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婆娑叩问生命 六十年中国舞蹈回望(组图)
张继刚 《黄士黄》
《红色娘子军》
《大红灯笼高高挂》
杨丽萍《雀之灵》
虽然我们说舞蹈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在中国被认识和确认，却是我们在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打开国门，接受了西方艺术分类概念之后的事情。在那个阶段里，我们看到了西方的芭蕾舞、交谊舞和现代舞，对这些舞蹈舞种的认识构成了建国以来舞蹈的基本格局。
民间舞：
与原生态的共生共融
在新中国建国之前的40年代，中国大地上就有一股轰轰烈烈的民间舞蹈热潮，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股热潮高涨的主要原因。延安文艺工作者大规模地掀起了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新秧歌运动，创作了许多新编作品，如著名的《兄妹开荒》等。而当时戴爱莲、康巴尔汗也是跳着民族舞蹈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去民间采风、向民间艺术和戏曲艺术学习的热潮，在建国以后成为国家倡导和支持下的主动行为，也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积极表现。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如《腰鼓舞》、《狮舞》、《荷花舞》等纷纷在国际上获奖，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气象，同时也为中国民间舞蹈今后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方向。建国初期的这些编导在民间舞蹈的整理和创作上注重的是气氛的营造，往往在其中加入一点简单的情节，表达了对新生活的赞美。沿这一思路进行创作的重要作品有金明的《孔雀舞》、陈翘的《草笠舞》、冷茂弘的《快乐的啰嗦》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的民间舞蹈创作走向了深刻和丰富，个体的感受被融进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意象性的特征。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创作的《海浪》在一个舞台空间里，用同一个舞者同时创造海浪和海燕的形象，通过二者之间相伴相斗的关系，营造出昂扬无畏的生命意志。而民族学院教师马跃创作的群舞《奔腾》则用蒙古族男子大气潇洒的动作与马头琴嘶鸣和柔韧的音乐一起描绘了一幅壮阔的草原生命交响。杨丽萍的《雀之灵》是最受大众和艺术家欢迎的作品，堪称是民族舞蹈精品中的精品。它超越了以往在孔雀舞创作中注重形似描摹的做法，以灵动的手指、手臂，美丽的身姿以及敏捷的跳跃来表现一种生命的高洁、超然和神秘。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舞蹈家带给人的是远离城市的纯净、曼妙，如同精灵一般。她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主流舞蹈体系里的语汇，而是依凭着养育她的那片土地得天独厚的文化，让人穿过浮华的表面直接体验生命最原初的欣喜。孙龙奎的《残春》利用朝鲜族舞蹈特殊的动律呈现出一种内省、焦灼的生命状态。这些1980年代后出现的精品可以说是中国民间舞蹈创作的一个高峰，迄今还很难被超越。
1990年代，张继刚掀起了一股黄土风，他用一台《献给俺爹娘》书写了民间舞蹈的一种新趋向，一种乡土世俗的舞蹈画卷。舞蹈采用北方地区的秧歌进行动作上的夸张，使得黄土地的男人和婆姨们的形象具有了雕塑般的质感，也有了某种原生蒙昧的生命力量。张继刚最好的作品应该是由舞蹈家卓玛表演的《母亲》，他选用藏族舞蹈塌腰撅臀的特点塑造了一个任劳任怨、朴实坚定的大地母亲形象。而著名编舞家王玫创作的《春天》则将一种清新、灵动的生命力用秧歌呈现了出来，展现了另一种民间舞创作的旨趣。
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舞蹈更是一派开放的发展势头，一个原因是保护原生态舞蹈热潮的兴起，促使中国舞蹈界的有识之士纷纷走进民间，向民间艺人学习。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主任赵铁春甚至发起建立了一个民间舞蹈博物馆，积极地推动对民间舞蹈遗存的保护。另外，民间舞的都市化创作倾向也在悄然兴起，现代舞手法的被运用，使得民间舞的创作风景更加丰富。
古典舞：
从一元到多元的探索
在我们提到中国舞蹈的前辈吴晓邦的时候，我们会记得他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不少激动人心的舞蹈，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等等，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舞蹈之路颇多坎坷。客观地说他在观念上贡献得更多。因为吴晓邦是学现代舞出身，他的骨子里对芭蕾是有“批判”眼光的，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更适合他内心艺术观念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因为种种原因，与主流的舞蹈界并不十分合拍。但今天看来，吴晓邦的艺术探索依然具有前瞻性。尤其是他的“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所做的研究和实践依然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他开辟了一条研究古典舞蹈的新路：尝试研究古曲与舞蹈的结合，并在中国书画、武术中寻找古典舞的精髓，这与台湾著名舞蹈家林怀民的创作理念相类似，林怀民当年也的确从吴晓邦这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然而，学院派的舞蹈界走着另一条路——从中国戏曲中提取动作元素，并结合芭蕾的方法体系，成就了一套具有相对独立审美特征的“中国古典舞”。这个称谓并非指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种舞蹈形态，而是舞蹈家们在研究古代舞蹈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古典文化内涵的一套动作语言体系。这套体系积淀着好几代人的努力。建国初期由于创作的需要，向中国戏曲艺人学习是舞蹈家们学习和创作的一条主要途径。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就是由戏曲艺术家李少春担任艺术指导的。他还创作了其中几个舞蹈片段，年轻的舞蹈家赵青因主演三圣母脱颖而出。这种由戏曲艺术家直接参与传授、整理古典舞蹈的过程，使得中国古典舞蹈获得了最基本的语汇素材和整理思路。 这一阶段比较有名的作品还有舞剧《小刀会》、《鱼美人》和舞蹈《春江花月夜》、《飞天》等。《春江花月夜》由贾承廉创作，舞蹈家陈爱莲表演，通过一个身穿蓝色衣裙、手执白色羽扇的女子在江边月下的游玩、静思，表现一个少女对美好生活的遐想。后来在舞蹈学院教授唐满城、李正一等前辈的努力下，提炼出“提、沉、冲、靠、含、腆、移”等几大基本动律元素，形成了中国古典舞身韵的训练体系，代表着中国古典舞探索的一大迈进。这套体系一直被视为是正统的中国古典舞，也培养了大批蜚声舞坛的重要舞蹈家，如刘敏、沈培艺、山翀等，他们演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古典舞作品如《昭君出塞》、《新婚别》、《萋萋长亭》等。
1998年中国首届舞蹈“荷花奖”评比，古典舞《踏歌》一举夺得了金奖。身兼作曲与编导的孙颖推出了这个妖娆婆娑令人耳目一新的女子群舞，展示了多年潜心钻研汉唐舞蹈的成果，厚积薄发，在正统的古典舞之外另辟蹊径，推动了一股汉唐舞风的古典舞蹈研究方向，使得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多元状态。
其实，关于古典舞的争论始终都没有停息：什么是中国古典舞？古典舞应该是创造还是遗存？有没有遗存？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中国古典舞今后的发展引向深入。尤其是很多古典舞出身的编导和演员借用现代舞技法创作出一批具有古典意味的作品，更是颠覆了对中国古典舞的认识。比如著名编导高成明创作、青年舞蹈家刘震表演的独舞《轻、青》将那种空灵的气质以及绵延的气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更抽象地传达了某种古典精神况味。由此，再联想到台湾舞蹈家林怀民所展示给我们的某种古典情怀，不难想象，中国古典舞的今后将会有超越形式和技术、走向更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折射的深邃探索之路。
芭蕾舞：
民族化与当代化
作为外来的舞种——芭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主要是芭蕾具有一套系统严谨的教学体系，它对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体系和民间舞教学思路的建立都有极大的启发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是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的亲密关系，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使中国芭蕾错过了学习戴爱莲先生所传授的英国芭蕾流派以及其他流派的机会，使得俄罗斯流派芭蕾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惟一正宗流派。尽管如此，中国的芭蕾在短时期内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
1950年代连续两届在北京舞蹈学院举办的舞蹈编导训练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芭蕾演员和芭蕾编导。1957年至1960年间一气推出了由苏联专家排练的四部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海侠》和《无益的谨慎》，极大提高了中国芭蕾舞演员的表演水平和对芭蕾的认识，分别在这几部舞剧里担任主角的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只天鹅的白淑湘。跟随苏联专家学习的另一大收获是中国的编导借鉴苏联舞剧的创作模式，开始了探索中国民族舞剧的实践道路。可以看到两届学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对于民族舞蹈语汇的强调与对芭蕾舞剧结构方法的利用，整体上影响了几代中国舞剧编导的舞剧观念，比如以人物的独舞、双人舞作为塑造人物及关系的主要手段，以群舞以及风格性舞蹈来铺陈场面。中国芭蕾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成就恐怕应属《红色娘子军》，它的主演依然是白淑湘。它代表了中国编导对于创作这种民族芭蕾舞剧的驾轻就熟，对于如何处理戏剧冲突、塑造人物以及如何融合民族舞蹈语汇和芭蕾语汇的探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芭蕾表演和创作主要阵地之一的中央芭蕾舞团在团长赵汝蘅的带领下，走向了国际。中央芭蕾舞团不仅应邀赴世界各地演出，跳经典舞剧，同时也邀请来自法国、荷兰等舞蹈强国的知名编舞家为舞团编舞；更为难得的是中央芭蕾舞团积极尝试当代芭蕾作品和打造中国题材的当代芭蕾作品，显示了中央芭蕾舞团富有战略性的国际眼光和当代眼光。其中以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最有影响，芭团与英国著名编导阿库·汉姆合作的《相聚》在文化界引起的震动最大。中央芭蕾舞团的魄力还在于引进了皮娜·鲍什这样的大师级编导的作品，让国人看到当代舞蹈的种种新趋向，极大地推进了芭蕾的当代化进程。
就在去年，由年轻的现代舞编导王媛媛主持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诞生了。这个团的出现，给中国舞蹈界带来更有活力和更加前沿的气息。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新团就推出了《空间日记》、《霓》以及《惊梦》等好几台作品，马上一台由国外编导为舞团创作的新作又将问世。王媛媛的作品尽管使用了影像、对白等各种当代艺术手段，但依然能感受到她强烈的古典情怀。她对人生的敏锐体悟以及特有的女性的细腻，使她的作品在古典与现代交叉的人性层面中找到了某种贯通。相信王媛媛这个一直在中外游走的勤奋聪明的编导，将给中国芭蕾带来更多欣喜。
现代舞：
独立漫步
在1980年大连举行的第一个全国单、双、三人舞比赛上，独舞《希望》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个几乎裸体的男子，痛苦地在地上蜷缩、挣扎，表现出生命的痛苦和对希望的渴求。这个舞蹈以崭新的动作方式把沉浸在民间舞和古典舞中的舞蹈界震晕了，人们甚至不知道怎样将这个舞蹈归类。这预示着新的舞蹈潮流开始涌动，这股新潮裹挟着西方文化对人类身体的深刻认识，开始冲击舞蹈界的观念和视觉。
由杨美琪在广州率先举办的广东舞蹈学校实验班请进了一批美国现代舞专家，介绍美国现代舞的观念、动作体系和方法，开始撒播现代舞的种子。1990年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从实验班毕业的王玫和从香港归来的张守和共同组建了北京舞蹈学院的现代舞专业。金星远赴美国学习，回来后成立了北京现代舞团。她担任了三年的艺术总监，创作了《红与黑》、《向日葵》和1998年的《贵妃醉酒》，包括之前1993年她在保利大厦举办的《半梦》，在北京引发了关于现代舞的各种讨论。在上海成立了金星舞蹈团之后，金星不断地推出新的作品如《海上风》、《卡尔米娜·布拉娜》、《永远的现在时》、《上海探戈》和《迷魅上海》等作品。如果按照金星自己的话说，她的一生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在于她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这一点金星当之无愧。
其实，对于所有成熟的或还在摸索中的现代舞者而言，独立、自我都是他们个体生命和个人艺术存在的理由。但在艺术上真正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每个现代舞者都能够做到的，王玫是其中的少数人之一。她的一系列作品，让人看到她直面生活的勇气。她在《雷雨》中用舞蹈的方式解剖人性，在《我们看见了河岸里》反思潮流，在《也许要飞翔》中揭示挣扎。她的作品不是内省式的感悟，而是急风暴雨般的抗争。她的作品常常用料极简，但其中蕴藏的能量十分强大，快速的重复和夸张是她积累和传递能量的方式。她的激情、她的气魄、她的锐利都尽显其中。
如今担任北京现代舞团编导的高艳津子也显露了自身的特质。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冥想气质，独步生命，与生命对话。她总是在黑暗与亮光的交界处揣摩人内心的挣扎，探询生命的意义。尤其是近来的作品如《谈、香、行》、《三更雨》等等，缓缓地体验或享受着生命那一刻的静穆和反省。这种充满内省的特点，也让人感受到她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以及自己所持的信念，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的舞蹈呈现出强烈的东方气质。
编导文慧是一个坚定地走在中国舞蹈前沿的自由舞者和独立艺术家。从1990年代初的作品《100个动词》，到后来的《生育报告》、《身体报告》、《与民工一起舞蹈》等一系列作品看，文慧始终深怀着对现实强烈的忧患意识，艺术成了她关注社会、思考生活的方式，也给世人提供了一双观看社会和生命的眼睛，这也是她将工作室命名为生活舞蹈的原因。独特的人文视角是文慧舞蹈与众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另外，她的作品展示给当下的是舞蹈众多的其他可能性，其动作语汇、结构方式相对于国内的舞蹈创作而言非常前卫，她使用语言、音乐、影像、现代装置与身体动作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与西方当代舞蹈剧场类似而又有着独特中国内涵的剧场方式。
来自香港的曹诚渊是当今中国现代舞的主要推手之一，他除了自己担任编导以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现代舞的推广普及和教育当中。
60年的历程，回顾起来总是挂一漏万的，但重要的是舞蹈的世界越来越多元，个体的声音越来越明显，这体现了艺术民主和宽容之风的逐渐形成，这预示着舞蹈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