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血时代的生活，英雄崇拜也是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使本来苍白阳痿的生活，充满了光荣与梦想。张艺谋适切其时推 出了电影《英雄》。因为是《英雄》，而不是《大话西游》，所以，有理由将之作为一部有着许多精神与文化负载的作品来解 读。在张艺谋心中，它寄托了太多的承担，也对它投注了太多的考虑。那么，在《英雄》中，谁是英雄？张艺谋要告诉我们些 什么呢？

　　《英雄》中的人物，不分贵贱，个个都是“英雄”。弱者是勇者是智者是英雄，强者是圣者是哲人是暴君也是英雄。 前者是无名残剑飞雪长空，是死去的英雄，后者是秦王是唯一可以活着的英雄。

　　这些来路不同、命运迥异、立场对立的英雄，却由于“剑”字的相通，“天下”的共识，而获得了彼此的大理解，刺 客和暴君，也走上了意义相同的英雄路。这是一种很耐人寻思的逻辑。

　　读一读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看看古代中国最勇敢的行为和最圣洁的精神，是如何形诸文字，诛杀暴虐的。 不要忘记，易水的寒冷是由热血煮沸凝冻而成。荆轲同党田光，只因燕太子丹一句话：“愿先生勿泄”，便自杀守密。樊於期 也因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荆轲裹挟着同党的凛然与血性，为着诺言与人格，也为着对秦王与 燕太子丹的抗议，慷慨赴死刺秦。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就这样写上了中国的历史。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壮烈牺牲。高渐 离前赴后继，携筑近秦。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秦王令其阶下演奏以供取乐。高渐离筑中灌铅，艰难地实施 了第二次攻击，这是那位被宫刑的司马迁《史记》中的英雄。

　　刺秦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说其伟大，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义不容辞的时代，弱者以生命与人格去对抗强者，耻与 洁，信与义，在易水萧杀的风中，构筑了苍凉的伟大。

　　张艺谋应该是知道这一些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这些。但是张艺谋忘却了这些，他有意的忘却是为一种思想一种“媚 ”所累。惯于思想的张艺谋，在电影《英雄》中，把中华民族精神最凄绝最唯美的弱者之勇，把中国文学中最难得最圣洁最震 撼的血性传统，把中国历史上最血污最暴虐的一页，消弥在一种最“现代”也最谄媚的皇权臣伏之中。

　　那是一个怎样的秦王？他明察秋毫，置生死于度外，居然把剑扔给刺客。那是一些怎样的刺客？他们居然在剑锋及喉 之际深悟大义放弃刺秦。他们之间也曾因此自相残杀。三个不同视点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不管是从秦王口中说出，还是从无 名眼中现出，最终都归于三个字，“剑”和“天下”。

　　秦王对“剑”字的阐释，简直使他变成天底下最自欺欺人，也最蹩脚的哲学家。秦王对“天下”二字的彻悟，也正是 刺客们的境界所在。弱者与强者，庶民与暴君，以21世纪的思想追返，求得共鸣共识共处，灵犀相通。这是一个怎样的“天 下”？

　　张艺谋可以以“一统天下”的历史进步作为理由，以“共和”的理念，去返身历史虚构二千多年前刺客们的政治诉求 和人格反思，但这种虚构，不能以阉割中国历史和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千古绝唱、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代价。张艺谋赋予 “英雄”以21世纪最崇高的政治理想与最“共和”的“天下为公”，却割断舍去了《史记》在血污中卓绝的人文精神。没有 个人尊严和生命自由的天下，要这天下有何用？没有庶民的胜利的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吗？

　　一个生于中国，生于百年风霜雨雪的中国人，其作品就不可能拒绝思想。我最厌恶的就是思想，但我最无法割舍的也 正是思想。作家和艺术家最重要的不是技艺，而是思想。当时代需要艺术家发言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是他的艺术。

　　《英雄》的形式和制作是精美的，所有可能构成背景的东西不但美绝而且铺张。色块、场景、气氛和人物都唯美，力 求达到电影的最高标准。这里面囊括了张艺谋一以贯之的作风作派和他对电影美学的理解，集他多年艺术追求之大成。特别是 他对人物“洁净”飘逸的形式处理，使这部电影美轮美奂，但却难掩蔽理念的蹩脚和空泛。在形式铺盖下忘却了思想、历史、 传统和人，使得这部电影最终成为一部不可不看的“英雄”仪式,一部无法命名的英雄传奇，一个为司马迁和高渐离、荆轲们 所不齿的现代神话。

　　问题正在这里，既然已改写了历史的精华，既然已为秦王和刺客都寻找到一致的“共和”，既然天下本无事，秦王很 英明，都是刺客们横生事端，以一己恩仇误解秦王的暴政，那么，这个故事还有存在的意义吗？那一切都建立在沙之上！全部 的感觉就只剩下好看。怪不得张艺谋拒绝人们对《英雄》的思想阐释。好看是好看，由于炒作而票房兴旺也是好事，但我们对 中国电影的期待，又一次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