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

　　居于主流和边缘之间的校园戏剧，常常因稚嫩和理想主义被忽略甚至被耻笑，但一部《蒋公的面子》为象牙塔内的追戏人挣足了面子。无论是大三学生的习作扯下了粉饰中国戏剧的外衣，还是涵养心灵的文人幽默击碎了充斥荧屏的低俗包袱，抑或联手商业运作有血性的反抗文化的贫瘠，《蒋公的面子》留给当代文化以及思想界的辩题远远超出了一部校园戏剧所能承受之重。

　　今晚，该剧在北京的六场演出将在海淀剧院落幕，但61场的数字仍将继续狂奔。昨天，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导演吕效平与北大师生展开对话。剧中三位教授的辩论可谓字字珠玑，而该剧给现实抛出的辩题也同样触摸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辩题一

　　在与北大师生座谈前，吕效平教授用“在北大演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境，这究竟是名校间的惺惺相惜，还是在讨好北大师生？

　　北大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顾春芳替吕效平教授回答了这个问题。“很多年，中国话剧都在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出戏恰恰引领戏剧回归了精神故乡，因为校园戏剧或者说学生戏剧是中国话剧真正的故乡，很多重要的历史时期，学生戏剧往往能够承担在一种困境中新思潮摇篮的责任。因而在北大和南大这样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学府中，社会启蒙的色彩理应更浓一些。”在顾春芳看来，《蒋公的面子》实际是在寻求一个源流，寻求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确证。“一出大三学生的习作能够产生如此的效应，足见中国戏剧创作是何等的饥渴。”

　　辩题二

　　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吕效平谢幕时提及该剧被去年“校园戏剧节”拒之门外一事近几日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支持者言辞激烈，矛头直指政策体制，也有人认为吕效平是借机泄私愤，发泄积郁已久的怨气。

　　创作之初从未想过这出戏有如此之大市场潜能的吕效平，将该剧的成功归结为戏剧本身的力量。“去年在南大的首演，10场之后开始欲罢不能，一再加演，在一次酒后我稀里糊涂答应一位房地产商做商演后曾经极其后悔，但没承想在1200人的南京紫金大戏院创造了近20年来南京最好的剧场秩序。如果说这出戏促成了大学生存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对话是偶然为之，那么在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必然的对话，就是这出戏与当下中国戏剧生产制度的对话。”几年前，同样是吕效平带领南大学生创作的《人民公敌事件》，南京艺术学院曾经想购买剧本版权排演参评“五个一工程”，“当时他们从北京请来专家对剧本修改提意见，这种做法的潜台词是这些专家都是‘五个一工程’的评委，他们在参与剧本修改时是有劳务的，真正评奖时他们就会面临对自己拿了钱参与创作的剧本如何投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在讲述这个戏没能入围‘校园戏剧节’是带着一腔愤怒，其实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被人家淘汰，说那番话的用意只是想表明我们做戏是要与所谓的主流对话，是想与国家化的戏剧生产制度对话，国家文化部门不能成为创作的主体，艺术必须是艺术家个人的、诗意的东西。”

　　辩题三

　　《蒋公的面子》问世后，虽然口碑早已通过网络北上跨过了长江，但业界和学界毁誉参半的两极反馈一路伴随其走进京城。学界评价极高，而业界却有不少质疑，极端的看法是该剧没有导演、没有表演、没有舞美，甚至剧本情节枯燥，感觉似相声。

　　在吕效平看来，“如果从这个戏导演、表演、舞美等方面挑毛病，我们的解释或许有为自己辩护之嫌，那么对于剧本的批评恐怕是缘于戏剧界自身的误解。早期电影电视出现后，戏剧界曾经高度焦虑，波兰戏剧家格罗托夫斯基曾经说过‘戏剧的最大魅力在于演员与观众的这种互动’，后来彼得·布鲁克将这个理论深化后提出了‘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注视下走过一段空的空间就出现了戏剧’。这句话当然是有破绽的，什么是戏？什么不是戏？但是将戏剧性的表演和非戏剧性的表演区分开的不是别的，正是文学。很多年，西方世界在寻找戏剧出路时不仅找到了剧场的路，也找到了文学的路。但是中国戏剧界只看到了导表演的路，对文学似乎一无所知。很多年，《雷雨》的演出仅仅停留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各种版本的演出，常常是剧场呼噜声四起，但谢幕后观众却以看了一场《雷雨》为荣，很少有人能忽略这种身份的认同而接受其中的诗意。几十年来我们让电视剧调教得对情节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很多人看来，《雷雨》无非就是乱伦，所以在剧场做情节根本就不可能。而西方戏剧却找到了放弃情节，简化情节，让灵魂在火上烤。《蒋公的面子》就是这样一出戏，放弃情节，放大灵魂的煎熬，在艺术上可能放弃了很多，但在文学上还有一点价值。”文/本报记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