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

　　新浪娱乐讯 孟京辉，是当今独具个性的先锋戏剧导演，他以辛辣、幽默、批判的戏剧功力，开创了当代戏剧的新面貌。虽然作品备受争议，但这不妨碍他创造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12月6日、7日每晚19：30，“戏剧狂人”孟京辉将做客SMG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讲述他如何独具慧眼地发掘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郭涛、陈建斌等中戏学子；如何在走投无路之际，把妻子“给卖了”；又如何“和钱过不去”。

　　陈建斌：没有孟京辉，我不会当演员

　　戏剧舞台是明星的“演技速成班”。许多人气偶像、选秀明星成名后，会选择去演话剧，一方面磨练演技，另一方面也提升话剧的知名度。而孟京辉对此却并不热衷，尽管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在舞台上重用过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胡军、郭涛、陈建斌、廖凡、陶虹、郝蕾、段奕宏等如今的大腕。

　　陈建斌就曾说，孟京辉是他的贵人。是孟导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他被大众所熟知，有人开始找他演戏，也正是这部话剧，让他建立了自信，觉得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如果没有这部戏，陈建斌或许早已转行当了老师。

　　对此，孟京辉很谦虚，在《可凡倾听》中他直言首先是演员好，“我用的这些演员，在中戏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全班最好的，其次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点不安分，都想探索新的表达方法，新的思想，当我们这种不满足感爆炸的时候，我们就合在了一起。归根结底，就是大家志同道合，都想干点什么。”

　　虽然成为了众多明星的伯乐，但孟京辉的道路并不顺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话剧危机的论调不胫而走。大批话剧演员转战影视圈，剧场则生意萧条，院团门可罗雀。尽管孟京辉在中戏排演《等待戈多》已经小有名气，但也不得不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现状。

　　这时，时任中央试验话剧院的院长赵有亮成了孟京辉的伯乐，“我和赵有亮见面，我说我是个特别喜欢戏剧的人，我在学校排过两个戏剧，就给他看剧照。赵有亮问你真喜欢戏剧吗？我说我真的特别喜欢戏剧，他说你就到国家话剧院来排吧。”

　　于是，孟京辉就在国家话剧院排了《思凡》，第一次演出，在小剧场演了20场，前10场没什么人，后10场人开始多起来了，后来，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为“犀牛”把老婆“卖了”

　　之后，孟京辉先后导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实验戏剧。但真正让他获得大众知名度的还是那部他与妻子——编剧廖一梅合作的《恋爱的犀牛》。这部演过1500多场经典话剧差点让孟京辉“卖”了老婆。

　　在《可凡倾听》中，孟京辉回忆当初：“演出，你得做布景、找演员、租剧场，没有人没有钱，我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忽悠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里头就有郭涛、杨婷，还找了一个公司，说所有人力物力加起来，只需要214000元。”——十多年前的这个数字，孟京辉至今还记得。

　　但是剧组建起来之后，公司开始后悔，说没钱，情急之下，孟京辉就把老婆“卖”了：“我说如果这个戏亏了钱，就让廖一梅写电视剧挣钱还你们；如果挣了钱，我们一分不要。这么一说，人家就更不相信了。”

　　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在做生意的大学同学慷慨解囊，给了孟京辉这笔钱，“我跟他要的是现金，他说要分四次给，我就每次背个书包去装，坐地铁还怕被人偷，回家把钱藏在枕头里、铺盖里、厨房里。”

　　最终，《恋爱的犀牛》首轮演出获得票款五十万，那位厚道的哥们只要回了二十多万的成本，这让孟京辉相信，成功就是源于坚持和“老天眷顾”。

　　从当年充满叛逆精神的青年学生，到如今的为人父母，孟京辉和廖一梅，这一对中国当代先锋戏剧史中的“先锋”伉俪，携手共同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由廖一梅编剧、孟京辉执导的三部作品《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柔软》，也记录和见证了两个人这么多年来成长和生活的不同阶段。

　　演员郝蕾曾说，孟京辉和廖一梅就是两头犀牛。对此，孟京辉笑说，确实不好合作。在排《柔软》时，孟京辉每天都有很多新点子，最后把《柔软》给肢解了，廖一梅看完后，脸色煞白，说“这不是我的编剧”，最终在妻子的坚持下，孟京辉“悬崖勒马”。他也由此意识到，导演不是上帝，剧作家才是上帝，“剧作家是在制造，导演则是把它给彰显出来，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选择者。原作品、原小说肯定有一个灵魂，我们得把这个灵魂找到，然后所有人要最大限度地尊重这个灵魂。”

　　“太有钱，就做不出好作品”

　　《恋爱的犀牛》，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票房真正赚钱的小剧场戏剧。孟京辉从此找到了一条将先锋“变现”的运作模式。“他的名字也成了话剧市场的金字招牌。在中国话剧市场上，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将先锋与商业结合得如此奇特。所以，当有人说孟京辉是一个用娱乐包装甚至伪装的文化人时，他非常心平气和，“搞艺术不能有杂念，如果还想着能挣钱，不妨直接去挣钱，既能挣到钱又能艺术的中间这条道路，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存在。有人会说，谁跟钱有仇？我就跟钱有仇，我有的时候觉得钱多了没什么好事。”

　　孟京辉认为，现在很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得太饱，太有钱了，太游刃有余了，太有后路可退了，然后就做不出好作品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他经常问自己：你是个诚实的艺术家吗？是个对这个时代有贡献的艺术家吗？是个伟大的，真正把自己和这个时代联结在一起的艺术家吗？你能发掘人类最深沉、最伟大的情感吗？能在其中得到满足并创造的快感吗？“都是问号，所以真的不是为了钱，为了这点钱不值得。”

　　诗人西川曾问孟金辉，中国的戏剧以后该走向何方？当时，孟京辉曾狂妄地答道：我怎么走，中国戏剧就怎么走。然后如今想来，其中也有着一份沉重的责任感。“我自主地在承担着一些中国戏剧的光荣和梦想，又承担它的责任、艰辛和期盼。这也是我们年轻的这一代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戏剧的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