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郑天玮：硬生生“编”出一条王府井(图)
郑天玮
本报记者 牛春梅 实习生 孔德婧
话剧《王府井》原本是国家大剧院想推出的第一部话剧，却因为剧本问题再三拖延，几位大腕儿剧作家创作的剧本都未能通过。北京人艺演员兼编剧郑天玮接过了最后一棒，历时一年半，终于端出了《王府井》(上部)。她常常感慨：“我何德何能，人家为何如此信任我？”这样一个看上去纤巧瘦弱的女子，如何编织“中华第一街”的命运？如何大开大阖地展现这条街的百年风云？昨天，郑天玮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一一予以作答。
平地抠出一条王府井
记者：因为难度太大，之前好几位知名剧作家都没能接下这部戏，您接手创作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郑天玮：一直以来，大家都有种错觉，以为王府井这样的百年老街肯定会有很多背景资料。可是我去档案馆、图书馆找到的，只有一些出货账本和店员的小照片，根本没有什么故事。仅有的一些小故事，要么是被别人用过的，要么就是太常见了，没有戏剧张力，这是我前期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现在写出来的剧本里，没有一个真实的店铺、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是我平地抠出来，硬编了一条王府井。
记者：那您创作《王府井》的故事，也是一次学习北京历史的过程？
郑天玮：不，应该说是我被王府井这条街教育的过程，我被王府井商家们的精神给感动了。我在人艺上班，王府井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来来回回走了30年。以前总觉得这条路很远，坐无轨电车很麻烦，人多还经常堵车。但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我就被它浸染了，渗透了。当我写完4万多字的剧本，回过头来突然发现王府井就在身边，突然就认识了它。现在我站在王府井都会心惊胆战，好像我写的那些人物自己都活了，王府井好像就是有一个神，是有根儿的。
写戏时一直躲着《茶馆》
记者：这是一个地道的北京戏，您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吗？
郑天玮：我不是老北京人，不过4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因为是在部队大院里长起来的，以前连北京话也不会说。
记者：那您能写出真正的北京吗？
郑天玮：我19岁时进了人艺，在那个氛围里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北京人，你听我现在说话多地道，像不像胡同串子？现在没人再说我不是北京人了。不过，我的北京是北京人艺给我的“北京”，所以也很地道。
记者：《茶馆》、《天下第一楼》都是人艺的看家戏，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借鉴它们，或是刻意想要和它们撇清关系？
郑天玮：《王府井》和《茶馆》、《天下第一楼》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写一店一铺的发家史和奋斗史，它没有某个焦点店铺，发生的都是和整条街有关的大事件。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向《茶馆》借鉴，反而是在躲，因为这些戏太熟悉了，就很容易掉进“坑”里，所以每天写完了都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这戏像齐白石的画
记者：写中国最有名的一条街的百年历史，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作为一个女性，您能够把握吗？
郑天玮：(大笑)他们看了剧本都说我不是个女人。整部戏除了佟寿春和云儿的感情戏之外，几乎都是男人戏。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读完剧本，大家都觉得，我说出了他们想说的，尤其是剧中佟寿春的几个大段的心里独白。
记者：刚才看到的片段都是很有激情的，整部戏都是如此吗？会不会显得用力过猛？
郑天玮：这部戏整体气势是比较激昂的，大剧院的要求就是写一个史诗。当然也有云淡风轻的写意戏，比如结尾的处理，这个戏到最后人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匾。匾在这里已经变成了王府井的一种图腾，这也许算是比较诗意的表现吧。
他们把这部戏定义为“诗意的现实主义”，我倒是没想这么清楚，觉得它有点儿像齐白石的画，写意的白菜，工笔的蝈蝈。感觉戏里的人物非常真实，但事件和情绪是写意的。
记者：上部《王府井》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写近40年的东西，能够容纳吗？
郑天玮：因为时间的问题，这个戏必须是点式写作，就像绘画里的“点彩派”。虽然是一个个分散的点，但因为它是被锁在王府井这一条街上的，所以并不显得分散。这是一个尝试，虽然这样做很冒险，但总要有第一次。《茶馆》很好，但中国话剧不能只有《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