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弘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劝诫中国的青年要多读外国书，我相信他是由于自己的切身体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的确， 由于生活习性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文化的传播载体————译著中体现出来的风格，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孔，它能提供 给我们更为震撼和深刻的阅读经验。被文化人津津乐道的思想者鲁迅、顾准、王小波等人，莫不从译著中吸收过丰

富的营养。 而作为思想和文化传播主要工具的译著，所承担的意义更是重大而深远。说起译著，一般对译文的要求是“信、雅、达”。至 于文字的推敲、语音、韵味等等，就更需要译者对原著的深刻理解和文字良好的把握。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对于某些译 者的轻率和不负责任深恶痛绝，他认为，翻译中的错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翻译者不用心，对于某些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不 认识，也不愿意查资料，随便派上一个名称，结果闹了大笑话，对于某些不太熟悉的读者也造成了阅读上的困惑和混乱。另一 种是翻译者本身学识不足，根本不足以担当某些图书的翻译却要勉强为之，结果在某些语种具有独特意义且不容易领会的地方 ，译者就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猜测译成中文。这类错误通常较隐蔽且不易为一般读者发觉，但一旦发生，与原文的差距 就无异于天壤之别。同样，日本文学研究专家许金龙对于某些译者的不负责任也表现出极大愤慨，他举例说，在大江健三郎的 中文译著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译者乱译一气，简直就是对大江健三郎原著的粗暴强奸。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提到 ，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哥哥给他念了查良铮先生译的普希金的诗《青铜骑士》，从此他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后 来，他又读到了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名著《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他认为，诗人们的译笔提 供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如果以此而论，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再创造，它不仅需要译者深厚的文化积累和 出神入化的外语种掌握能力，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细致严密的作风，更需要对汉语超强的把握能力。以我自己的印证来说， 我觉得王小波所言非虚，查良铮、王道乾先生的译笔真让人叹服不已。此外我还发现，董乐山、蓝英年先生的译著不论是译著 本身的价值还是文字，可以让人一看到他们的译著就买，买了之后也决不会后悔。像董先生的译著《一九八四》、《动物农庄 》，蓝先生的译著《日瓦戈医生》都是文学爱好者不容错过的读本。199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译著渐渐多了起来，常常出 现一本书多个译本的现象，那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更是如此。以系列大批量出版译著著称的出版社先有人民文学出版 社和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后来又加入了漓江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等。但是，就现在的情形 来看，优秀的翻译者并不多见，某些一哄而上的译著粗制滥造，翻译质量极其低下。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遇到过一些翻译不合 格后请人重译的作品，这里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它常常决定读者是否愿意把这本书读下去。因此，我尊敬那些严肃认真、 敬业的翻译者。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著名译”系列，就是那种可以一见到就买的书，无论是从阅读还是从收藏来说，都绝 不会让人失望。译林、上海译文的大部分译著，也都是可以信赖的。一位名人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与一位高尚的人谈话。 那么，读一本好的译著，不仅是与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更可以经由译者的再创造，重新领略汉语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