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原来讨厌被别人称为“娱记”。在我的印象里，“娱记”就是“狗仔”的代名词。但在与娱乐圈完成最初的亲密接触后，我有了其他的想法。

　　了解香港娱乐报道的发展史后，我知道狗仔是对娱乐新闻专业追求后的产物。当竞争让明星授意或公司策划的“娱乐通稿”已经让读者和娱乐记者厌倦时，武装到牙齿、新闻高于一切的狗仔便正式上路了。《三联生活周刊》在一期报道中为我们描绘了香港狗仔的工作

状态：西门被派采访一位同性恋男歌手搬家。第一天，就被发现的人用棒球棒追赶。逃出来后，他赶紧给上司打电话，上司没听完，劈头就骂：“你不会挺在那里被人打？又不会真的被打死，其他人拍下打人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登上封面，笨蛋！”

　　有点滑稽，但不可笑。国外那本狗仔生活的《我是帕帕垃圾》中，还有比这更惊险的故事。在回答“为什么会出现狗仔队”这个问题时，一个老狗仔说：因为明星们不愿说话，而报纸和读者需要更多的信息。

　　市场需要注定了狗仔和明星的冲突，也注定了他们的敬业。

　　谢霆锋成都之行时，一个内地老娱乐记者用笔记下了香港狗仔的专业和敬业。他们贴身采访、无孔不入：谢霆锋坐飞机，他们就坐飞机，谢霆锋坐车在前面跑，他们就包出租车在后面撵；谢霆锋住高档酒店，他们就赶快到同一酒店开房；他们抢时间争分夺秒，甚至不要出租车司机找零；他们为了在内地娱记面前挖到独家新闻，聪明地用粤语提问；为了工作，他们甚至一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顿饭。

　　虽然还有更敬业的例子(比如为采访到巩俐与她老公的新闻，有狗仔在她家门口守了8天8夜)，但这次记录还是让我震撼，我不仅看到狗仔的职业化，还感到了一个内地老娱记对同行的由衷钦佩之情。中国《新闻周刊》曾发出“狗仔队离我们有多远？”的提问，现在应该部分地找到了答案。

　　我并不是赞成香港“狗仔队”的所有做法，因为他们着眼艺人私秘及感情生活过度，“其他放两边，绯闻摆中间”。我还同情被狗仔施加巨大精神压力的明星，但这都不能否定我对狗仔的尊敬。他们的部分行为当然需要法制规范，但你无法在没有法制之前要求他们放弃。他们在工作，而工作就要全力以赴。

　　“狗仔是一种挖掘新闻要素的必备手段”。我赞同《明星周刊》黄爱东西的判断。还是那句话，从职业化的角度看，内地娱记现在的问题不是太狗仔，而是太不狗仔。

　　“狗仔但不八卦”，应该是娱记未来的方向。

　　再说一件事。张柏芝无法摆脱狗仔的追踪之后，打电话报警求助。应对得很专业。我以为，在一场不得不进行的猫鼠游戏中，双方都专业，游戏才会精彩。(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