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国话小剧场 将被拆除的文化符号
今年3月，袁泉复排《简·爱》时在国家话剧院门牌前留影，如今这个门牌已经不存在了。袁泉供图
国家话剧院原址 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45号
在旧国话门口的清朝大石狮。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国家话剧院新址 广安门外甘石桥305号
昨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址正式启用，国话元老演员雷恪生和两名年轻演员一起把国话新匾送来，一老二少象征薪火相传，从国家话剧院搬来的明代石狮子也佩戴上大红花喜迎搬迁。同时，身处帽儿胡同的国话旧址面临拆迁的命运。国话导演田沁鑫就曾表示“要做钉子户”，与田沁鑫同样不愿“搬家”的还有孟京辉，他所有作品几乎都诞生在这里。袁泉毕业后的舞台处女作也是在这儿上演的，她说，“现在一想到老剧场，心里就像在流血”。
悲哀也好，无奈也罢，请记住这个门牌号：帽儿胡同45号。它很不起眼，却曾有最早的专业化小剧场，开创了全国的小剧场运动，也曾是无数明星梦开始的地方。王晓鹰、郭涛、朱媛媛、辛柏青、廖凡、段奕宏、黄盈、赵淼……这里承载了他们无法抹去的记忆。尘归尘，土归土，过些时日，国话旧址将不复存在，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符号最终将化为一片废墟。在此，我们与曾经把这里视为“圣地”的戏剧人一起，重温国话小剧场18年来的那些戏、那些人、那些事，是为纪念。
国家话剧院新址 广安门外甘石桥305号
从2007年奠基到现在，历时四年终于竣工。国话的这次搬迁，就如同从筒子楼搬进了别墅。如今的新址，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坐拥一大一小两个剧场外加一栋办公楼，终于让国话人圆了多年的梦想。尤其是880座的大剧场，被量身打造成目前北京最新、最专业的话剧演出场所。用国话员工自己的话来说，国话进驻了设施齐全、管理有序、装潢现代的“豪宅”。
国家话剧院原址 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45号
国话小剧场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位于后海的中心地带。院内建筑包括一座L形的三层白色办公楼和两个简易的排练场，其中办公楼一层西南角曾是“京城第一家小剧场”。因为面积小，设备简陋，几十年来开开关关，关关开开。不过由于那里是众多名导、名剧、明星的摇篮，曾几何时，“游什刹海、逛锣鼓巷、看国话戏”成为游客来北京的必修课。国话搬走后，这里即将全面拆迁。
想当年，演《思凡》台下经常爆发出放肆的狂笑。可想而知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被禁锢得就像小和尚、小尼姑一样。——郭涛(国话演员)
想当年，在排练场排戏，不是促成一对就是拆散一对。——孟京辉(国话导演)
想当年，没有VIP，好戏常常一票难求，美国大使这样的人来晚了，都没有特殊待遇，一律站着看。——刘铁钢(国话演出营销主任)
18年，好戏连台总有谢幕
已经消失的地安门帽儿胡同45号，是国家话剧院曾经的办公楼。这个小胡同清朝是提督衙门，解放后才改为实验话剧院。实验话剧院小剧场就在这里诞生。直到2001年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实验话剧院合并后，更名为“国话小剧场”。虽然一直深藏小胡同，可它对戏剧人来说，却是施展拳脚的大舞台。
1993年前·入场
提督衙门变身小剧场
如果你和国话人聊起帽儿胡同45号，每一个国话人都会骄傲地说，他们这里曾经是清朝的九门提督府。历史资料显示，老国话原为清代提督衙门。乾隆二十一年，成为步军统领衙门，后又为民国保安部。解放后，在周恩来、朱德与罗瑞卿的支持下，这里被改为中央实验话剧院，并由朱德亲笔题字。不过由于历史的变故，当年的提督衙门府那时已荡然无存。实验话剧院便在院子里盖起了简易的办公楼以及职工宿舍。上世纪80年代还建起了一座与周围环境不算和谐的灰色塔楼。
上世纪90年代初，实验话剧院决定在那里新建一座L型的三层办公楼，以解决实验话剧院一直以来简陋的办公环境。那是1992年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赵有亮上任不久亲自抓的第一个政绩。一年之后，这座白色小楼正式落成了。
那时候孟京辉已经分配到实验话剧院。他记得当时有人曾提议将小剧场二楼设计成卡拉OK厅，给剧院挣一些“散碎银两”。这便是国话小剧场为什么从主楼“凸”出来的原因。孟京辉说筹备过程中，卡拉OK行业走下坡路，这个也就夭折了。
1993年·启幕
孟京辉竖起实验大旗
代表剧目：《思凡》《问问嘴唇》
1992年戏剧进入低谷时期。那年实验话剧院一年都没一部戏，只有剧院的老演员游本昌排了一部小品《思凡》。
赵有亮希望新的办公楼能够发挥作用，于是找来了剧院的老员工刘铁钢担任经理，并策划小剧场的经营。与北京人艺主打写实主义的传统话剧不同，实验话剧院主打实验风格。孟京辉是当时刚进剧院的年轻导演，所以赵有亮第一个想到了他。就这样，1993年初，孟京辉成了第一个走进实验话剧院小剧场的导演，以话剧《思凡》为小剧场鸣锣开张。
《思凡》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连演二十场，场场爆满。这让剧院看到了希望。据刘铁钢回忆，到1995年的时候，很多外院的剧目也开始选择来这里演出，像上海话剧中心的《留守娘儿们》《美国来的妻子》、内蒙古话剧院的《司法局长》等等。此外为了增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他们也开始引进一些国外的剧目，比如日本的《问问嘴唇》、挪威的《六个女人》等等。
1995年-2000年·发展
演戏堪称“胆大包天”
代表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红鲱鱼》《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
1995年6月，每到晚上7：15，帽儿胡同西头都会锣鼓喧天一阵子，那是孟京辉和德国留学生安琪·布德联合导演，郭涛和伍宇娟主演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开演了。由于这部戏是第一部将表演区域扩展到剧场外的作品，独特的编排让国话的“编外”摄影师李晏印象很深。
90年代中后期，是实验剧场最为红火的时期。据李晏回忆，先锋导演牟森的《红鲱鱼》是那时比较“醒目”的作品。李晏回忆说，那出戏里有两位演员扮演庄稼人，他们在演出当中把舞台中间的土摊开、灌水、插秧，另一边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现场涮火锅。最大胆的是，演出最后，若干鳝鱼从天而降钻到舞台上的泥里。这还不止，居然还有无数苍蝇飞舞在舞台上。牟森演出前并没有和剧场经理刘铁钢解释清楚，因此当彩排场结束之后，那一晚发生了不愉快的口角。
除了《红鲱鱼》，1997年查明哲导演的《死无葬身之地》也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正是这部戏让查明哲在戏剧界一炮而红。那出戏由郭涛、冯宪珍、韩童生等实验剧院的实力派主演。廖凡、李梦男等也参与了创作。而三年之后查明哲在那里上演三部曲之二《纪念碑》之时，又让人们记住了一个熟悉的新面孔———段奕宏。
2003年-2009年·中场休息
遭遇非典改成排练厅
代表剧目：《哥本哈根》《萨勒姆的女巫》《简·爱》(排练)
2001年底，作为中央倡导的剧院改革的重点“工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并以原实验话剧院为办公地点。实验话剧院小剧场也更名为国话小剧场。国话时代小剧场的第一部戏，是王晓鹰的《哥本哈根》。但当年那出戏并没有正式公演，因为正赶上非典时期。
而且令人更为意想不到的是，那段时期国话也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排练厅不够用了。刘铁钢回忆说，2002年后国话小剧场的剧目几乎都要租借别的场地排练，为了节省经费，剧院决定停办小剧场，改作排练场。观众熟悉的《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红尘》《萨勒姆的女巫》，直到后来的《简·爱》便是在那里诞生的。可是一旦两三个戏同时创作，排练场便捉襟见肘，于是在刘铁钢的提议下，国话的院里又建起了两个临时的排练场。
2009年-2010年·尾声
戏剧PK“最后的疯狂”
代表剧目：《马前，马前》《在茫茫大海上》等
2009年10月20日，国话“青年戏剧人PK营启动仪式”在国家话剧院内举行媒体发布会，并宣布11月10日起，这个曾经的北京第一家小剧场，在停业四年之后重新开张。这次开张，国话选择了四部小戏。有黄盈的京味儿喜剧《马前，马前》，也有唐宇改编并导演的荒诞派戏剧《在茫茫大海上》等。新任国话院长周志强表示，此次是本着“开放办剧院”的理念，为国家话剧院的青年导演及民间戏剧人才提供创作及演出平台。
“马前”是一部与“拆”有关的话剧，探讨的是北京城的更新换代，而选择已经局部拆迁的国话小剧场上演这么一部戏，也许是人为的巧合。黄盈说，为了应时应景，他在国话院长周志强的启发下，仿效孟京辉当年的“沃依采克”，将演出开场的戏搬到了国话的院子里。让真的拆迁环境与戏里的故事交相呼应，观众大为感慨。演出轰动一时，甚至一票难求。在那次演出的最后一场，黄盈谢幕时流了泪，他说以往他很少谢幕也不会流泪，但也许是因为要和小剧场惜别了，所以才触景生情。那次演出，国话院长周志强也在现场，他对着黄盈说，小剧场虽然会告别大家的视野，但他认为这个戏结束不了，相关的戏剧演出也仍将继续往下做。那一天，是个值得怀念的日子，黄盈说他让朋友拍摄了视频，并将永久保存。
2010年-2011年·谢幕
“钉子户” 剧组驻守工地
代表剧目：《夜·店》《希特勒的肚子》
2011年5月，国话对门的胡同早已成了一片工地。原先地安门帽儿胡同的入口也封上了蓝色的铁板，说明亟待拆除。国话院内，白色的办公楼早已人去楼空。不过值班的工作人员还在，楼里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干净。楼外，已经锁了门的国话小剧场门口，还贴着年初封箱演出时留下的海报。广场上，两个简易的大排练厅里，田沁鑫的《夜·店》仍在高歌、孟京辉的“希特勒”也仍为肚子发着愁。两个剧组都在坚守，似要较劲———看谁比谁撤得晚。
2009年的春天，1994年曾在国话小剧场演出过的挪威国家剧院著名演员尤内达尔(音)再次来京。她要求刘铁钢带她故地重游。刘铁钢说，当他告诉尤内达尔这里将会被拆除，这位女演员跨过小剧场的门时，眼泪流了下来。她俯下身，亲了亲铁栏杆，又看了看剧场四周，对刘铁钢说，“铁钢，这里有多少美好的记忆啊……”刘铁钢坦言，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失去“家”的痛苦，他将独自搞一次告别仪式，用自己的方式与小剧场与老国话说再见。2011年5月，刘铁钢最后一次打开了国话小剧场的门，就像当年的《故意伤害》用蜡烛点亮小剧场一样，用蜡烛在剧场里摆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并为自己留下了合影。
帽儿胡同45号 物是人非留思念
“国话不仅是明星的摇篮，还是中国戏剧再生的摇篮。”国话小剧场的经理、制作人刘铁钢如是说。18年来，很多导演、制作人都在国家话剧院的院子里排戏、成长，很多演员也在这里的小剧场里崭露头角。孟京辉、田沁鑫、郭涛、袁泉等戏剧人的成就乃至人生都与帽儿胡同45号密不可分。在这块戏剧“圣地”即将“改头换面”之时，他们用自己的回忆与小剧场与老国话说再见，就像田沁鑫在微博的留言：“多看两眼吧，不然就没的看了。物是人非留思念，人在物去苦追忆！”
导演、制作人说
刘铁钢 亡妻之痛寄情剧场
对老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演员，不是导演，而是国话演出营销主任、小剧场的经理、制作人刘铁钢。18年，他看着小剧场诞生、带着小剧场成长，直到最后还要亲自为它“送终”。刘铁钢说这对他来说很“悲壮”。早年丧妻，为继承妻子的遗志刘铁钢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扑到了这个剧场里。可以说国话成立前，中央实验话剧院时期的所有剧目基本都由他担任制作人，承担组织、售票、装台以及营销全部工作。
刘铁钢曾有位做儿童剧导演的妻子，两人青梅竹马，是很令人羡慕的一对。1987年，刘铁钢正在影视界干得红火之时，妻子身染重病去世。后来，时任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赵有亮找到刘铁钢，商谈管理实验小剧场的问题。刘铁钢没有考虑便答应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拜金潮”，文化仍然滞后，戏剧也被认作夕阳事业。刘铁钢说，如果他继续做影视，会赚很多钱，但他选择了戏剧，“我已经是一个觉悟者，相信一定会有一批和我一样的文化人，坚守在戏剧阵地上”。在他看来，管好小剧场，就是对亡妻的缅怀并完成她未完成的事业。
当时剧院很穷，拿不出钱装修剧场。刘铁钢与赵有亮的同学包烈就自己动手或自掏腰包解决问题。刘铁钢说，当时能从家搬来用的就搬，还自己去地安门花了1400元买了门帘、幕布和小音箱。这些物品一直沿用至今。刘铁钢说，当时最对不起的就是女儿，由于经常连夜装台，回不了家，女儿从小学开始就独自生活，父女间常常只通电话见不着面。
刘铁钢记忆中关于老国话最为“惊险”的故事是在垃圾车里救“匾”。当时国话“前身”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牌匾是由朱德题写的字放大描出来的，两年后，换了新匾，而旧牌匾则被当成了木匠工作台。刘铁钢偶然发现这块残破不堪的牌子，觉得不能这么糟蹋了，就暂时将它藏了起来。后来，街道办事处挨家挨户查易燃物品，清洁工错将牌匾放入了垃圾车。刘铁钢发现后穿着拖鞋就紧追垃圾车，因为道路堵车，这才从垃圾车里“抢”回了珍贵的牌匾。刘铁钢说现在这牌匾已十分斑驳，“实验话剧院”的字几乎看不见了。“她就像个伤痕累累的母亲，是实验话剧院典型的历史写照”。
孟京辉 穷《思凡》哭“阿Q”
孟京辉几乎所有戏都是在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场诞生的，对于帽儿胡同45号，他心中透着眷恋：“陈建斌曾说这个地方好，只要在这儿排戏一定都能成功。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个福地，尽管在这里排戏也有过阴晴圆缺，比如袁泉在这里断过锁骨，我们排《琥珀》的时候曾经停过电，但我仍然觉得这里有着神奇的气场，好像冥冥之中在保护着大家。我看到这里的阳光、玻璃、地板，以前和大家排戏的那些美好画面就历历在目。”
1992年，孟京辉的《思凡》将为中央实验话剧院小剧场做开张演出，却只有7000元制作费，包括布景、道具、宣传单、20场演出的成本以及演员的工资。为了省钱，很多道具都是导演和演员一起来做。郭涛记得，当时孟京辉还要求他们每个人每天必须带一个馒头喂给舞台上道具池里的鱼吃，不然鱼会饿死。
此外，孟京辉、郭涛和李晏记忆最深刻的还有1996年排演的《阿Q同志》，临演出之前传来“不能公演”的噩耗，排练场内郭涛、伍宇娟、李梅、刘丹等演员抱头痛哭。
演员说
袁泉 从国话起步
都说老国话是明星的摇篮。那里不仅走出了一批如今影视、话剧界的中坚力量，同时也见证了很多新星的诞生，比如，坚持活跃在戏剧舞台的袁泉。
袁泉毕业之后的舞台处女作《我听见了爱》便是在这里完成的。2000年，她刚刚分进剧院，被安排参演由剧院导演吴晓江执导的这部讲述日本残疾人生活的温馨励志戏剧，扮演一个聋哑女孩。全剧所有的台词都用手语，为了体验生活，袁泉还去聋哑学校听课。那部戏演出之后，观众很感动，也为袁泉奠定了做一名话剧演员的信心。
不久之后，她又接演了田沁鑫的《狂飙》。袁泉就回忆说，她印象深的是参加田沁鑫或孟京辉的戏，会做垂直极限等形体训练游戏。袁泉说，这个游戏考验的是人的信念，玩的时候相当紧张，担心随时会坠入“万丈深渊”。
郭涛 把墙撞出窟窿
国话演员谈起国话旧址，最多的还是那些排练的快乐时光。孟京辉回忆起郭涛的一件“糗事”。在国话三楼排练《我爱xxx》时，郭涛提议玩“骑驴”(一种游戏，演员排队轮流半躬身体，让后一个人从前一个人身上跃过去)。当时大家队还没有排好，郭涛就第一个往前冲，结果他前面“被骑”的人一闪身，郭涛一头撞在了墙上。当时鼻子撞出了血，墙上也撞了一个大窟窿。孟京辉等人被这个大窟窿吓坏了，“刚到剧院的年轻人一排戏就破坏公物”，为了不让剧院知道，他偷偷把窟窿糊上，直到现在领导都没发现。
郭涛回忆演《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时，他每天在胡同里敲锣打鼓领着观众进场。室外部分演出都是免费的，每天胡同里堵满了人，跟过节似的。演了一段日子，住在附近的孩子能背下台词，有时还抢演员的词，那种互动的气氛很好玩。
国话“护卫神”
田沁鑫排戏拜“神兽”
不仅是人和事让人充满回忆。国话的物件儿也是令人牵挂的话题之一，剧院门口的石狮子最有代表性。田沁鑫告诉记者，国话有两对石狮子，一对是明朝末年的，另一对则是清朝的。这两对石狮子可以说是国话历史印记最好的证明。很多国话的工作人员，他们对石狮子的印象，可以追忆到孩童时代。比如国话制作人李东，小时候就经常趴在石狮子上等着父母下班。
改革开放后，国话的这片地盖起了居民楼，狮子没地方放，就放在了大空场上，直到实验话剧院时期新的办公楼建好后，清朝的一对狮子才被放在了办公楼门口，而另一对还是没地儿放，就给堆到了办公室背后的墙角边。田沁鑫说，堆“狮子”的墙角是石板地，可是奇怪的是，没过多长时间，那里却长出了两棵小树给“狮子”遮起阳来，好像和这两只狮子有灵性似的。田沁鑫排练话剧《明》的时候，还为石狮子挂上了一对红绸，并虔诚地拜了拜。
“上班的时候摸一下石狮子的头，下班再摸一下石狮子的头”，演员房子斌也对这对石狮子充满感情。如今这两个石狮子已经被“请”到了新国话办公楼门前，田沁鑫童心未泯地说，也不知道这样做狮子高不高兴。不过她认为狮子一来仿佛把老址的“魂”带了过来，让新的国话有了新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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