪”、“空”，对应着三个主人公：全盘西化的王娇蕊，外西内中的佟振保，全盘传统的孟烟鹂。借着这三人，张爱玲完成了一张中国传统人格的心理学画像——即佟振保式的关系至上、不见本心的“伪”，和孟烟鹂式的生命委顿、心智停摆的“愚”。支配此种人作出生命选择的，是利害权衡、他人目光和传统陈规等外部规定性，此规定性已内化为一种自动化的心理人格，使人无法生成真实、个性的自我，亦无法拥有真实、自由的生活。此一主题鲁迅先生曾多所触及，但张爱玲与他的方式和用意迥然不同：她是花，鲁迅是药；她只为呈现人性之谜而绽放，鲁迅则为疗救国民之劣根而生长。但是，花未必不能入药，药也未必不能开花。写作者的初衷和阅读者的领会，往往并不一致，但也未必乖离。此正是两位小说大师的技艺超群之处。
张爱玲的天才骇人之处，一在语言，一在视角。语言是小说的肉体，而她的“肉体”就像王娇蕊溅在佟振保手背上的肥皂沫，“小嘴”一样吮着人的灵魂，活色生香之余，在在泄露着微妙而全息的意识。张爱玲视角的独特，则在于她作为一个主体性充盈、神秘而早熟地领略了前世今生和文明本质的个人化作家，对人世既入乎其内地“懂得”，又出乎其外地旁观，并能以诡异至极的方式使用“本我”和“超我”(依弗洛伊德概念)。看上去她是单依任性的“本我”写作的，实则她是以小说家的“自我”意志，缝制了一件“本我”为表、“超我”为里的衣裳。这种内衣外穿、外衣内穿的写法，与“正常”作家的路数截然相反。可以说，饮食男女、心理分析、文明批判，是文学天才张爱玲的三支杀手锏，少了任何一支，都不是张爱玲——尤其最后这支，如同一件难以启齿的隐私，最为她所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她与一般业余作家兼职业道德家的判然之处。也因此，人们多以为她只关心饮食男女，不在意善恶是非，女作家王安忆也据此宣布自己比她高明得多，因为自己是懂得“爱国”的。殊不知在饮食男女和心理分析之上，张爱玲是从不放过“真伪智愚”的价值维度的。而此一维度，正是她笔下从饮食男女到风俗社会的“纵贯线”，“人”的生命质地，无不借此显现。
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将原作的心理分析和文明批判维度滤除了，只保留了“饮食男女”的部分——即小说的人物关系、故事框架乃至人名发音，反转了主人公的性别，置换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和环境，填充以当代生活的热门信息和尖端场景，以此达成剧场与观众的“对话”。对话显示出局部的成功：视听效果的当代感，以及对职场生存焦虑和当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多角关系的触及，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但由于改编者自身的精神立足点并未确立，而只忙于原作与当下故事的对位和合理化，遂使这种改编流于生活现象的平面堆积，而成为一部关于“多角恋”的庸常情节剧。由此可见，如何对文化传统和当代现实做出既基于个性主体、又深味世界之总体性的精神观照，实在是艺术创造者共同的难题。
(作者系北京日报副刊编辑)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