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娱乐讯 一小群痴迷于舞台实验的戏剧学者:沈林、高音、欧阳雯……自组一个夜猫子工作室,摆弄出一台夹杂着单弦、曲艺演唱、小泥人等浓浓京味情调且五味杂陈、声态并作的《北京好人》。日前,该剧在朝阳9剧场结束了首轮10场演出,获得了业内专家及观众的一致好评。
该剧改编自布莱希特的名作《四川好人》。创作者忠实于原著,并在其基础上运用了布莱希特最典型的“间离”手法进行再创作,舞台上由演员当众易装,并一人扮演彼此对立的两个不同角色,给观众提供了更宽阔的思维空间,对此,著名评论家林克欢看完全剧后,给予了高度称赞,“或许有人会说,《北京好人》无非是要表现人皆有善恶,每个人身上既有沈黛善的成份,也有隋大恶的成份。这固然也是一种解释。但我想,主创者不至于会迂阔得认为善能够救世,也不至于浅薄得仅会认为人皆有善恶。沈黛∕隋大的形象魅力,不在角色双重性格的讽刺性矛盾。《北京好人》的可贵之处,也不仅仅在于它对一街(城)分南北——街北蚁族挑灯加班加点,街南豪门宴饮歌舞翩翩——的义愤与嘲讽,更在于它或多或少地触及人性善恶滑动的社会根源与制度性原因。”
北京市文艺学会副秘书长、文学博士徐翔认为《北京好人》的上演,从内容到艺术手法到文化精神,都在向观众展示一种对现时代的敏锐触角: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一种或可称为后—后现代的文化时代正显现着它的曙光。从戏谑与平庸中回归原典,从翻版与拷贝中回归经典,从高雅与超脱中回归现实,从污浊与神圣中回归追问。“《北京好人》并非抱着现代主义的严肃态度,沉重而荒诞地拷问人生;也不是抱着完全虚无、娱乐化的态度,彻底地戏谑和颠覆经典。它是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背景中对现代主义的审慎回望,也是藉现代主义资源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严肃反拨和独立。而这恰恰就是《北京好人》所要传达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态度:在人海中守卫一种家园,在欲望中坚持一种谨慎,在思潮中保持一种间离。”
《北京好人》的演出采用三面舞台的简朴形式。尚未入戏的演员,戴着白色面具,分坐在左、右台侧的木条凳上。脱下面具,戴上一顶帽子或披上一件戏服,即化身为角色登场表演。空荡荡的舞台上,最主要的布景是一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岁月中常见的四轮竹制婴儿车,车中架着一块画着红红绿绿的日常杂货的景片。一位乐师,一把单弦,几乎就是整个乐队。至于风声、雨声、敲门声、街声……统统由演职员用最简陋的蒲扇、小喇叭现场制造。与贫穷殊异、善恶滑动的戏剧内容相配合,巧妙地产生一种亲切的临场气氛,以及生命与历史的现时感受。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巧用了“一弦一柱思华年,很涩很沉很痛苦”来形容观剧后的感受,“我从未想过三弦的表现力能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仿佛整部戏就是被一把三弦撑将起来。灯火辉煌的北京,在零八年奥运会后已经完全成了一座国际大都会。弦子里的北京,已经是早已凋零的昨日黄花。但‘怎样才能既善待别人,又善待自己’这样的问题,从古以来被问过多少次?今后还会被问多少次?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北京好人》里的那把弦子,弹出的竟是二百年前弹过同样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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