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话剧《说客》很有“局式”
猫人
继《建筑大师》、《老舍五则》后，《说客》是我观看林兆华导演的第三出戏，不敢妄言林导艺术如何精进，单就这出戏来说，称得上是一出别开生面的、很有“局式”的舞台作品。
什么叫“局式”？即把戏的故事安排得有趣或巧妙地，就管这叫做有“局式”，或叫有“局”。按时下流行的语汇解析，大概是“新颖的艺术构思”之意。就戏剧而言，笔者主张应该以“局式”取胜，使许多情节安排，都落入一个“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觉得极有情致。但“局”有大有小，波澜壮阔、情节崛突，是“大局”；小智小巧，微波回荡，是“小局”。有的戏，全局平平，到高潮来时，忽以一个奇突的“局式”安排，令人耳目一新，如莎翁的《威尼斯商人》，当被告处于绝望之时，忽女主角化装男人，主持法庭剜肉，其“局”虽小，但深邃异常，聪慧无比，令人拍案称快，故而“小局”胜似“大局”，由败诉而成胜诉。《说客》却是由许多“小局”引出一个“大局”来。礼崩乐坏，天下苍生遭涂炭是一个“大局”，孔子选弟子是个“小局”，子贡与齐国丞相田常斗智是一个“小局”，子贡与子路的路间闲谈是个“小局”，子贡劝吴王夫差伐齐救鲁是个“小局”，子贡与越王的尔虞我诈也是个“小局”最后在赶赴晋国的路上，子路为救子贡英勇就义也是个“小局”。但若不是这些“小局”，最后鲁国人民获救，天下苍生却惨遭屠戮，子贡游说的功过耐人寻味的“大局”也产生不出来。《说客》之所以能引人入胜，便是由于场场有“小局”，“局局”都引着“大局”而来。如此主张，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新颖的艺术构思”恰恰可以突出剧本的思想内容加强主题的深刻性，一方面觉得这个“局”是个形式，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形式是尖锐地突出了内容。比如，《说客》的最后一场，子路就义后，吴王大胜齐军，鲁国得救。吴王挥师击晋，晋军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大败吴军。越王趁机兴兵反吴，活捉吴王。子贡本以为游说成功，但回去的路上看见尸横遍野，饿殍遍地，反躬自省。这是全剧的最高潮，也是全剧的最大“局式”。这个“局式”印证了一个悖论式的主题，子贡凭其超凡的智慧与口才斡旋于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场原本属于齐鲁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多国间的大混战。子贡虽出色完成了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然而天下大乱致使更多的无辜者死于战火，结果是出乎孔子的预料，也背离了他命子贡出使的初衷……所以“局式”，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内容与形式是剧本结构的两个方面，对立的统一，不能截然分开。有时深邃的“局式”，可以深化主题，使剧本的思想性加强，如英国壁虎剧团的《外套》的主题，一个底层的、受屈辱和嘲笑的可怜虫，生活在前工业时代的某个角落里，借宿的蜗居、催收租金的女房东、破旧的外套、狭小的办公桌、奔来跑去的上班时间和无穷无尽的公文函件……然而又不止这些，美丽的办公室暗恋、同事下班后去酒馆High但不带他玩、你争我抢的业务竞赛、黄昏时万家灯火旁孤独沮丧的身影……然而华丽的背后是残酷，当代的阿卡基，甚至都没有机会用积蓄去换一件属于他自己的外套。在激烈的竞争中拼尽全力，仍然败下阵来，死于众人的嘲笑声中。这种“局式”之所以能够起到加强思想性的作用，使之激动人心，大概是由于“局式”本身的深刻性。其深刻性何来？是由人物的典型性派生出来的。没有子贡的左右逢迎、机关算尽，也没有孔子选弟子游说齐国的“局”；没有齐国丞相的争权逐利，也就没有迫子贡劝吴伐齐救鲁的“局”；没有吴王的好大喜功，也就没有逼子贡说服越王出兵随吴伐齐的“局”；没有越王的忍辱负重，也不会有兴兵抗吴的“局”，所以性格是“局式”的基础，“局式”是性格的升华。子贡、子路、田常、吴王、越王、范蠡、伍子胥、伯嚭以其各种不同的典型性格，错综复杂，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在舞台上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