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批判话剧“意外”走红 专访《斗争》主创
在魔幻解构轻飘飘的爱情充斥话剧舞台的今天，《这是最后的斗争》得以克服市场和政治双重压力生存下来，也许是这个社会最不意外的意外
编剧孟冰
导演吴晓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最开始，《这是最后的斗争》(以下简称《斗争》)并非一部被人看好的话剧，因为没有“大牌”导演，没有“话题”演员，也没有“应有”的炒作和铺天盖地的媒体头条，说起来甚至有些可怜：去年5月份该剧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却并未引起任何关注，艰难求生一年后，它才“大器晚成”，得到应有的赞美和掌声。它的开场，一片安静。
那些不安静，却渐渐出现在上演之后。一年后，它被观众誉为内地20年“最大胆说真话”的舞台剧，是近年来话剧舞台上的“中国反腐第一剧”。自在北京多轮演出以来，观众评价该剧台词有股“狠劲”，“太真实”！目前，该剧已经完成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巡演，接下来将深入内蒙、安徽等内陆省区演出，甚至筹划2011年10月到2012年5月间在美国百老汇上演。
某种意义上，在商业和票房论至上的今天，《斗争》所遵循的，依然是早年中国话剧的匠人精神和原始传播路线——它指向的是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存在但却始终被人忽视的现实脓疮。也因此，它能够直抵人心。
艰难的诞生
演了两场后，坊间以讹传讹，传出个笑话：“这个戏赶紧看，不看以后就会封杀了”
若要弄清楚一部优秀作品的血脉，则必须回到最初的起点。《斗争》的诞生，说来与一顿年夜饭有关。
2007年春节，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和妻子去好朋友家凑热闹。除夕夜，朋友家里热闹非凡，老中青三代满堂，大家就社会现实和各自生活聊得不亦乐乎，当然也伴有激烈的争执——就是在彼时，一个关于三代同堂信仰和理念冲突的创意种子，在孟冰的心里萌芽——成长于革命家庭、从小接受红色教育，但也因此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更为激烈价值观念冲突，这也许是催生孟冰内心表达欲望的意识背景。
自此，孟冰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痛苦思考。
他为剧本定名《这是最后的斗争》，其间九易其稿，最终落纸4万字，到首演前，修改更是不计其数。
当时孟冰并未想到，这部戏竟然会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传统复兴的一次见证——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话剧的主导性风格就是直面人生、揭露和批判社会问题的写实主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到1980年代，现实主义话剧便逐渐退出，爱情和幻想题材充斥舞台。
面对《斗争》这部近二十年未曾相逢的现实主义巨作，国家话剧院的领导们决定开排：尽管无法预料它的市场和政治生存前景，但大家似乎都不忍心放弃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经过6周排演，2009年5月1日《斗争》正式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演。
有趣的是，为了能够顺利首演，剧组甚至最终决定将《这是最后的斗争》更名为《大过年》。
“当时我们觉得名字有点太激烈了，现在都讲和谐。”该剧导演吴晓江说。而孟冰则告诉记者：“当我得知剧院改名为《大过年》时，我是不同意的，这个名字不足以概括和统领这部戏的思想内容。”国家话剧院尊重了他的意见，第二轮上演时，改回原名，只不过加了个副标题：又名《大过年》。
孟冰并不觉得这部戏难写，“难的是把握分寸” 。在写作之前，他就意识到，这部直面当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戏肯定会受欢迎，但令他吃惊的是，排演过程中因遭受压力而不断做的那些改动。“大家小心翼翼的”，他形容道。
这种“小心翼翼”并非没有缘由，第一轮演出后，这部现实主义的话剧锋芒毕露，因而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去年上半年，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讨论这部戏的帖子，例如“从《斗争》看戏剧的现实关注”“《斗争》：尴尬中思考人生百态”，但很快就销声匿迹。该剧制片人刘铁刚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开始是很艰难的，因为媒体一开始不敢报道，拿不准报道尺寸，写了也担心会被主编毙掉。因为上面还没有明确表态。”
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了两场后，坊间以讹传讹，传出个笑话：“这个戏赶紧看，不看以后就会封杀了。”
高层的认可
“中国国家话剧院诞生了一部能让老百姓们争相观看的旷世剧目”的消息，很快传到更多的中央领导耳中
作为一名有胆识的制作人，刘铁刚似乎并无太多忧虑，他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第一次看剧本时觉得这个剧很生活，但同时也担心写了这么多党内腐败和流行段子而对观众有误导。但后来一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何二明(剧中人物)所说的话也很正常啊，我们手机上的短信和庸俗的段子，不是今天的现实吗？“老百姓是有所甄别的，不会完全去附会，艺术家大可不必在这点上紧张。”他这样鼓励剧组成员。
当这部戏的口碑流传之时，剧组决定去天桥剧场、中国国家大剧院加演。
同时，“中国国家话剧院诞生了一部能让老百姓们争相观看的旷世剧目”的消息也传到更多的中央领导耳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高层领导专程前来观看。李长春对《斗争》的评价是：这部话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好教材。
得来高层这样的称赞着实不易。导演吴晓江坦承：一边演一边改，甚至多次修改规避风险，“起先只是在剧本细节上不够合理和准确的地方做了修改。很多人很喜欢但又担心这个戏会被毙，我们就软化了过分敏感和容易引起误解的词，后来有更高的国家领导人要来看，先派副部级的领导来看，为了避免敏感和引发争议，后来又改过一次。”而至今，大众看得最多的版本是国家大剧院版。
刘铁刚关于剧本修改的说法则是：“修改是从人物是否真实立体和观众认知方面出发。原来消极的东西多了些，有些人物太偏激了，例如老二上台就说风凉话，不太符合现实生活，一个人坏不是什么都坏。后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情节：老二为了缓和跟父亲的矛盾，他想了一宿，想到了共产党的好——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牛，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开始讲不好，老爷子又生气了，戏剧性就出来了。”
而孟冰认为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具有性格、美感的正常普通人，何二明这个人物也不例外，他的言行激烈是因为“他的内心冲突最激烈，因为他内心是热爱这个国家、这个家庭和父辈的，但是他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内心矛盾比别人激烈”。
高层首肯后，这部剧曾经曲折的命运似乎得以改变，其后，《斗争》创造了50多场的演出纪录。
“另类”主旋律
这个戏“好就好在说实话，勇敢在说真话”
说来有趣，这部“献礼建国60周年”的主旋律话剧，却以其犀利大胆的台词，直刺当下社会的黑暗内幕和共产党内部的腐败现象，创造出“另类”的主旋律风格。
该剧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社会转型期中一家三代人的困惑与坚守，毫不掩饰地揭露当今社会权钱交易的现象——除夕之夜，退休高官何光明的小儿子何晓明因非法集资败露，决定在逃到美国前陪父母度过最后一个除夕，而揭发者竟是自己的外甥小剑；大哥何大明期望弟弟主动向当局坦白，自我救赎；二哥何二明对社会黑幕深恶痛绝，但为生存不得不跻身其中，良心备受拷问。在这个本该团圆欢庆的夜晚，何家三代却面临着金钱与信仰、坚守与背叛、正义与亲情的残酷抉择。
初看这部戏，你可能会感到一丝平淡简单：传统的“三一律”结构、零大腕阵容，剧情也不够惊奇娱乐，但你一定会被该剧强烈的批判性，以及大量取自现实生活的精辟台词所吸引。
譬如，剧中人物何二明历数社会腐败黑幕：“这有什么呢，不就是那个什么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官商勾结，暗箱操作，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收红包，拿回扣，包二奶，养小蜜的事，那都是电视和互联网上比比皆是的事。”剧中人物周小剑痛斥：“在我们乡下，凡是好事都被那些乡里县里领导的儿子、孙子和七姑八大爷占着。别人不敢开的矿他们都敢开，别人不敢伐的树他们都敢伐。老百姓要想告他们，公安法院全都跟他们勾着，没处申冤啊！”又如：“那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是理发的，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这样写实诙谐的台词令观众每每会意地大笑并鼓掌。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不仅在格调上堪称“另类”，表演与人物塑造上也不同于一般主旋律话剧。吴晓江说：“这个戏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复杂，比如说，大家明知何晓明携款潜逃是不对的，但对他又深怀同情，对老爷子的正直和耿耿于怀既感到他很傻，也觉得很可爱。”
但刘铁刚并不认为这部戏“另类”，“现在大家都弄非写实的戏，而我们这部戏恰恰是最传统的写实的戏剧，反而另类了。”
不过，他们都认为这个戏“好就好在说实话，勇敢在说真话”。刘铁刚说起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家长嘱咐孩子“这话在家里说说就算了，千万不要在班上说哈”，爱人嘱咐媳妇“这话千万不要在单位说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实话不再是社会人应该恪守的情操，而成为生活中的技巧？
或许，所谓的“另类”，只是因为一种话剧风格的泛滥压倒了另外一种风格，当后者出现时便更能震撼人心。《斗争》恰恰在这个泛娱乐时代做了“正心”的事情，在浮躁的物欲世界里如此发问：我们丢失了什么？未来我们将走向何方？
【先锋语录】
★尽管我们漠视它、不愿触碰它，但关于信仰的认识、差异和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这个时代的面貌不同了，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但是不是共产主义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东西呢？
★这一代人可以为上辈人的故事所感动，但绝不会再那样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正如《这是最后的斗争》这部戏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矛盾张力，围绕戏剧的创作、上演甚至是表达主题，编剧孟冰和导演吴晓江都有着各自的解读。孟冰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而执著，他期望自己的创作能令人们正视信仰问题。而吴晓江似乎更与时俱进，“生活环境、世界观和价值观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的新一代，是否应该拥有不同的信仰？”
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和国能放心地交给他们吗？
《国际先驱导报》：你创作这个戏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孟冰(编剧)：我们这一代从戴红领巾的时候起，就在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的父母累倒在工厂车间，将家里的钱物送给贫穷的下级，他们让级别、让房子，把省下的工资交党费，就是在忍受委屈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定地唱着理想之歌。而我们的孩子大都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从“一代新人”到“新新人类”，他们行进的速度是宽带、高速列车，他们不再关心政治，甚至讨厌政治，对神圣和尊严开始“恶搞”，他们崇拜的英雄不再是雷锋、焦裕禄，而是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和“芙蓉姐姐”。
现代生活话语的主题词不再是奉献、牺牲、无私、崇高，而是财富、房产地产、名车名牌。这一代人可以为上辈人的故事所感动，但绝不会再那样生活。他们的爱心更加社会化、平民化，并远离政治信仰。他们生活的目标不再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了他人幸福”，而是既要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又要充分的物质享受。
我从小接受红色教育，又在有革命情怀的军队成长，我的血液中带着父辈关于理想和信念的思考。共和国已经走过60年，明年是建党90年，当初，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今天看看那些牺牲的先烈们是否有价值？我相信大多数祖国的未来——青年是好的，但也有许多青年对历史无知、对红色记忆淡漠，甚至没有信仰。前辈和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和国可以心安理得地交给他们吗？
这些思考的痛苦和痛苦的思考，就是我创作《这是最后的斗争》的根本动因。创作《这是最后的斗争》，是数年来生活中的这些积累和感慨与我的血液、灵魂融会贯通的结果。
《国际先驱导报》：这部戏是因为反映了社会上最普遍的腐败问题才受关注吧？
孟冰：“反腐败”是这部戏呈现出来后大家感受比较强烈的亮点。其实这个戏真正的核心价值是探讨当今价值观念冲突中关于信仰的确认、坚持、困惑和判断问题。发生在舞台上最激烈的事件和人物，例如贪污受贿、携款潜逃，是呈现出来的矛盾冲突的焦点，通过这些情节事件反映了人物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尽管我们漠视它、不愿触碰它，但关于信仰的认识、差异和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下一代人是否必须有完全不变的信仰？
《国际先驱导报》：你的信仰是什么？
吴晓江(导演)：我是真正共产党出身，我父母亲都是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资历共产党员。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剧中老爷子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态度，我从我父母身上已经深有体会。
这个时代的面貌不同了，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但是不是共产主义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找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哲学意义和信仰意义的东西，仅仅照搬当年的说法和理念来影响和说服这一代年轻人是相当困难的。不可否认，上一代人的认识、信仰和所作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对今天仍有意义。但我也怀疑，由于生活环境、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不一样，下一代人或下几代人他们是否必须跟上一代人有着完全不变的一样的信仰？
这个戏反映的是共产主义信仰能不能传承的问题，我觉得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至于追问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有意义，就把信仰问题狭窄化了。如果从更广义来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而且都是在前一代人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国际先驱导报》：为何起了这样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名字？
孟冰：“这是最后的斗争”是《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从《共产党宣言》开始，这一直是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最根本的问题。
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我和李天祥、赵友萍两位先生经常在一起交谈。有一次，谈起宗教信仰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信仰危机时，李天祥先生突然感慨地说：希望你将来写一部戏，就叫《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都知道，《国际歌》中它后面的词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写这个戏的出发点就是想表述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面对“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信仰问题。如果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危险。
戏剧的功能不仅仅是娱乐
《国际先驱导报》：你如何看待如今喜剧闹剧占主流，现实主义批判话剧被贬低的戏剧市场？
吴晓江：现在恶搞和娱乐的戏很多，演出样式变化很大的戏也不少。一方面你觉得演出市场呈现多种多样，但另一方面真正呈现艺术创作者想要对观众说出话的戏剧很少。大部分戏把生活中有趣味和有戏剧性的爱情和价值观念，通过戏剧放大在舞台上，把以前认为崇高的东西——理想、信仰和贞操等，通过反讽的方式来体现，这表现了现代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和对以前理想的否定，创作者好像对生活和社会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在生活压力下走进剧场寻找娱乐，没有什么不好，但戏剧的功能不仅仅是娱乐，而是认识、思考生活和自己。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正面的东西，这部(《这是最后的斗争》)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正剧，但也不乏幽默和喜剧的因素，构成了正剧的多元性。凡是走进剧场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有网友留言说：如果说这是主旋律，我会大声疾呼，朋友们都来看看这样的主旋律，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主旋律了！对于吃惯了没有营养的快餐，再吃一些讲究一点程序、需要一点耐心和动一点脑子的戏剧会觉得挺好。
当“斗争”在百老汇上演
【作者】陈雪莲
“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深受不尊重民族先父最初理想的人之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初冬的晚上，位于北京帽儿胡同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国话小剧场里，正在上演一场100余人观看的英文剧本朗诵会。特殊的是，右边的投影屏幕上一位穿白衣的美国人也在通过网络摄像头即时观看。这个叫道·弗朗茨(中文名董方思)的美国人，是百老汇时代广场制作公司中国投资的总裁和执行制片人。
而这场跨越太平洋的即时视频对话，源于一年前这个完全不懂汉语的老外在北京看了场中文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并且，下决心要让《斗争》在百老汇上演。
如果乔治·华盛顿生了个叫麦道夫的儿子
那还是在2009年8月，《斗争》导演吴晓江邀请道·弗朗茨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观看这部话剧。由于此前对该剧一无所知，仅是怀着娱乐放松心态，加之喜欢剧院的设计，后者就请一位翻译朋友随同他去看戏，他们坐在后面的角落里，翻译就一边看一边耳语同声翻译给他听。
当情节在面前渐渐展开时，弗朗茨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部戏，“我被彻底感动了，看到这个家庭被兄弟姊妹和侄子的行为撕裂时，几次落下泪来。”为了印证自己的感受，他不仅自己连看四五遍，并找了很多纯美国背景的朋友来看。最后，作为百老汇时代广场制作公司中国投资的总裁和执行制片人，他决定将这部戏搬上纽约百老汇的舞台。
事实上，从第一次看这部话剧，弗朗茨便一直没有改变内心的想法：“这部戏跟我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比新一代商人和政治领导者，它提醒我们上一代人伟大而无私的精神。”2009年，他第一次看到《斗争》，全球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散去，伯纳德·麦道夫金融骗局更恶化了已经在衰落中的美国经济和金融健康。这残酷现实，令弗朗茨在《斗争》中感受到失落已久的理念共性和感情共鸣。
“我们都有伟大的先人——在美国，我们仍然称1776年创立美国的人为‘国父’，他们拥有执著的理想，历经千辛万苦，为了公民利益最大化而建立新国家。但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深受不尊重民族先父最初理想的人之害。这些人已经遗失了先父们当初的艰辛和理想。”弗朗茨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跟他在纽约的同事制片人解释《斗争》的剧情：“如果乔治·华盛顿生了个叫伯纳德·麦道夫的儿子，会发生什么？”在弗朗茨看来，中国的一切都在疾速前行，艰辛开国的一代人之后便紧跟挪用公款开宝马潜逃的一代——这简直是对美国当代史一个高度浓缩的戏剧性隐喻。
家庭戏比政治戏更易被接受
对于自己执导英文版《斗争》，导演吴晓江同样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和美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念相距并不遥远，更何况，面对上一代精神遗产的“归属和评判”问题，每一代人的困惑都大抵相似。
而正如该剧制作人刘铁钢所说，一旦成行，《斗争》将成为中国首部进军美国商业演出市场的话剧作品。不过，吴晓江也坦承，对于这一邀请，剧院仅表示谨慎的乐观，“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商量，例如对文本的认识需要调整，并不是简单地将中文剧本翻译成英文版本。毕竟中美观众对彼此政治背景和生活背景读解很不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例如在北京英文朗诵会的现场，本报记者发现，中美话剧人就《斗争》突出政治还是家庭代际有着不同的理解。很明显，中国创作者希望表达的是当今社会共产主义信仰的丢失，而弗朗茨的美国朋友、“顽皮猴子戏剧社”创始人柳素英认为，美国版《斗争》中，与政治诉求相比，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才更吸引人。“大多数美国观众不了解中国历史，让观众关心人物的命运发展，比解释政治背景要容易一些。”
在弗朗茨看来，《斗争》中，家庭的故事、每个人物的命运及相互关系、他们对国家的尊敬这三点都同等重要。“因为这些最终指向‘家庭和国家’两者的碰撞。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一个人该如何选择？当这两股力量发生碰撞，是最具冲击力的。”他希望美国的观众也能感受到自己在北京看这部戏时最初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