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最难忘8年抗战的敌后戏剧时光
张瑞芳
记者 薛姣 实习生 廖昆仑
“我参与了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重庆时代”
1938年，张瑞芳的男朋友余克稷(后成为张瑞芳的第一任丈夫)来看她，余克稷在重庆电力公司担任工程师，希望她到重庆去，既有机会旁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课，也可以参加重庆的戏剧活动。
多年后，张瑞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以下是她的回忆。
接触到巴金、曹禺等大师
去重庆还是延安？我心中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延安是我向往的地方，而重庆当时又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影剧界人士，对我也有吸引力。我拿不定主意，最后询问了组织。组织上鼓励我到重庆去，于是我决定告别移动剧团去重庆。
我在重庆参加了余克稷等人创办的业余话剧团体“怒吼剧社”，我们经常在重庆电力公司的职工宿舍排练，接触了很多文化界的师友，比如巴金、靳以等等，特别幸运。
当时，重庆排演的戏真多啊，聚集了多个剧团和众多演员，每个戏一演都是几十场，像《家》演了两个多月，非常热闹。我一边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旁听曹禺、黄佐临等老师的课，一边参加话剧演出，经常课没上，就被拉去排练了。
我们当时主要的演出场所是国泰剧院和抗建堂。曹禺、老舍、郭沫若等大师的许多代表作都在那里首演。我参加过的便有《家》、《屈原》、《北京人》和《国家至上》等等。
“参与话剧史的黄金时代”
在演出老舍先生创作的《国家至上》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演到一半，轰炸警报响起来了，观众纷纷离场躲入防空洞中。没想到警报持续了整整4个多小时还没有解除，天都快黑了，戏自然无法继续下去。可是当时我们演员每个人脸上都抹着浓浓的油彩，如何卸妆成了个大问题。后来不知是谁发现剧场旁边有奶油蛋糕出售，但老板却不在，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放了些钱在柜台里，拿出奶油蛋糕就卸起了妆。要知道当时卸妆最高级的是使用凡士林，我们却意外地享受了一回奶油卸妆！
重庆话剧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名家云集、作品纷呈，更有着一大批热爱话剧的观众，始终支持着我们。当时在重庆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多，他们都是话剧的忠实观众。我有一位朋友，是戏迷，到达重庆时身无分文，只有一条毛毯。但一听说有话剧演出，二话不说当了毛毯就来看戏。我们至今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
重庆的八年戏剧人生永远是我最难忘的时光。我见证并参与了这段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也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演员，成长为一名专业演员。而身边这许多的艺术家、文学家对我的帮助与熏陶，更是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当时那群可爱热情的观众。永远感谢他们对我的深情厚意，使我老去时能平添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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