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野出演《北京我爱你》：一个人的北京乐与剧
演“大艺术家”的秋野染了黄发，弄得“像刚从春晚舞台下来似的”。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除了各种跨界，2010年，子曰秋野还把摇滚闹进了保利剧院
2月29日，话剧《北京我爱你》第12场正候场，现场人多嘴杂，看见记者来了，秋野一抬手：“那儿有一男厕所门口挺好，人少，我还能抽根烟”。厕所门口楼梯上坐着俩长发摇滚小青年，嚯地站起来：“哟，秋野老师！采访呐！”边说边起身腾出地方来。秋野绷不住了，拿自己开涮：“嘿！最近10年，全开始管我叫老师、叫哥，一叫，我就得买单。所以我说，千万别叫哥了，伤钱！”
这天晚上，秋野在台上又改词儿了，年轻观众边乐边揉腮帮子，怕笑僵了脸。趁着一片叫好的势头，这台话剧的总策划、编剧史航(微博)寻思，改改细节，5月份再演一次，或者写个续集，做成品牌。不过，最受欢迎的秋野每天都在微博上倒计时，算着哪天彻底收工：“我这人不爱重复，这回一演就15场，真到极限了，再演我就得崩溃”。
爹给的铁饭碗，压根不是甜的
半年前，史航和几个朋友打算策划话剧《北京我爱你》，用“北京”“地铁”“爱”三个元素讲五个故事，请五个话剧圈外人来执导。一个出品人把自己的哥们儿、“子曰秋野”乐队的主唱秋野拉来了。其实，找秋野来表达北京这座城，再合适不过了。
秋野是地道的老北京，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小时候，秋野是东城区166小学的一名老实孩子，体育很差，除了沙坑跳远拿过一个东城区第三名，其余全不及格。所幸他文科好，喜欢画画、看《红楼梦》，给院里的孩子编故事，张罗学校里的黑板报、诗歌朗诵比赛，人缘好得不行，以至于上中学后，学校里七个特别捣蛋的孩子主动拉他拜把子，取名“铁八个”。秋野给他们出主意、代写检讨、情书，“命中率”几乎百分百。
16岁那年父亲去世，秋野顶了父亲的班，开始乏味的工作，挣钱养母亲和两个弟弟。80年代正是齐秦(微博)、邓丽君、刘文正流行的时候、崔健也刚开始冒头，秋野花了一个月的工资——21块钱买了把吉他，成天扣着蛤蟆镜、穿喇叭裤、扒磁带、练古典吉他。那会儿西直门、后海一带流行“碴琴”——同一首曲子，一人弹一遍，谁弹得不好就把吉他给砸了。秋野被人连砸两把琴，他开始发狠较劲，班也不上了，在家一宿一宿地练琴、死磕，后来索性辞了职，靠借钱过日子。每天除了练琴，就是帮哥们练摊儿：卖衣服、摆西瓜摊、当建筑工人、搅水泥，什么活都干过。
史航此前没见过秋野，光听过他的音乐，知道他是国内摇滚圈里排前几名的老炮，“秋野是一个接地气、有立场和独立个性的摇滚音乐人，能直接唱到你心里去。你拿个DV随便拍点儿画面，都能和他的音乐配得上，他和北京街头的每一个场景都能押上韵。”《北京我爱你》的创意拿到秋野面前，他一看，有点儿意思，答应了。
几经商量，秋野的剧本《￥2》渐渐有了雏形：一个自以为是的艺术家“秋野”，遇到堵车改坐地铁，因为没有两块零钱，与地铁售票员发生一段纠葛。但是演员人选还没着落。由于前几年秋野演过摇滚话剧《那一夜，我们搞音乐》，还在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里客串过，史航哥儿几个开始打主意——秋野，不如你自己来演？秋野一听就拒了，不爱演，不喜欢做重复的东西。史航倒不急，说先把剧本写完。
摇滚之路，是个难圆的梦吗？
秋野的《￥2》台词越写越密，段子横飞、包袱满天，还要穿插子曰乐队的三首歌，终于到了谁也驾驭不了的地步。史航坏笑：“自己演吧！”秋野明白，他们早挖了坑等他往里跳呢。
剧场里，秋野唱着他著名的《相对》出场，给全剧来了一个不硬不软的过渡。而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
上世纪80年代末，扔了铁饭碗的“社会青年”秋野已经弹得一手好琴，参加东城区的吉他比赛还拿了个二等奖。那会儿年轻，慢慢觉得光弹曲子没意思，首先是吸引不了姑娘——当年“拍婆子”得有一技之长，有钱拿钱拍，没钱拿才华拍。其次是年轻人虚荣心强，都想显得自己有才，至于表现才华的方法，写诗、画画什么的不够直观，唱歌是最好的选择。
秋野开始学唱歌，身边有一帮哥们围着他，抢着请吃饭，姑娘也常常自动贴上来，拉风得很。那会儿他嗓音尖细，能唱邓丽君，学齐秦、童安格也像模像样。每每一开腔，大家就听出来——齐秦！真像！掌声雷动。
那会儿秋野在北京练摊儿的日子不好过，身边的朋友个个都号称做生意，这个家里有煤，那个家里有棉花，要多少都没问题，但到头来全是吹牛，什么也没有，收入也没保障。仗着能惟妙惟肖地模仿齐秦，秋野开始在北京的歌舞厅演出，唱一场能赚个五块十块的。
1988年左右，秋野跟着一个走穴的演出团去河北、山西四处演出，流行歌曲、天桥把式、霹雳舞什么都演。也是这时候，秋野试着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相对》，这首歌也是秋野今后所有作品中最有流行气质的作品。后来，秋野被山西部队的歌舞团相中，成了一名专唱流行歌曲的部队歌手，有了一些积蓄。这时候，“摇滚教父”崔健红遍中国，秋野也开始对摇滚乐产生兴趣。
上世纪90年代初，秋野回到北京，开始钻研自己的作品。他开始看一些儒释道的书，尤其偏爱南怀瑾和奥修，并且对太过强调形式感的艺术失去了兴趣。1994年，他再次和两个兄弟组建乐队，取名“子曰”。
1994年，秋野28岁。那一年他和乐队进录音棚录制了单曲《相对》，曲子面世之后反响极好。他开始想得更多：要是能出张专辑，此生足矣！第二年，在崔健的帮助下，“子曰”录制了第一张专辑《第一册》，里面的《磁器》《乖乖的》《白皮本》几首曲子吸引了大批拥趸，外界开始给“子曰”冠上了“人文摇滚”“京味摇滚”的各种光环，秋野和他的“子曰”成为中国摇滚圈的新旗帜。
摇滚、生意，桥归桥路归路
排练《北京我爱你》，剧组的美术给秋野找了件风衣，按照80年代摇滚人的形象来打造剧中的“艺术家”，秋野说这不对，现在的大艺术家，得染发、穿着唐装，有点像刚从春晚舞台上下来的一样。有关摇滚、艺术，秋野也拧巴过。
秋野生活里追求随性，当“愤青”的时候在左耳朵上打了一个玛瑙耳钉，一戴20多年不换下来。他不忌烟酒，什么酒都喝，喝多了什么都敢说，活生生把齐秦式的细嗓子搞成了如今沙哑的“烟酒嗓”。他的好友、中央美院的副教授杨宏伟曾形容秋野就是个“酒炸子”，喝多了可劲儿闹，经常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给自己惹过不少事。
这样的性格看起来很符合摇滚精神，但进入“三十而立”的秋野却渐渐觉得不对劲——“圈子里充斥着私欲，而且，从来不检点自己的私欲”。
他开始拧巴、变颓。除了演出之外，从不与摇滚圈接触，真正的朋友全是圈外人。有一次在酒吧的舞台上唱一首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歌，唱着唱着他突然头脑一片空白，忘词了，他知道，自己玩不动了。从2000年开始，秋野对摇滚越来越兴意阑珊，除了偶尔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外的农家院里隐居。
在秋野拧巴的五年中，2002年“子曰”乐队出了第二张专辑《第二册》，这张专辑被乐评界认为超越了受崔健风格影响较大的第一张专辑。2003年，“子曰”还得到政府主办的主流赛事“金号奖”多项大奖。就在那之后，秋野彻底崩溃，试图脱离摇滚。
不摇滚的秋野自有生活出路。此前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接触影视配乐。2001年，香港导演张婉婷筹划拍摄讲述北京摇滚人的电影《北京乐与路》，引用了秋野的很多真实经历，电影里的音乐也大部分来自“子曰”乐队《第一册》。之后，他创作并演唱了张纪中(微博)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片头曲《天地都在我心中》，《相对》也被赵宝刚(微博)拿到电视剧《奋斗》中当作片尾曲。
给某产品制作广告歌曲《今年过节不收礼》则是个纠结的过程。2001年，广告公司通过一哥们儿找到秋野，但秋野不肯接，因为他觉得广告是赤裸裸的商业，摇滚乐不能与商业沾边。哥们苦口婆心劝了很久，最后加了两个条件：一是哥们儿发布一条声明，表示摇滚乐和商业可以互为加法；二是广告上不能打秋野的名字，“不打名字，就不是作品，纯是生意”。这单生意，也令陷入瓶颈期的秋野有了生活保障。不过，眼下他还是觉得不能这么“生意”下去，打算终止合作。
段子横飞，就是这调调
《北京我爱你》中，秋野带着崔健说的“坏劲儿”和聪明劲儿，把北京的交通、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与权力浓缩到横飞的段子里头，令观众大呼过瘾。实际上，这些针砭时弊的段子，秋野已经做了五年。
从2006年开始，他每年为杂志《新周刊》写一首“大盘点”歌曲。每到年底，秋野连续一个月闷在屋里，翻看报刊新闻，总结一年来的新闻大事，用自己的方式编写、唱出来。那一个月里，他喝酒、灰心、绝望，气极了也骂人，觉得世界快要完了。但经过五年的拧巴，秋野心里那个“轴劲”忽然松开了。
2006年6月14日，“子曰乐队”更名为“子曰秋野”乐队，在北京一个酒吧里宣告“复出”——此后，这支乐队更强调秋野个人的想法和个性，乐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自由。
《北京我爱你》就是秋野以自己一人的名义来玩“跨界”，这个秋野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从开演以来，一直是《北京我爱你》五段中最有人气的段落。史航对秋野台上台下的状态差异感到吃惊，在他眼里，私底下的秋野是一个谦和、文静，有点羞涩的人，每次去电视台做节目，史航一夸他，秋野就说“别别，我接不住”，但一到台上，秋野就变得饱满、活跃，而且十几场表演下来，他的现场感最好，每晚都能随心所欲地改台词、换包袱，给观众和搭档们全新的感受。
史航还想把《北京我爱你》做下去，可秋野就难说了。眼下他每天上午起来喝喝茶，看看微博，下午写东西、做音乐，晚上如果不工作，就和朋友喝酒聊天，深夜回来，日子过得很随性，他正在和朋友一起做新的音乐尝试，没指望发财，也不想看人眼色，只想着，能支配自己所有的时间，别让自己不舒服就好。
采写/本报记者 牛萌
(责编： 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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