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称为“谜样的人物”的曹聚仁(1900、6、26-1972、7、23，浙江浦江人，今属兰溪)，在现代 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而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

　　他虽不治国学，但对国学却有极深的造诣和卓异的见解。二十二岁时就笔录了章太炎的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 版了《国学概论》专著，这本书先后印行过三十三版。为

此，章太炎门旌自悬，收下了这位年轻的弟子。二十三岁时，他即以 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资格，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二十多年的教授。

　　曹聚仁与鲁迅年龄相差十九岁，两人之间却并非泛泛之交，仅书信来往就有八十多封，《鲁迅日记》注明有四十三封 ，收入《鲁迅全集》中为二十五封。他对鲁迅的评价是“魏晋文章，托尼思想”，而鲁迅欣然默许。但他常说，他不想谬托知 己，也从不说鲁迅是我的朋友。

　　一九三零年代，他主编以乌鸦为标记的《涛声》周刊，在新闻报道上倡导“乌鸦主义”，自称只报忧而不报喜，被鲁 迅称为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张报纸。一九三五年，他力主抗日，与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等成为抗日救国会的十 一名成员之一。抗战时期，他携笔从戎，作为战地记者，第一个向中国和世界发出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二十年后， 又是他首次在几小时前，于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消息。他还曾为蒋经国在赣南的《正气日 报》主持过笔政，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

　　他平时总说自己“最不爱写文章”，但给后世留下的著作却多达七十余种，积四千多万言，除去记者、作家和教授的 身份外，涉及史学史料的就有三十四种，所以，他也该算是一个史学家。

　　在国民党一溃千里、共产党全面胜利之际，曹聚仁却别妻抛子，羁旅异乡，到香港独居了二十二年。他以一个自由主 义理想者的身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继续着他的“谜样的人生”。以至于有人说他负有特殊的统战使命，因为国 共两党都有他的师友。如邵力子是他的恩师，吴稚晖为他心折，蒋经国是知遇之交，陈独秀也颇有交往，毛泽东两次接见，周 恩来多次晤谈。相传他还想亲赴台湾，劝说小蒋“易帜”，让老蒋回到庐山“悠游山林，终老怡养”。他甚至建议让蒋经国与 陈毅在福州口外的川石岛上直接面晤，洽谈第三次国共合作事宜，后来只因时局变化，才努力未果。其间，他邀请相为知契的 朋友周作人撰写《知堂回忆录》，并在香港出版，为现代中国文化留下一笔珍贵的史料。曹聚仁晚年孤身只影，经济拮据，一 九七二年在澳门于贫病交加中辞世。死后骨灰归葬大陆，周恩来曾亲拟碑文为其盖棺论定：“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正是因为这谜样的人生，使得曹聚仁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而很难定位的人物，也让他招致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左 派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政客，而右派则骂他为共产党的间谍探子，似乎两头都不讨好。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他的自述《 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一书中，把曹聚仁描述成反动政府的暗探。杂文名家聂绀弩则公开点名叫他“看箭”。学者秦似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诗作中，还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之句。另一方面，也有人说他曲笔阿世，不讲实话， 如他五十年代末在国内采访时所写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和《北行三语》中，几乎到处是莺歌燕舞，生机勃勃。可当 时国内正遭受着一场天灾人祸的浩劫，引发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可在曹聚仁笔下出现这样不真实的歌功颂德式的报道， 却也让不少人对他产生了看法。所以，直到今天，曹聚仁这个人的政治角色依旧是云遮雾罩、扑朔迷离，而且直到今天，这种 谜样的面纱尚未完全廓清。

　　曹聚仁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原配王春翠，曾生育一女，早夭，后过继其兄曹聚德之子曹景辉；王本人三十年代曾出版 过一部散文集《竹叶集》，后来在曹聚仁故居兰溪蒋畈的三间老破屋里孤守空房一辈子，一九八七年病逝于萧山。第二个夫人 邓珂云，高中时即与曹聚仁相识，遂成为曹的红颜知己，一九九一年七十四岁时在上海去世。邓生育子女三人，长女曹雷，上 影厂演员，长子曹景仲，一九七零年死于张家口三线战备工作中，次子曹景行，一九八九年移民香港，现为香港凤凰卫视台时 事评论员。

　　曹艺

　　再来谈谈曹艺，因为与曹聚仁显赫名声相比，知道他胞弟曹艺(原名曹聚义，1909-2000)的人就不多了。 但对曹艺这个刚直耿介、坦荡无私的汉子来说，他的名气虽说赶不上哥哥曹聚仁，可一生中所遭受的坎坷磨难却远远超过了其 胞兄，正如大陆一个作家对他的评价“好人一生不平安”。

　　三十年代，曾有一桩文坛公案轰动上海：有一个名叫李的青年人在《涛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读鲁迅《伪自由书》的 感想，文章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那天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动着，鲁迅先生是老了！我 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以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到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 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站有早变了心的魏延。”

　　这本是一个文学青年对鲁迅充满深情与敬意的文字，想不到竟无意中刺痛了以背叛革命而名闻上海的杨人先生的神经 。于是，杨人写出《给鲁迅先生的一份公开信》，趁机向鲁迅发难。先是说李想作鲁迅先生的“孝子”，继而又猜李是鲁迅的 熟人或朋友曹聚仁，亦或是李又然的别名。文中最后幸灾乐祸地挖苦说：“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 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

　　鲁迅很快就发表了那篇有名的《答杨人公开信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先是收入了鲁迅编辑的《南腔北调集》，后又 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中。不过，多年以来，对李这个名字的注释，都是含糊其词的，至多也不过说“李，为三十年代青年 作家。”但具体是谁，又语焉不详。

　　李究竟是谁？几十年来，这成了一个难解的文坛悬案。直到五十年后的一天，曹聚仁的原配夫人王春翠才对外公开了 这一历史谜底：李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曹艺！其实，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 全国的时候，刚满十八岁的曹艺却在此时由CY(共青团)转为了CP(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月，曹艺担任总支书记的“ 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总支部”被暴露，他被蒋介石指名缉捕，为逃避敌人的追杀，曹艺逃亡东北，辗转朝鲜登上了开往日本的海 船，孤身异乡地亡命天涯。虽然他的人生信仰始终未变，不过，他再也未能取得党内的真正信任，也再没有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里来。从此，“叛党”、“叛逃”和“叛徒”等大帽子轮番往头上扣，也开始了他剪不断、理还乱的多舛人生。尽管如此，曹 艺依旧向往真理和追求光明。“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孤胆深入匪巢，动员抗战，以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感动了正欲射杀他 的土匪头子；在山西抗战前线，为把大队汽车撤回安全地带，他开着自己的一辆汽车来吸引日寇的机群低空追踪轰炸，由此得 到朱德总司令召见，并发展他为特别地下党员。再以后，他以辎重汽车六团少将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 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美军司令史迪威说他是“罕见的不怕死”的汽车指挥官，并向中国军方建议将他由上校晋升为少将。抗 战胜利后，他供职于联勤总部运输署，曾向地下党要求归队，但奉命继续隐蔽。解放前夕，他接受共产党的指派，以国民党少 将军衔策反国民党203师官兵起义。

　　但这样一个对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在建国以后，却运交华盖，流年不利，先是被安排在交通部当处长，后来成为一次 接着一次的“运动健将”，肃反运动时甚至被万人批斗后又戴上镣铐，蹲进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监狱。此后，又从交通 部部级专员降到南京航务工程学校去掌管图书。到了一九八五年，他是从南京以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身份退休的。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但也有令人难以忘怀、值得珍藏的回忆，那就是曹艺曾称自己三十年代在文坛上跑过龙套，有 杂文集《神仙·老虎·狗》(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行世，并与鲁迅先生也有过交往。据他回忆，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他从日 本流亡地回到上海的一九二九年。那时，他与其兄曹聚仁一起在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外与心中久仰的鲁迅巧遇，曹聚仁上前与 鲁迅亲切交谈，曹艺却怯生生地站立一边，心生敬畏，未置一词。第一次开口交谈，是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天，曹艺到内山 书店去打听一本新出版的日本剧作，但日文结结巴巴的说不清楚，刚好鲁迅过来，替曹艺向内山老板作了翻译。曹艺讷讷地向 鲁迅申谢，这也成了两人的交往之始。曹艺好读书，写得一手好散文，心中也积存了许多问题要向鲁迅讨教，如有关中草药的 ，关于成吉思汗的，关于梅兰芳的……但都没好意思张口。只有关于《颜氏家训》的一条，曹艺怀疑是先生记反了，当面问了 他，想不到鲁迅非常诚恳地接受了曹艺的意见，并写专文予以纠正(见《准风月谈》的“补空”和“正误”两条)。那篇遭到 杨人恶毒攻击的文章，实际上正是曹艺参加曹聚仁为鲁迅先生暖寿而举行的家宴上的感受。由此可见，鲁迅知晓和爱护曹艺这 个勤奋好学的晚辈是不言而喻的。

　　对此事，曹艺几十年来深埋于心中，从不与人言，他不是那种靠名人往自己脸上贴金并借以炫世之人。他说，得鲁迅 先生爱抚三年有余，但未成器，以后改文从武，一条道没有走到底。尽管王春翠对外公布了李之谜，但曹艺并不急于把李和自 己划等号，直到又过了十多年后，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一再催促下，他才不得已回信写清了自己与李之间的关系。人生的旅途 ，该有多少遗憾？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曹艺为了家国而投笔从戎的话，他会不会像其兄长一样，也成为一个“曹聚仁第二”式 的文化名人亦未可知？

　　“曹聚仁研究会”

　　之所以把“曹聚仁研究会”括以引号，是因为这个研究会现已属非法，这件事说来话长。是文化就会有传承，作为世 纪名人曹聚仁也一样。中共建国以后，曹聚仁本人及其著作在国内遭到冰封，好像在中国现代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文化人一 样。

　　曹聚仁去世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曹聚仁及其作品在海峡两岸也先后解禁，成为出版界的热点。 作为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著名报人曹聚仁，自然也成了学界关注的历史人物。二000年三月二十八日，曹聚仁研究会成立， 而筹备人与发起人是曹聚仁的一个小同乡、年纪不到三十岁的浙江兰溪人柳哲。柳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小就是一个“曹聚 仁迷”，他为家乡能出来一个像曹聚仁这样的人物而感到自豪。一九九六年三月，他辞去自己筹备创办、浦江县政府正式批准 的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怀揣着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两千多元钱，带着四十多公斤有关曹聚仁的图书资料，从浙江兰溪来到北京 ，以“北漂人”的身份来到北大中文系，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自费进修，在北大旁听了七年，为研究曹聚仁积累了不少相关的 知识，并自谦为“北大边缘人”。数年间，柳哲通过自己不懈的辛勤努力，整理出有关曹聚仁的资料近千种，收集有曹聚仁的 著作近百种，其中有二十多种是首次发现的佚作。另外，柳哲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关曹聚仁研究文章三十多篇，达二十余 万字。

　　谁都知道“京城大，居不易”。作为一介书生的柳哲，这种感受恐怕更深。七年来，他先后搬过十多次家，干过各种 杂活，有一次为打工挣钱，清理拆房后的旧砖块，手指头都磨出了血。为了推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对曹聚仁的学术研究，柳 哲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开始筹办“中国曹聚仁资料研究中心”，并得到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二000年三月二十八日，经中国 现代文化学会批准，“曹聚仁研究会”成立，中国新闻社也于同年四月十一日向海内外作了相关报道。这一年，他还协助中国 现代文学馆建立了“曹聚仁文库”。为了长期开展曹聚仁学术研究、纪念和宣传活动，柳哲还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北京听涛社 ”，以纪念曹聚仁主编的《涛声》杂志创刊七十周年。就在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二00二年的夏季，柳哲顶住各种压力，还 在北京的“万圣书园”举办了一个为时一个月《纪念曹聚仁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巡回展》，展出了他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读 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

　　就在研究“谜一样人物”曹聚仁的过程中，柳哲的目光也转而注意到了兰溪蒋畈，也就是曹聚仁出生的那几间破老房 。于是他呼吁修复曹聚仁故居，以保护孕育这样一个世纪名人的文化胜迹。作为曹聚仁胞弟的曹艺，则全力支持来自家乡的青 年柳哲的举动，对这样的呼吁，曹艺至为兴奋，表示高举双手赞成。可没想到的是，曹聚仁之女曹雷坚决反对修复曹聚仁故居 ，原因是她父亲生前反对，故她也反对。她还说，“曹聚仁资料研究中心”是人为制造的“中心”。因为其父“一生鄙弃名利 场上的追逐，对徒有虚名的事嗤之以鼻。真正懂得他的个性，就不会作出有悖于他生前愿望的事”。

　　侄女曹雷的话很使高龄九十岁曹艺不安，因为他与曹聚仁虽谊属同胞，但又是平生知己，兄弟二人无话不谈，无秘不 共，他应该是曹聚仁的真正知情人。曹艺快人快语，乐于助人，凡愿意研究曹聚仁的人，他都愿意竭尽可能提供史料，乐于其 成，而决不秘以自珍。他常说，多一个人宣传我哥哥，有什么不好呢！当时，他按捺不住激动，不顾酷暑，提笔为文，与其说 是对报界、不如说是对曹雷慷慨陈辞：“曹雷与父亲相处的日子太短了，不过十岁就离开了父亲，这有利于她独立作战，她的 学业与事业成就，是一点也没有沾父亲的光辉而获得的，但却也没有和父亲共过什么患难，所以她的“父亲的最后日子之类的 文章，总是苍白枯燥，令人丧气的。对父亲的故居，她连门闩也未摸过，自然谈不上该正确对待了。”比起与曹聚仁只生活过 十年的曹雷，曹艺自然对曹聚仁的个性更了解。曹艺认为，修复故居，激励后人，应该是件好事，为了发掘和追溯曹聚仁的内 心世界，老人还捐出了曹聚仁写给他和原配夫人王春翠的二百多封珍贵来信。

　　可惜的是，曹艺老矣，无力回天。直到生命终结，他对家乡那三间老屋的最后心愿也未能了却。更令他生前无法想象 的是，连他生前鼎力相助的“曹聚仁研究会”，都在他去世两年后，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注册为由，宣布为非法社团而寿终正寝 了。

　　来源：《华声视点》作者：韩三洲